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內容提要】本文以《史記》中記載的周公故事爲硏究中心，抽繹出《史記》中所構建的周公形象的幾個特質，揭示司馬遷所用的史料來源，並比較分析司馬遷在《史記》中對這些史料作了怎樣的取捨與修飾，用於對周公故事的組織與敘述，並以此推演其義，以他當時通行易曉的文字，爲我們建立起了一個經學上周公作爲聖人的形象。《史記》對周公故事的演義，對後世周公聖人形象的建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演義”者，其本義爲推演其義，東漢光武帝時范升在奏語中貶斥周黨等人“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西晉時潘岳《西征賦》云“靈擁川以止鬭，晉演義以獻說”，此篇收錄入《文選》中，呂延濟注云：“靈王時穀、洛二水鬭，將毀王宮，王欲擁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長人者不隳山防川。今吾執政，實有所僻，而禍夫三川之神。’賈逵曰：‘鬭者，兩水會以相鬭。’演，廣也。故云演義獻說也。”太子晉引證古之共工、鯀、禹等人之事，並推演其義，來說明“不防川”（不堵截河流）的道理，認爲是周靈王政有所失，才導致穀、洛二水相鬭之禍，詳見《國語·周語下》。以上所引乃“演義”一詞的初始含義，即推演、講申其義，在這個意義上，“演義”一詞亦可寫成“衍義”，演與衍通。唐代蘇鶚著《蘇氏演義》，宋代真德秀有《大學衍義》，或考釋名物，或解經時講申、推衍經典之義，此外還有許多冠名“演義”的書，書名中使用的“演義”一詞，仍未遠離其初義。
至明代以《三國志通俗演義》（即今爲大家所熟知的《三國演義》）爲代表的大量以“演義”爲書名的歷史小說作品出現以後，“演義”成爲了一種爲廣爲人知的文體。對於“演義”作爲一種文體的研究，現代的研究者們對此並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對這一文體概念的定位和解釋，搖擺在“歷史”與“小說”之間，處於兩個極端，一端認爲“演義”是對歷史著作的通俗普及，另一端則認爲“演義”完全等同於通俗小說。大部分學者則傾向於視之爲一種介於歷史與小說之間的通俗文體。總體而言，作爲文體的“演義”，其重要特點有三：一是依傍於史書、史事增飾而成，“依史以演義” ，二是以時人通俗易曉的語言文字來敘述，“蓋欲讀誦者，人人得而知之”，三是寄寓着某一主旨或可申之義在其中，“因事而悟其義”。
可見，即便作爲文體意義上的“演義”，引據、依傍歷史來進行敷陳、演申其義仍然是其最重要的特徵，這和《西征賦》中所言太子晉“演義”之初始含義，仍然血脈相通。也許正是洞悉這一點，章炳麟1905年在《洪秀全演義序》中，把戰國諸子在敷陳、演申己義時，雖然基本本於典籍但卻爲我所用有所增飾地講述古史的作法，視之爲演義之萌芽：
“演義之萌芽，蓋遠起於戰國，今觀晚周諸子說上世故事，多根本經典，而以己意飾增。”
也就是說，“演義”不是一個新事物，甚至是老套的。這也正是筆者之所以使用“演義”一詞，來指稱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周公故事的組織與敘述。我在這裡要揭示的是，司馬遷是如何依據史料或史著，以他當時通行易曉的文字，爲我們建立起一個怎樣的周公的形象，其中又蘊含着司馬遷欲申說的何種之義呢？
周公是周初歷史中的重要人物，對周初乃至歷代政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春秋末年的孔子，對周公的敬仰與贊賞已溢於言表，後世儒家更是對周公推崇備至，視之爲聖人，直與常被稱頌的文、武相並列。後世的這種周公形象，當然並非一書、一人或一個時代就能塑造完成，但生活在西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在《史記》中對於周公形象的建立，無疑是非常值得我們重視的，其意義不僅是經學上的，在史學和歷史編纂學上亦頗爲重要。
《史記》中涉及周公的記載，主要見於《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燕召公世家》、《管蔡世家》、《衛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晉世家》、《蒙恬列傳》，所記周公之事，若加以概括則有：①輔佐武王伐紂，有功而封於魯；②武王生病，周公禱代武王死；③武王死後，成王少，周公攝政當國；④誅伐管叔、蔡叔、武庚平定東方之叛；⑤成王生病，周公禱代成王死；⑥輔佐成王，制定周禮等等。這些事情的記載，各各詳略不一，在《史記》中被反復提及強調、受到重視的程度也很不一樣。在此，我們要考查的是這樣一些事情：雖然沒有詳盡的細節記述但卻多次被反復提及的，雖然沒有被反復提及但卻濃墨重彩地進行了渲染的——《史記》中周公形象的特質正是通過這些事情而得到塑造。從這一思路出發，有三件事無疑進入我們的考查視野，一是成王年少時周公攝政當國，二是周公東征平定管、蔡東方之亂，三是武王生病周公祈禱以自身替死。
