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由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聯合主辦的“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在北京大學英傑交流中心順利召開。來自全國十幾所高校和科研單位的四十餘位專家學者出席會議，圍繞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展開深入交流。
10月25日上午，會議開幕式由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韶蓉老師主持。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主任、《儒藏》項目首席專家王博老師首先致辭。他代表主辦方對各位學者的到來表示歡迎，並簡要介紹了《儒藏》項目的最新進展：目前《儒藏》“精華編”國内部分已順利完成，全本的編纂工作也已啟動。他希望學術界能對《儒藏》提出寶貴意見，並表示《儒藏》中心願繼續搭建平臺，推動未來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王博教授致辭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副院長陳仁仁老師代表聯合主辦方致辭。他回顧了嶽麓書院作爲《儒藏》工程最早的合作單位之一的參與歷程，並指出《儒藏》作爲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儒學系統文獻整理工程，其全本體量之巨，數字化工作之艱，必須依靠幾代學者的接續努力，爲此向所有參與者致以崇高敬意。他强調，經學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嶽麓書院在此領域有深厚積澱，很榮幸能再次與《儒藏》中心攜手合辦會議，共同爲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貢獻力量。
陳仁仁教授致辭
第一場
第一場討論會由湖南大學陳仁仁老師主持，評議人爲華東師範大學張文老師與安徽大學王獻松老師，共有五位老師報告。
湖南大學郜積意老師的報告題目爲《漢石經〈士虞禮〉碑圖考》。他綜合利用洛陽新出土殘石與傳世拓本，對比今本《儀禮》，對漢石經《士虞禮》的碑圖進行了逐行考證，訂正了劉文獻等舊碑圖的錯訛及今本經文的衍字，並提出了新的復原方案。
復旦大學徐淵老師的報告題目爲《金文“對揚”新詁：兼論其對應的西周禮典儀節》。他結合金文用例與傳世禮書，考證了“對揚”並非“對答稱揚”的舊釋，指出“對”應釋爲“奉持”，“揚”是“將”的假借字，意爲“致送”。因此，“對揚王休”並非抽象的稱頌，而是指作器者“奉持致送”王命與賞賜物這一具體禮儀，並將其内容鑄在彝器上以傳後世。
清華大學張濤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張爾岐與〈儀禮經傳通解〉關係補説》。他考辨了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與朱熹《儀禮經傳通解》之關係。儘管張爾岐自述未見朱書，但二書分節有相似處。根據比勘，張爾岐可能通過吴澄《儀禮考注》、陳深《儀禮解詁》等元明時期的著作間接受到了朱熹的影響。
北京大學杜以恒老師的報告題目爲《黃以周〈禮書通故〉禮節圖平議——兼論禮圖繪製的複雜性及禮圖匯校之必要》。通過對比楊復、張惠言等前人，他指出黃以周之禮圖既有優長，亦有疏失。禮圖差異源於“禮文之有限”與“禮圖之全景”的矛盾。繪製禮圖必然涉及建構，因此未來須對歷代禮圖進行系統性的匯校。
