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第103册，2018年11月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册收录了经部群经总义类作品三种，即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及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下文分别予以介绍。

一

皮锡瑞（一八五〇——一九〇八），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县（今属长沙市）人。光绪八年（一八八二）顺天乡试举人。综皮氏一生之事业，在著述与教育两端。先说教育。光绪十六年，皮氏主湖南桂阳龙潭书院讲席，时间较短。当年即回长沙，参与思贤讲舍、思贤书局之创办。十八年，始主南昌经训书院讲席，历时七年，培植人才甚众。二十四年，参与创建南学会，主张改制变法。二十五年，因同情戊戌变法，被御史徐道焜弹奏，革举人，交地方官管束。遂居长沙，被同年陈家逑聘为西席，课其子陈绍箕。二十八年，县令苏宣烈聘其创办善化小学堂，始出门任事。先后曾在湖南高等学堂、中路师范学堂、长沙府中学堂讲学，还曾任长沙定王台图书馆纂修。京师大学堂屡次延聘，皮氏均辞谢。学术方面，光绪十三年，皮氏始专治经学，从事撰述。皮氏治经，宗西汉今文经学，尤精《尚书》，服膺伏生，名其所居曰师伏堂，世称师伏先生。陆续撰有《尚书大传疏证》《古文尚书疏证辨正》《孝经郑注疏》《史记引尚书考》《郑志疏证》《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今文尚书考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鲁礼禘祫义疏证》《尚书中候疏证》《驳五经异义疏证》《汉碑引经考》《王制笺》等书，后汇编为《师伏堂丛书》。（以上略据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

《经学通论》

光绪三十三年思贤书局本

皮氏尝教人曰：“经学当守家法，词章必宗家数。”（《年谱》第24页）皮氏不仅言传，而且身教，即使经常反驳其观点的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也认为他的著作符合经师须具备的六条标准：“审名实，一也；重左证，二也；戒妄牵，三也；守凡例，四也；断情感，五也；汰华辞，六也。”章太炎以戴震之学为权度，将清末经师分为五等，并置皮氏于第二等，其考语曰：“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孙星衍），下规凤喈（王鸣盛），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也就是说，章太炎虽然不同意他的经学主张，但认为他所疏通证明的确实是今文家的学说，功不可没。

《经学历史》《经学通论》是皮氏晚年任高等学堂、师范学堂讲师时，为教授诸生所撰写的教材性质的著作。

《经学历史》一卷，撰于光绪三十一年，以时间为轴，将孔子以降直至清末，分为经学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复盛十个时代。虽仍秉持今文家的立场，但对于各个历史时代的学术特点总结到位，评述客观，论点公允，对于古文家的成绩也不任意抹杀。而且全书篇幅短小，行文流畅，提纲挈领，所以自光绪三十二年首刊于长沙思贤书局之后（收入《师伏堂丛书》者即此本），便作为经学的入门书广为流传，多次印行。1928年周予同先生详注此书，出版后颇受好评，《经学历史》也因此更加风行，迄今仍是学习经学的必备参考。此次整理即以初刻本为底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2004年重印的周予同注释本。校点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袁雯君女士，审稿人为已故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陈新先生。

《经学通论》撰于光绪三十三年，以五经为题，每经一卷。皮氏因《经学历史》“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学之门径”，因更编纂此书。在自序中，皮氏申明治经六义：“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皮氏持此宗旨，对于各经的产生流传、篇章多寡、大义所在、历代注释考订之得失优劣，并以经致用之法门，一一详说博辩。言必有据，材料客观，如论《周官》的产生时代、《春秋》三传优劣等，观点也不偏激，多为现当代学者引据。此书光绪三十三年初刻于思贤书局（收入《师伏堂丛书》者即此本），1934年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又据排印本影印。此次整理，即以初刻本为底本，在有疑处作本校、他校，标点则参考了中华本。校点者为山东省图书馆金晓东先生。

二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原名祖诒，字广夏，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康氏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此处不多介绍。

《新学伪经考》成书于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是康有为的代表作，是一本以文献辨伪为目的的考据专书，大旨谓秦始皇焚书，并未殃及六经，六经实未亡缺；所谓古文经，皆刘歆之窜乱伪撰。康氏认为，《史记》经说足证伪经之伪，而西汉以前之书能佐证古文者，皆因刘歆校书中秘之际，欲佐王莽篡汉，于古书多羼乱。刘歆以后之书，如《汉书》《后汉书》《经典释文》等则多受刘歆之欺，康氏皆为之一一证明。

对于此书的评价应分为两个层面。从纯学术的层面来看，此书论证过于武断。如同样身为今文学家的皮锡瑞，于光绪二十年得此书，“以其说皆从今文，以闢古文，所见相合。惟武断太过，谓《周礼》等书皆刘歆作，恐刘歆无此大本领。既信《史记》，又以《史记》为刘歆私窜，更不可据”。（《皮鹿门年谱》第27页）其他古文学家，如章太炎等更是大加反对。至1930年钱穆撰《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钩深史籍，条分缕析，逐一反驳《新学伪经考》之说，则康论之不可成立，几乎成为学界定论。但从思想史层面来看，康氏作此书，为建立其孔子托古改制思想，进行了扫清文献史料障碍的工作。此书论据虽然不坚确，但却风靡一时，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康氏为尊孔而疑经，通过疑经来尊孔，终因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而建立孔教，力图变法图强，希望能够追踪《礼运》中的大同思想，从而达到改变晚清衰局、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目的。康梁学派在晚清历史上影响巨大，在思想史层面进行追踪，不能不提及《新学伪经考》的发轫之功。

《新学伪经考书影》

光绪十七年万木草堂本

此书版本有：光绪十七年万木草堂初刻本，后有翻刻与石印本；1917年开雕、1919年刊成的万木草堂北京重刻本，改名《伪经考》，改正了初刻本中的一些误字；北京文化学社1931年排印本；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排印本；1956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此次整理，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光绪十七年初刻本为底本，参校了1919年重刻本，并将《重刻后序》附录于后。校点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傅翀先生，审稿人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立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