在《史記》記載周公之事的諸篇中，以《魯周公世家》所記最爲重要和詳盡。下面，讓我們主要依據《魯周公世家》，來考查司馬遷對上述三事的敘述，以及通過這種敘述所塑造的周公形象。從史料來源上考查，毫無疑問，《魯周公世家》關於周公的敘述主要是依據於《尚書》中的《金縢》篇。今本《尚書》雖然在魏晉時經人重新編纂而有所竄亂增添，但《金縢》篇在漢代已早有流傳，無論是今文還是古文均有注家解釋，今本《尚書》中的《金縢》篇當即漢代流傳的《金縢》，也就是說是司馬遷所看到的版本，不屬於已被清代學者證僞的“僞古文”部分。
從文體上看，《金縢》的作成雖然不在周初而可能較晚，或在春秋末甚至戰國時，但此篇所記內容當本於周史文獻檔案，應該視爲較爲可信的史料。《金縢》所記內容，則均直接涉及上述三事，且全部被司馬遷採入《魯周公世家》之中。但是，《史記》在採用《金縢》的時候卻在個別地方作了一些改動和增飾。《史記》在採用《金縢》時，把《金縢》中一些難懂的字句作了爲時人易曉的通俗性翻譯和轉換，不過這個並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因爲這個是《史記》全書的通例，不獨《魯周公世家》如此，《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在採用《尚書》中的相關內容時均是如此。那麼，相較於《金縢》，《史記》中被我們所看重的改動與增飾都在哪些地方呢？其重要性何在？
首先看成王年少時周公攝政當國一事，其中周公攝政當國時成王的年齡問題。《金縢》中僅言：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這段話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被司馬遷是這樣理解和敘述的：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
《金縢》其實並未直接明確記載武王死後周公攝政當國時成王的年齡，後人多從管、蔡流言“公將不利于孺子”這一句中的“孺子”之稱來說明成王年少，例如僞孔傳云：“孺，稚也。稚子，成王。”司馬遷大概也是這樣去理解的，在敘述周公攝政當國提及成王時，在《周本紀》、《魯周公世家》、《管蔡世家》、《衛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中均言“成王少”，在《燕召公世家》中言“成王既幼”。但在《魯周公世家》中不僅言“成王少”，緊接着還增加了一句“在強葆之中”，補充強調說明成王不僅是“少”或者說“幼”，而是極幼，尚處於需人背負的狀態，而這是《金縢》中所沒有的內容。司馬遷此處插入的補充說明，倒也並非憑空杜撰，而是來源於漢代《尚書》今文說，《尚書大傳》就說武王死，成王幼，“在繈褓”，《淮南子·要略》說“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繈褓之中，未能用事” ，《大戴禮記·保傅》也說“周成王幼，在繈褓之中”；而從後世所引《尚書》古文說以及哪怕綜合今文和古文來看，成王即位時的年齡都不在襁褓之中，可能年已十三。從各方面考查，古文說的看法當更接近事實，即便是清代極力推崇今文說貶斥古文說的皮錫瑞，也承認今文說成王在繈褓之中爲誇大不實之辭，“實形容已甚之辭，……成王當武王崩時，亦非甚幼”。今文說對成王年齡誇小的解說，實際與《史記》對周公形象的尊崇與維護相關，司馬遷雖曾學於治古文《尚書》的孔安國，但他在這裡採用了並不符合實情的今文說，在《史記》中對採自《尚書》的內容加以增飾，也正是這一原因。
其次再看周公東征平定管、蔡東方之亂一事。《金縢》中說“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我們且不說這一段文字其實今、古文說的解釋有天壤之別，意義迥異；即便按照司馬遷所用今文說把“周公居東二年”作爲周公東征誅伐管、蔡來理解，也會發現相較於《金縢》，《魯周公世家》在述及這一事件時增加了“周公奉成王命”。增加的這一句說明如此重要，以致於《史記》在他處述及周公誅伐管、蔡時，無不提及，如《殷本紀》說“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周本紀》說“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管蔡世家》說“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衛康叔世家》說“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宋微子世家》說“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而《金縢》中，卻並沒有周公東征是奉成王之命的記載，我們倒是在《尚書》的其他一些篇章中看到政命往往出自周公而並非成王。顯然，《史記》對周公東征誅伐管、蔡乃是奉成王之命作了著重強調。雖然這裡我們不能確定《史記》強調的“奉成王之命”，是來源於《尚書大傳》等今文說還是司馬遷本人，但這是《金縢》中所沒有的內容卻是肯定的。