湖南大學楊勇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出土文獻與經學視野下的戰國秦漢五祀祭祀》。他指出清華簡中的五祀是五官之神，五祀小祀配食之。鄭玄分五祀爲中祀、群小祀有其傳統。戰國秦漢五祀群小祀存在著禮制系統與數術系統的區分，研究不應以經學化後的五祀反推數術類文獻中的五祀。
在評議環節，張文老師肯定了郜老師碑圖復原工作的重要性，也提出了疑問：該復原主要依據鄭玄注，但漢石經本與鄭玄所見的今文本之間或有差異。郜老師回應指出鄭玄所見版本不止一種，漢石經也只是其一，碑圖復原確實受文字多寡影響，研究者須進行學術上的取捨；徐老師的文章對學術史的梳理非常細緻，對金文用例的考察十分全面，很好地結合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在過去的討論基礎上有所推進。
王獻松老師在評議中認同張濤老師所説的，張爾岐未必直接看到了朱熹的原書，但要確定張爾岐觀點的具體來源難度極大，需要更加細膩的考證；對於杜以恒老師的文章，王老師補充道，禮圖本身具有規制和度數，分析不同學者的禮圖差異是研究的重點。張濤老師則讚賞杜以恒老師在文中提出的“禮圖匯校”這一新概念，認爲這是未來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
會議現場
第二場
第二場討論會由湖南大學郜積意老師主持，評議人爲復旦大學徐淵老師與陝西師範大學吕東超老師，共有六位老師報告。
北京師範大學方韜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左傳〉爲魏氏造飾”説新證》。通過考析“魏絳和戎”“魏舒執政”“季札觀樂”三個關鍵事件，他論證了姚鼐所提出的“《左傳》爲魏造飾”説法的合理性，並認爲《左傳》編撰者與魏國或有較密切的關係，《左傳》最後成書或在前300年左右。
北京大學沙志利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國故論衡〉與章太炎晚期〈左傳〉學思想的確立》。他指出，《國故論衡》是章太炎晚期《左傳》學思想確立的標誌。章氏在書中系統闡發“六經皆史”，否定《春秋》“爲漢制法”説，並確立“依準明文，不依準家法”的原則，完成了向杜預體系的轉向。
湖南大學田訪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劉師培義例説與劉氏家學——從繼承到發展》。她認爲劉師培的《左傳》義例説並非偏離家學，他繼承了《舊注疏證》尊崇漢儒、批判杜預的立場，並將家學已認可的“時月日例”“名例”“地例”“詞例”等觀念系統化，最終發展出其“八例”理論。
華東師範大學張文老師的報告題目爲《馬宗璉〈春秋左傳補注〉校議》。他肯定了該書具有正杜預之誤、補惠棟之未備的學術價值，但認爲其亦有疏失。通過十五則校議實例，考辨其引據文獻之訛誤、分析論説之失當之處，對《春秋左傳補注》進行了細緻的考辨與訂正。
北京大學楊韶蓉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儒藏〉與劉敞經學著作整理》。她指出，劉敞的《七經小傳》《春秋意林》等著作在宋代曾廣受關注，卻因長期缺乏系統整理而逐漸被學界忽視。《儒藏》全本編纂將這些著作悉數收録，這不僅爲宋真宗、仁宗兩朝的學術研究提供了珍貴史料，更能清晰呈現理學成熟前北宋學術的豐富面貌，打開“歷史的褶皺”，爲學界探究這一時期學術的多元性提供堅實的文獻支撐。
湖南大學石瑊老師的報告題目爲《校理〈白虎通〉札記》。他系統闡述《白虎通》校理工作的原則與方法，即以元大德本爲底本，通校元小字本等，綜合運用多種文獻進行通校，旨在整體還原宋校本面貌的同時，通過局部考索揭示古本特徵。校例分析顯示，需嚴格區分宋校與元刻之訛誤，並强調訓詁應先於校勘改字。
