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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三藏添新典 时中协太和——记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编者按:

把儒家典籍系统汇集编纂,这是新世纪中国的一个浩大的学术文化工程。备受关注的北京大学《儒藏》工程于2003年立项,先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或影响较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在近500位学者的努力下,到今年6月,《儒藏》精华编已出版到100册。值得注意的是,《儒藏》的编纂本身也是一个学术文化研究的过程,10多年来,它的经验在儒学研究、古籍整理、出土文献研究等领域都产生了成果和影响。为此,本刊将陆续推出《儒藏》大家谈的内容,本期首先关注的是《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


人物简介:

汤一介先生1927年生于天津,父亲汤用彤是佛教和道教研究大家。他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等。主要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汤一介先生家学渊源深厚,几十年来致力于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不曾停歇,更以高度的责任感在古稀之年担负起《儒藏》编纂重任。先生著述丰富,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等一系列著作,并主编了《道家文化研究丛书》、《国学举要》等丛书。


民族复兴需要文化支撑

“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在6月的《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尽管有医生叮嘱不能多讲话,但87岁高龄、重病在身的《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在面对与会学者专家和媒体的时候,依然诚挚地表达了他的感谢和心愿。

从2002年北京大学启动《儒藏》项目申报、2003年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立项开始,《儒藏》的编纂工作已经紧锣密鼓地进行了10多年,今天,它仍在继续着。近日,本报记者走进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虽然正值暑假,这里仍有工作人员值班联络。编纂中心的书架上一排排《儒藏》精华编整齐竖立,古朴的藏蓝色封皮、整齐的竖排文字,无不显出其厚重之感,而这厚重背后凝聚的是汤一介先生与他的《儒藏》编纂团队乃至所有参与者的艰辛努力。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汤一介先生在他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始终热爱并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他就萌生了编纂《儒藏》的想法。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有儒、释、道三家并存的说法,自宋代以来,历朝对《佛藏》、《道藏》进行编纂,而儒家思想文化典籍却始终没有这样一个堪称“藏”的体系,这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汤一介先生认为,《儒藏》的编纂对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从经典体系看,儒家传承的“六经”是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精华,以“六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哲学、宗教、伦理、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今天,要全面研究阐释儒家思想文化的当代意义,有一部汇集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在汤一介先生眼里,中华民族的复兴要以文化的复兴作为支撑,编纂《儒藏》首先源于他作为“一介书生”的文化使命感。他说,“编纂《儒藏》不是为了装点门面,而是为了在这即将到来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继往开来,创建中国新的文化,并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是为了给广大读者提供能了解和利用的儒典大文库。”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今天,要提倡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在这方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儒家思想文化必不可少。通过《儒藏》的编纂,“重新回顾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源及其不断发展的历史,必将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发挥重要作用。”汤先生说。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先生经常谈到他的祖父颐园老人(汤霖,编者注)的一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是他一直秉持的家训。在2009年4月《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研讨会上,他说,《儒藏》工程是难度很大的事业,正因为它困难,我们不能不做;正因它的意义很大,完成它就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在《儒藏》部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存山看来,没有这样一种精神,汤先生便不可能去承担《儒藏》的编纂任务。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种精神,进而成为编纂团队所坚持的精神,从而带动了参与这项工程的所有人员。

那么这个“事”到底有多“难”呢?下面的数据或者可以说明问题。

《儒藏》精华编中共收录中国历史上有关儒学的传世文献和出土简帛文献500余种,编为282册;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儒学文献150余种,编为57册;共计约2.3亿字,339册!截至目前,精华编累计出版100册,编纂工作计划在2017年完成。而扩展为全本后,数字还将成倍增长,其中收录的历代中外儒家典籍文献将达到近3000种!

从编纂体例等具体工作上来看,如此大的规模,在我国的古籍整理中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专家学者们为此进行了大量研讨。中国历史上历代都有整理汇编儒家经典的举措,如唐代孔颖达主持编撰的《五经正义》、宋代合并刊刻的《十三经》、明代胡广等纂修的《四书大全》、清代阮元主编及主持校刻的《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等,尤其是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囊括了3000多种典籍。但这些均不能说全面和系统。而到了现代,儒家典籍整理出版非常丰富,但这些典籍并不是经过系统整理的大文库,而且多以影印本的形式出版,不仅普通读者阅读困难,专家学者查找资料也颇为费力。鉴于这种情况,《儒藏》该怎么做?