最後再看武王生病周公祈禱以自身替死一事，這其實是《金縢》一篇的主要內容，述武王生病，周公祈禱以自身代替武王去死，後來成王發現周公的這篇禱詞而感念周公，執書以泣。此事在《史記》中雖未被屢次敘述，但其豐富的細節卻全數爲《史記》所載錄，顯然這被《史記》目爲能彰顯周公之德最爲重要的素材。但是，《史記》在採用《金縢》這一篇內容時，卻又在首尾之間插入了成王生病而周公禱祝代死一事，其事與武王生病周公祈禱以自身替死一事非常類似，述成王生病，周公禱祝代成王去死，後來成王見周公禱書乃泣，成王與周公君臣之間盡釋前嫌。《史記》增加的這一故事，完全是《尚書》中所沒有的，也並不見於先秦其他文獻記載，故後來學者有認爲是《金縢》一事之誤傳，也有認爲其事或別有所出而爲司馬遷所本。實際上，周公爲成王禱祝代死一事，仍然是從漢代今文經說那裡流傳出來的，司馬遷對這一並不見載於先秦典籍的故事的採信，依然與《史記》對周公形象的塑造有關。
如前所述，在對《尚書·金縢》內容的解說上，今、古文經說有着迥異的觀點，如《金縢》中“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後世古文經說則解爲周公被成王所迫而避居東方，成王抓捕了當初參與周公攝政的屬黨；又如周公攝政當國時，古文經說認爲成王年已十三，絕非在繈褓之中。今、古文經說上的這些巨大差異，源自各自不同的解經取向。《史記》在講述周公故事時要採用今文說，而沒有完全遵從《尚書》中的本來記載，是因爲司馬遷要在《史記》中尊周公，要維護周公的聖人形象，而周公的聖人形象的具體表現，則是在儒家的君臣之義（武王和周公、成王和周公）和兄弟之義（武王和周公、周公和管蔡）上，這就是《史記》在周公故事中要闡發的“義”。顯然，說成王處於繈褓之中，會使得周公攝政當國更具合理性；說周公東征誅伐管、蔡乃是奉成王之命，會使得周公以弟之身份而誅兄長管叔更具正當性；至於周公親自禱祝代成王死，則進一步彌縫了周公與成王之間的君臣之隙，突出周公的聖人形象。也就是說，《史記》中所要力圖建立的周公形象，其目標是一個經學上的周公形象，而非史學上的周公形象。我們今天已經把《史記》視作一部偉大的史書，但是從其最初的寫作目標來看，它有着強烈的經學屬性，司馬遷把自己和《史記》，是直接與孔子和《春秋》相聯繫的，這在《太史公自序》中很明顯：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顯然，從經學的角度，歷史的真實並不是第一位的，聖人之義才是最重要的，“真”在這裡要讓位於“義”。
有學者指出，從西周金文材料和《詩經》看，周公的形象和地位並不如後世那樣高大和重要，其名字在銅器銘文中提及不多，在西周史官眼中遠沒有召公重要，尤其是成王親政後信用召公，周公不得不引退，在西周政治舞臺上的影響亦愈見式微。視周公爲聖人而加以推崇，大概是從孔子開始的，並得到戰國以後儒家繼續推崇，一直延續到西漢的經學家（最重要的又是今文經學家），也就是說，對周公的推崇，在儒學上是有其傳統的。從《太史公自序》中所述周公----孔子----太史公這一綫條看，司馬遷是完全接受這一傳統的。此外，司馬遷對周公的推崇，還可能受到父親司馬談的影響，這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記司馬談臨終遺言裡可見端倪。這樣看來，司馬遷心中的周公形象，可能在《史記》的撰著之前就已形成，而不是撰寫《史記》時研讀記載周公的典籍與文獻之後建立的。如果這個推斷成立，司馬遷在撰寫《史記》時則可能會按照自己心中已有的周公形象，來選擇利用和釋讀典籍文獻中對周公的那些記載文字。
從孔子時代一直到西漢，儒家對周公的推崇雖然有其傳統，但並非不存在着挑戰。記載周公的那些文獻典籍，其釋讀的歧義與多樣性可能一直存在，不獨至古文經學的興起才有，《尚書》中的篇章透露出周公不僅攝政可能還稱了王，《逸周書》中也有武王病中欲傳位於周公的記載，《荀子》中說周公屏蔽成王還登上了天子之位，而周公專政之後與成王之間的矛盾更是屢見於書，這一點連《史記》也不諱言。這無疑會對儒家所樹立起來的周公聖人形象起着消解作用。但周公的聖人形象最終還是在後世被完全建立並長久保持，對此，應該說，《史記》中對周公故事的敘述與演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