在評議環節，徐淵老師針對方韜老師的文章，提出在論證中如何排除《左傳》的“史料多元説”的影響，以及是否應考慮回歸經學的視角。方韜老師則認爲相較於回歸經學框架，更應聚焦《左傳》自身的屬性，並强調“記事”是這部典籍的基礎所在。關於沙老師文章，徐淵老師認爲，章太炎早年支持“六經皆史”，晚年《左傳》學則轉變爲經學立場，近似於劉師培。沙志利老師則在回應中認爲章太炎晚年反對《公羊》義例説，其史學傾向更明顯，更注重史實本身，而非經學闡釋。對於田老師文章，徐淵老師就其中“劉師培‘構建義例’”的説法提出疑問，他認爲《左傳》的解經語本身已包含“時月日例”等内容，並非由劉師培重新構建。對此，田訪老師表示《左傳》文本自身是否已帶有義例，這一問題仍需進一步考察與論證。
吕東超老師在評議中指出，張文老師的細致梳理讓我們了解到馬宗璉《補注》存在諸多疏失，對於該書如何撰寫及其刊刻的情況可以做進一步的考察；楊韶蓉老師的文章高屋建瓴，從文獻學聯繫到學術史書寫，頗具啟發性；藉助石瑊老師的文章，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校勘的根本目的，即並非簡單地復原古本原貌，而是致力於釐清文本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層次與結構，而且石老師文中所提出的“文本中層結構”概念，爲理解文本的複雜流變提供了新視角。
第三場
第三場討論會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學顧永新老師，評議人爲厦門大學王傳龍老師與華東師範大學王耐剛老師，共有六位老師報告。
南京師範大學楊新勛老師的發言題目爲《四庫存目人字書提要辨正八則》。楊老師聚焦於四庫小學類字書屬存目提要，梳理並呈現了八則作品在書名、卷數、版本以及提要文字等方面的差異、不實、不明之處。楊老師認爲，通過核實《四庫全書》所收書以及查考相關文獻，可考證事實原貌，對提要所載加以澄清，訂正各提要存在的主要問題，並對其版本作進一步梳理。
北京大學張學謙老師的發言題目爲《日藏〈帝範〉注中保存的原本〈玉篇〉佚文》。張老師提出《帝範》現存兩種注本，從日本所藏佚名注本的引書及流傳情況看，應成書於唐代。注者曾利用原本《玉篇》，但未加明確標識，部分注文可與原本《玉篇》殘卷對應。殘卷不存的部分，《帝範》注的反切、釋義也顯示出與《篆隸萬象名義》及《一切經音義》《六波羅蜜經釋文》等有原本《玉篇》引文的文獻高度的一致性，據此可以輯録出原本《玉篇》的佚文。
北京大學馬月華老師的發言題目爲《談談孫詒讓的〈周書斠補〉》。馬老師首先提出，清光緒二十六年刻本《周書斠補》存在先印、後印内容差異，故研究《周書斠補》應以後印本爲基礎。進而，馬老師通過比對清華簡釋文與《逸周書》之《命訓》《皇門》《祭公》三篇文本，認爲孫詒讓的不少觀點十分精當，有些雖未盡周全，但也頗具參考價值，孫氏《周書斠補》仍然會是未來《逸周書》研究不容忽視的一部重要著作。
北京大學郜同麟老師的發言題目爲《〈經典釋文〉摘字原則及其在校勘中的適用性——以〈左傳音義〉爲例》。郜老師提出，歷來學者們在校勘《經典釋文》時大多採用理校的方法，使用一些從中總結出的“通例”，貢獻頗豐，但“通例”在具體的校勘實例中的具體適用性仍值得深究。郜老師以“通例”中的摘字原則爲範例，對校勘中的適用性問題做了細緻分析。郜老師認爲摘字原則存在許多特殊情況從而難免造成錯誤的校勘，因此需要更精細地考察陸書體例，同時應與經注、陸書異讀規律等結合起來討論。
山東大學李振聚老師的發言題目爲《新發現宋錢文子〈錢氏詩詁〉考略》。李老師提出清鈔本《錢氏詩詁》目録共十九篇，現今僅存十篇。是書不著撰者姓氏，但通過《詩緝》中引録宋文子《白石詩傳》互證以及《經義考》引録徐秉義語、清人江藩《半氈齋題跋》等著録，可以確定爲宋人錢文子所撰。李老師通過梳理考證認爲，《錢氏詩詁》是學界未來了解和研究錢文子《詩經》學成就以及南宋《詩經》學發展情況的必要參考材料。