汤一介先生家学渊源深厚,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是20世纪中国佛教和道教思想研究大家,其佛学研究力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在学界影响深远。汤一介先生秉承家学,也对佛教和道家思想颇有兴趣。他阅读研究佛教文献利用的很重要的典籍就是《大正藏》。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曾以《赵城藏》为底本,补以其他各种佛典善本编成《中华大藏》,对保存和研究佛学文化具有很大意义。但阅读佛典和研究佛学的专家、学生以及佛教的信仰者、有兴趣于佛学者,还大都利用日本出版的这部《大正藏》。为什么呢?因为《大正藏》有断句(尽管有错误),有校勘记,便于使用。学者们往往是在利用《大正藏》发生字句上的问题的时候,才会去参考影印本的佛典或其原本。有鉴于此,汤一介先生认为《儒藏》的整理应采用繁体标点加校勘记的形式,并且要能够制作成数字化的电子文本,以便于检索。这个整理形式,对于阅读研究儒家典籍、儒家思想无疑是极为便利的,是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的,但也相应地极大地增加了整理与出版的难度。

对质量的高标准也是“难”的原因之一。季羡林先生生前曾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汤一介先生对《儒藏》质量的要求极其具体和严格。比如,校点者在校点之前必须仔细考察所校点书的版本源流,要保证选最好的底本,明确校点者是第一责任人,严格遵循校点的体例,不直接用现在出版的整理本作为底本,电子版稿件要保证错误率在万分之一以内等等。《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杨韶蓉老师告诉记者,精华编的工作流程和审稿制度非常严格,需要经过样稿审读、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并签章、中心初审、中心通审、出版社编辑和排校、校点者复校、通审人复审、中心检查把关等10多个环节。

此外,《儒藏》的编纂工作并不局限于中国,汤一介先生说:“这样一个工程,是一个跨国界的工程,我们联系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者一起做。它不是一个小的跨国界工程,而是一个大的跨国界工程。所以,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正如《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北京师范大学韩格平教授在“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所讲到的,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重要分支,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长期流传,相关学者辈出,研究论著丰富。《儒藏》精华编置了韩、日、越之部,邀请三国一流学者共同承担编纂任务,不仅使得《儒藏》成果本身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有助于整合各方面学术资源,推动中、韩、日、越等国的儒学研究。

期待伟大工程的实现

今年的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参加北京大学纪念“五四”活动时在北京大学新建人文学苑看望了汤一介先生。在这次会面中,汤先生介绍了有关《儒藏》的情况,并希望继续把《儒藏》的全本完成。在6月《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上,他同样提到,“因为如果不完成全本的话,就说明《儒藏》并没有完成,只是完成了部分,所以我们必须继续努力,把全本完成。”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邬书林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这个民族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果不首先在文本上、在研究上给它一个精准的记录、描述,并且与时俱进地把它表达清楚,这个民族文化的根是很难存在的。我们这个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三千多年精准的文字记载历史,有过繁荣富强,有过积弱积贫,有过文化的辉煌,也有过对文化的破坏,这些都和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怎么把它研究透,使我们更好地用文化来支撑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所以,把儒家的思想典籍通过编纂《儒藏》全面准确地而不是片面地出版好、研究好,意义重大。

今天,汤先生依然笔耕不辍,正如他在不久前《汤一介集》出版时所说的那样,“我想继续再写文章,讲我自己的感受,讲我对人类社会的理解,讲我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或哲学工作者,最主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提出问题,供大家参考,而解决问题则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我应该继续努力把我想的问题提出供大家讨论,这样才不负一个学者、一个教师的责任。”

义不逃责,汤一介先生心系《儒藏》的背后是一种情怀,是对伟大时代的一种责任和担当。这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情怀、责任和担当,更是对当代文化建设乃至对于历史的情怀、责任和担当。对于《儒藏》,耄耋之年的汤先生始终怀有一个愿念: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努力,努力早一点把这个伟大的工程实现。

 

(感谢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对本文采写的大力支持)

 

转载自《人民政协报》(2014年8月11日 09版)

来源网址:http://www.rmzxb.com.cn/c/2014-08-11/36152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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