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汇总，简便易读

“为什么要编纂《儒藏》？因为《儒藏》是继承和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项目。”魏常海教授一开始就向我们介绍了《儒藏》编纂的必要性。“《儒藏》的编纂并不是无意义和价值的。相反，《儒藏》工程有其自身的重大意义在里面。之前儒学文献都是零散化的或影印式的整理，而《儒藏》是系统性规模化的整理和编纂，是更有价值的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魏常海解释道，在进行儒学研究时，若儒家经典著作都汇总起来并形成一定规模，对于研究者来说引用时将会非常方便。如日本的佛教典籍《大正藏》，因其将重要的佛教典籍汇总起来编成，内容十分广泛和完整，为佛学研究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所以在中日韩都得到普遍使用。

据魏常海介绍，为展现儒学发展的全貌，保证《儒藏》所收集的儒学文献的完整性和广泛度，北大开展进行了跨国际的交流与合作，选收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儒家经典。儒学是超越国界的，在往昔的汉字文化圈里，儒学曾占重要地位，影响着这些国家和地域的文化，所以选取和编纂这些国家的儒家经典也是很有必要的。如今《儒藏》“精华编”中越南有两册，日本有十八册，韩国有三十多册正在交稿，相信在不久的以后会陆续出版。

“在《儒藏》的编纂工作中，我们采取了很多现代手段来校勘和排印儒学文献，”魏常海说道，“儒学文献的电子版和以前的影印版相比较，显然在查阅和研究方面更方便。”北京大学在《儒藏》编纂过程中用现代手段整理和校勘文献，施加新式标点，以繁体竖排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会更加方便，同时还便于制作电子文本进行全文检索。

严格把关，审稿不倦

魏常海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文献编纂的质量，《儒藏》项目组设置了多个环节对初稿进行审查，分别是初审、通审、出版社责编审稿、复校复审和质检等，其中又细分为十几道工序。在这些环节和工序中，稿件的质量得到严格把关。责任编委在全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大，对每一道程序都要复核，不合格的稿件要退稿或退改。魏常海结合自己十余年《儒藏》的编纂工作谈道，前期对于具体的运作方式的不断完善，《儒藏》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责任编委，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有些是心里的默契，不一定能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相信在《儒藏》“精华编”编纂完成后，在编纂全本《儒藏》时效率会提高一倍。

《儒藏》工程开展十多年以来，众多学者兢兢业业、不辞辛劳、通力合作，以严谨负责的态度确保《儒藏》“精华编”按时高质完成，推动后续工作稳步前进。“在编纂过程中，各位学者齐心协力克服了不少困难和挫折，总结了不少经验，但仍然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比如，部分儒学文献的孤本和善本难以在国内找到，不得不去国外搜寻；急需组织和培养年轻的校点人才以接替老一辈的编纂人，建设合理的人才梯队”，魏常海说，“接下来《儒藏》全本的完成还需要更多青年才俊的加入，仅仅靠老一辈学者很难保证《儒藏》全本的完成。”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如今，《儒藏》“精华编”已出版了整整100册，藏蓝色封皮、烫银的大字，格外悦目。作为这部集儒家文化精髓的浩瀚工程的编纂小组的负责人之一，魏常海感到非常光荣和骄傲。同时，对于《儒藏》所取得的成就，魏常海深情地回忆起了汤一介先生。“没有汤一介先生，就没有《儒藏》。”魏常海说，“从《儒藏》的立项一直到整个编纂体例的策划、论证，汤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一直全身心参与，甚至很多事情都是他亲力亲为，这让我们特别动容。每每想到这些，无论编纂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曾有一丝懈怠。”他常常用汤一介先生的话来勉励自己，“中华文明之所以没有中断，就是因为有经典存世。编纂《儒藏》，关系到中国人的文化自强、文化自信。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对国家、民族的担当与职责。”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浩大的《儒藏》编纂工程凝聚着每一位参与《儒藏》编纂工作的学者的心血和奉献，一部部印刷出版的《儒藏》正是学者的使命担当和奉献精神的写照。《儒藏》的完成将使中国拥有一部最齐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转载自《北京大学校报》（第1407期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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