北京大學王振華老師的發言題目爲《成伯璵〈毛詩指説〉版本研究》。王老師首先介紹了對成伯璵著述及生平的考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厘清了成伯璵的著述及其具體年代和籍貫。進一步地，王老師對《毛詩指説》的現存版本情況進行考證、梳理與評價，並選擇刊刻年代較早、質量較優的通志堂本爲底本，以四庫本爲校本，重新點校《毛詩指説》，已形成詳細完整的校記。
王耐剛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楊新勛老師利用現存書目對版本的揭示非常有價值，並且楊老師一直在持續不斷地對四庫相關提要進行考辨，期待其大著早日結集出版；張學謙老師抓住文獻中的一個音韻錯誤，爲我們揭示了注文的作者可能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這意味著文獻中的錯誤對今天的研究也有價值；馬月華老師對文獻學版本的研究非常細緻，啟示我們利用出土文獻對清人的文獻作全面檢討很有必要，也值得藉鑒。
王傳龍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郜同麟老師的文章整理了很多前人通例，糾正了其中的錯誤，但我們對前人版本的修正是否需要追求完善，甚至超越古書原貌，值得思考；李振聚老師的文章證據羅列充分，很期待李老師完成通校工作並形成一篇完善的成果；王振華老師的文章更接近於校點説明，建議將其中的兩段重要論證單獨作爲學術論文，可能呈現形式更佳。
第四場
第四場討論會的主持人是南京師範大學楊新勛老師，評議人爲湖南大學蔣鵬翔老師與山東大學李振聚老師，共有六位老師報告。
北京大學顧永新老師的報告題目爲《〈周易本義〉四卷本所從出之底本探賾》。顧老師以國圖藏朱學勤舊藏咸淳元年吴革建寧府刻本《本義》爲底本，校以國圖、遼圖藏天禄琳琅舊藏嘉定紹定間刻本《本義》，以及傳義本、大全本、司禮監本、四卷本，通過分析異文，詳細梳理了各本之間的關係。進而認爲傳義本、大全本、司禮監本、四卷本大體屬於同一系統，傳義本並不出自天禄本和吴革本，其所從出之底本可能是二本之外的第三個宋刻本，大體包括胡泳初刻本和黃榦校訂本的優長異文，刊行時間當在理宗朝，介於天禄本和吴革本之間。
北京外國語大學謝輝老師的報告題目爲《俞琰〈周易集説〉的版本演變》。謝老師指出，靜嘉堂本的補抄部分約形成於明清之際，頗多脫誤。上海圖書館藏抄本中的一部分與靜嘉堂本的元刻部分關係密切，但脫誤更多。《通志堂經解》本所依據的應也是一個抄本，品質較上圖本爲佳，但有妄改之弊。《四庫全書薈要》與《四庫全書》本，又從通志堂本抄出。謝老師認爲，這一版本演變，反映出明清之際瀕臨絶傳的典籍在重新刊刻時，所據底本多爲抄本的情況，同時新出刻本體現出明顯的“定本效應”。
湖南大學李偉榮老師的報告題目爲《關於整理西方易學文獻集成的初步設想》。李老師提出隨著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形成了一系列與國内原生儒學文獻不同的西方儒學研究文獻。其中，西方易學的研究文獻已有相當大的規模。李老師從目前文獻集成的初步成果、目前存在的問題、對未來的著作和技術展望等方面，闡釋了關於西方易學文獻集成的整理和研究前景。李老師認爲，這一工作是對國内易學研究的有益補充，也同時對國際易學研究有促進作用。
北京大學李暢然老師的報告題目爲《文集版心標文體溯源》。李老師提出中國刻本圖書傳統上在版心上只體現書名、卷次、頁碼、出版信息，一般用大字，但一些集部文獻刻本會在版心增加書籍内容的一級類目，標示文體類别。李老師以司馬光文集各時期版本版心内容考察爲例，展示了將文體類目刻入版心這一典籍特點的產生和變化情況。根據現有資料，李老師認爲文集版心標文體之風遠紹明初，始自嘉靖。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培老師的報告題目爲《近出〈尚書〉影印及整理本的優長與問題》。趙老師提出《尚書注疏彙校》和《尚書傳》是近年來《尚書》校勘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十三經注疏彙校》校勘形式新穎、内容獨特，有垂範意義。《尚書傳》以李盛鐸舊藏經注本爲底本，校以八行本、阮本，結構舒朗，字體雅正。但是，兩種影印及整理本依然存在頗多問題。《彙校》使用了唐石經（僅用皕忍堂本），但對古鈔本系統則幾乎完全避開，且在既有校勘記的使用上，未能盡數重核，存在因襲舊誤的問題。《尚書傳》不但漏校嚴重，且存在錯校現象。
北京大學張麗娟老師的報告題目爲《〈中國版刻圖録〉對宋版書印次的鑒别方法與成就》。張老師提出印次鑒别是版本鑒别的重要内容，涉及宋版書版本價值的認定及校勘利用中的複雜問題。張老師認爲此書將宋版書印次的鑒别推向全面化、精細化、科學化。其中對宋版書是否初印、有無補版、紙墨狀況、印刷時間、不同印本差異等作多方面考察，並以序跋題記、史實考證、文獻記載、紙背公文等作輔助判斷，其中藴含豐富的鑒别成果和真知灼見。
蔣鵬翔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顧永新老師的文章揭示了版本之間的關係，對我們認識《周易本義》版本演變的價值很高；謝輝老師抓住四庫系列《周易集説》文本變化情況，考察細緻，其中明末清初由抄轉刻的熱潮，這一現象期待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研究；李偉榮老師提到《儒藏》是否能收録外文文獻的想法，這其實涉及中國文化、中文漢字、外國文字由量變到質變的考量問題，在什麽程度上會超出儒學典籍範疇，值得思考；趙培老師的研究新穎有趣，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歷代抄本的隨意性太强，影印本和整理本、抄本的文獻價值不應該等量齊觀。
李振聚老師在評議中指出，李暢然老師的文章爲我們指明了書册變化的一個方向，宋刻書書耳的逐漸消亡與版心内容的擴充值得注意；張麗娟老師的文章將趙萬里的鑒定成就條理化，清晰地呈現出來，對版本的鑒定方式具有啟發性。同時值得借鑒和注意的是，不能用部分補配圖的鑒定代替整書的鑒定。
第五場
第五場討論會的主持人是復旦大學出版社胡春麗老師，評議人爲北京外國語大學謝輝老師與湖南大學石瑊老師，共有五位老師報告。
湖南大學蔣鵬翔老師的報告題目爲《王欣夫〈景刊元貞本論語注疏解經攷證〉芻議》。蔣老師提出王欣夫先生以“攷證”名書，别有心曲，欲與傳統校記區分。其核心在於藉文本分析推知古人所見所據之本，並重點參考敦煌寫本、域外回傳漢籍等新材料，於傳世刻本之校勘則較少著力。進而，蔣老師認爲《攷證》揭示了邢昺《論語疏》沿襲舊疏“十居八九”的本質，不僅有益於該書之考訂，更是還原古人纂疏之法的珍貴案例，對經學文獻及經學史的研究都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北京大學李峻岫老師的報告題目爲《清宫天禄琳瑯舊藏影宋抄本〈趙注孟子〉考略》。李老師聚焦於國家圖書館藏清宫天禄琳瑯舊藏清初影宋抄本《趙注孟子》，對該版本的版本流傳、版刻特徵及文本樣貌進行考察梳理，並與《續古逸叢書》等影印本作詳細比勘，進而認爲影宋抄本所據底本應與《續古逸叢書》影印底本同版。李老師提出影宋抄本較爲嚴格地摹刻了宋本原貌，因此對於追溯、考訂宋蜀大字本原貌具有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此外，因影宋抄本抄寫時存在個别校改的情況，故而在做參考時需仔細加以甄别。
華東師範大學王耐剛老師的發言題目爲《焦循〈孟子補疏〉初探》。王老師提出《補疏》是《正義》成書過程的一環，在這個意義上是其重要學術價值所在。《補疏》與焦循批校汲古閣本《孟子注疏》有密切的關係，二者有些内容高度重合，但批校在這些重合的内容之外更側重校勘，尤其是吸收了《孟子注疏校勘記》的相關成果，與《補疏》有明顯不同。王老師認爲從整體上看，批校中部分闡釋趙注、考證舊疏的識語，極有可能是《補疏》成書的基礎。通過對比批校識語、《補疏》和《正義》，可以進一步明確《正義》成書過程。
北京大學王豐先老師的發言題目爲《略談〈士禮居叢書〉本〈周禮〉的版本價值》。王老師提出，《周禮鄭註》存世宋版多爲附釋音本和纂圖互註本，經註本則無。傳世經註本，以明嘉靖徐氏翻刻三禮本爲清代乃至近代學者所推崇。清代嘉慶間又有黃丕烈以之爲底本，並參校宋本而刊成的士禮居本。由於其刊刻精善，又易於獲得，所以獲士林讚譽，孫詒讓作《周禮正義》即以士禮居本爲據。後孫詒讓獲睹嘉靖本真容，撰文抬高嘉靖本。王老師認爲，就内容而言，《士禮居叢書》本其可靠性遠超嘉靖本，是今日整理《周禮鄭註》底本的不二之選。
南京師範大學井超老師的發言題目爲《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所據元十行本版次考》。井老師提出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所據元十行本皆經明代修補版，然而印次不一，情況複雜：《孝經注疏》所據元十行本是明正德六年翻刻本；《附釋音周禮注疏》《附釋音禮記注疏》《論語注疏解經》《孟子注疏解經》所據元十行本爲正德十二年補版印本；《周易兼義》《附釋音尚書注疏》《附釋音毛詩注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所據元十行本乃明正德末嘉靖初補版印本；《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所據元十行本係明嘉靖補版印本。
謝輝老師在評議中指出，蔣鵬翔老師對王欣夫先生考證方法的探究細緻到位，前賢的研究有時候結論不盡可靠，但很多方法值得當代整理工作延續和發展；李峻岫老師的文章揭示出影宋抄本獨特的價值，一方面更好地還原宋本原貌，另一方面也有利於界定什麽是影宋，爲之後的研究提供參考。
石瑊老師評議認爲，王耐剛老師的文章在專書研究方面價值顯著，這種專書研究也啟示我們，文獻學研究應該在内容研究方面多下一些功夫；王豐先老師的文章證明了《士禮居叢書》本的版本價值；井超老師的研究非常精到，期待進一步的詳細成果。
第六場
第六場討論會的主持人是北京師範大學方韜老師，評議人爲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到穩老師和南京師範大學井超老師，共有六位老師報告。
復旦大學出版社胡春麗老師報告了《毛奇齡〈經問〉〈經問補〉考述》。胡老師指出，《西河合集》收書116種493卷，其中經集50種237卷，經集中《經問》18卷，是毛奇齡弟子雜記其説經之詞，設爲問答形式，故名“經問”；《經問補》3卷，是《經問》的補録之作，由毛奇齡子遠宗補録。在《經問》和《經問補》中，毛奇齡對於弟子們提出的經學諸疑難問題都予以解答，不乏真知灼見，因而此書頗具價值。胡老師對其成書時間、主要内容、價值、特點、得失加以考述，爲清代經學研究提供參考。
陝西師範大學吕東超老師報告的題目是《洪亮吉著述考》。吕老師從存佚、真僞、成書時間、版本源流等方面對洪亮吉之撰述情況進行考察。他指出洪氏著作凡三十四種，其中亡佚九種，存疑一種。而其初刻本《卷施閣詩》前十六卷刻於貴陽學署，十七卷及以後由旌德洋川書院續梓，非刊於一時一地。而其《續刻北江遺書》本《擬兩晉南北史樂府》《附鮚軒外集》皆乾隆、嘉慶舊版重刷，非道光新鐫。吕老師還指出，《洪北江全集》可能爲依舊本翻刻，故行款未予統一。而聚奎閣本《歷朝史案》並非洪氏所編，卷首的序文、贈詩等皆爲書坊杜撰、改篡，今人根據這些材料討論洪氏史學是不正確的。
山東大學王小婷老師報告了《方以智經學研究——以四書爲中心》。王老師以《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的詮釋爲中心，系統考察方以智四書學的形成背景、詮釋方法與思想内核。王老師指出，方以智作爲晚明清初“淵綜會通”的學術代表，其經學研究以四書爲核心載體，熔鑄傳統義理、三教智慧與西學新知於一爐。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科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唐文治與曹元弼漢宋兼采異同述論》。李老師指出唐文治與曹元弼雖然都持漢宋兼采、正心救世的觀念，但二人因宋學與漢學的不同學術根基及對現實危機的不同反應，在漢宋兼采、正心救世方面表現出不同的特徵。唐文治對漢宋之學雖能實事求是，但是以性理學爲基礎兼采漢學，形成理學爲體而經學爲用的特徵，其經學研究更强調直揭群經大義以正人心、救民命，表現出較强的現實性和實用性；曹元弼則以漢學爲基礎而兼采宋學，更看重正經對正人心的基礎性作用，因此在從世運升降的角度肯定漢宋之學的同時，還重視從治學方法上調和漢宋、從經學源流的角度整合漢宋學術源流與道統，其經學研究也沿著漢學由小學以通經的路徑追求對各經的系統性研究，表現出更强的學術性。
福建師範大學廖明飛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唐人九經疏撰定次第考》。廖老師指出《五經正義》詔修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最終撰定於高宗永徽四年。一般認爲楊士勛《穀梁疏》、賈公彦《周禮疏》《儀禮疏》撰於《五經正義》編成之後，其實並無實據。廖老師指出《穀梁疏》之編撰甚或先於詔修《正義》，賈公彦《儀禮疏》大約撰於貞觀十六年以後至永徽間，《周禮疏》的撰定容在《儀禮疏》之先，二疏的撰成當與《正義》最終寫定的時間接近，但難辨孰先孰後。概括言之，賈氏二禮疏與楊氏《穀梁疏》皆體現唐初學官撰疏之體式，而二禮疏受到《五經正義》的影響，在體式上更爲嚴整。此外，《公羊疏》的出文形式與《穀梁疏》略同，似未受到《五經正義》典範性的約束，可能成書於《正義》以前。
北京大學谷建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税與權〈易學啟蒙小傳〉三題》。谷老師指出朱子與蔡元定合撰《易學啟蒙》一書，是宋代象數易學的代表著作，後世不乏對其註解闡發之作，南宋大儒魏了翁門人税與權的《易學啟蒙小傳》便是其中最早也是最具特色的一部，欲補充《易學啟蒙》之未足。然其人其書《宋史》不載，且歷代史志相關記載較少，谷老師試圖通過對文獻資料的梳理匯總，對其人其書略作考補。
徐到穩老師在點評中指出，胡春麗老師關於毛奇齡《經問》《經問補》成書時間、主要内容等各方面的考證都很完整，但是對於前人研究，如薛立芳的論文《毛奇齡〈經問〉研究》可以加以評論或反駁；吕東超老師的《洪亮吉著述考》論述非常詳細，通過這篇論文就可以清楚了解洪亮吉的著述。但是在《中國古籍總目》出來以後，我們或許需要進一步指出著述考證比《中國古籍總目》多出了什麼，有哪些不足；王小婷老師的研究充滿了哲學色彩，但是研究方以智的四書學是否太過宏闊，可否聚焦於方以智關於某一經的解讀。
井超老師評議認爲，李科老師討論的是唐文治與曹元弼漢宋兼采異同述論，寫得體大思精，但曹元弼的特徵應增加以漢學的立場吸收漢宋兼采的觀念這一論述會更好；廖老師關於唐人九經疏的選題非常好，可以討論出唐代非常有影響力的幾部疏成書的先後；谷老師關於税與權和史子翬的材料收集非常全面，但梳理《周禮折衷》的後序不宜用《經義考》材料，因爲《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中其實存有此文，可以參考。
第七場
第七場討論會的主持人是清華大學張濤老師，評議人爲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科老師與北京大學沙志利老師，共有五位老師報告。
湖南大學陳仁仁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周易〉經學的哲學性及其展開》。陳老師提出了經學哲學性的概念，他認爲“哲學性”不等於哲學，六經並非解釋哲學，但都有哲學性。陳老師指出在傳統經學的發展歷程中，《周易》逐漸成爲群經之首，其根本原因在於《周易》自身的“哲學性”，使得它在先秦時期就由卜筮之書轉變成了義理性質的哲學之書。《周易》的哲學性主要體現在《易經》背後的哲學觀念和《易傳》的哲學自覺。尤其是《易傳》以明確的理論性的思考和論述，提出了一系列對宇宙、社會、人生的根本性的思考，使之成爲中華文化的“大道之原”。
中國社會科學院胡士潁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南宋鄭剛中〈周易窺餘〉考述》。胡老師指出鄭剛中是南宋初期的朝廷要員，晚年撰就《周易窺餘》。雖然是爲開蒙所作，但該書是鄭氏一生讀《易》的最後總結，凝結其有關易道、易理與社會現象、政治治理、人倫道德等多方面的深刻思考，而目前學界對其易著與易學觀點少有關注，並尚存誤解。胡老師根據現有資料加以考察，並對其重卦説、易學三聖説、卦爻辭作者、十翼篇目及象義之辯等易學觀點加以論説，揭示了鄭氏經學、易學之概觀。
安徽大學王獻松老師報告的題目是《論程瑤田的宗法學》。王老師指出程瑤田在《宗法小記》中構建了一套體系完備的宗法制度。“宗者兄道”是程瑤田宗法學的核心思想，即宗子作爲嫡兄來統合諸庶弟，而庶弟以事兄之道事宗子，將宗法關係理解爲兄弟關係，以發揮其大宗收族的作用。總之，程瑤田《宗法小記》是一部程瑤田精心結撰的體系完整、思想成熟的著作。
厦門大學王傳龍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芻議》。王老師指出孔子“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一語首見於《孟子》，東漢趙岐承襲前人舊説，稱始作俑者引發了秦穆公時的“三良”殉葬，故孔子咒罵其絶後。通過考察《孟子》一書的引用狀況，發現它所引的孔子之語是可信的，但趙岐的注釋卻與歷史記載、考古證據存在矛盾，並不可取。《禮記·檀弓》之説則是受到了另一條孔子語録和《孟子》的交互影響，將孔子評價“之死而致死之”的“不仁”轉移到了“始作俑者”的頭上。結合孔子的説話習慣與古人的訓釋成果來判斷，“始作俑者”一句應是孔子對俑葬制度起源的推測之語。
中國社會科學院徐到穩老師報告的題目是《略論近二百年中國儒家考證禮學的代表人物》。徐老師指出，近二百年中國儒家考證禮學的代表人物有胡培翬、夏炘、林昌彝、黃以周、孫詒讓等人。那些對1912年以來儒家禮學成就的樂觀看法是可疑的。儒家禮學共同體需要堅持儒家經學專業主義，通過協商確立劃界標准，這必將推動儒家禮學實踐活動本身。徐老師還主張把古代經學研究者分爲經學大師、經學大家、名家、未成名家。
李科老師在評議中指出，陳仁仁老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理解經學的路徑，我們可以從經學的哲學性出發去梳理中國哲學自己的特性；王獻松老師對程瑤田的宗法體系梳理地非常清楚，價值的估定非常清楚，但值得思考的是，程瑤田這一套宗法體係是否和當時的社會問題有關；徐到穩老師和陳仁仁老師的文章共同指向一個問題：經學的標準是什麼？比較引人思考的是徐老師對1912年以後儒家禮學成就的看法。
沙志利老師評議認爲，胡老師報告的是南宋鄭剛中的易學，鄭剛中的易學是南宋易學的一個環節。在易學的發展過程中，被易學史研究的比較多的往往是比較重要的，現在重建學術史應該注重這些非主流的文獻。王老師的論文是對《論語》新意的闡發，這篇論文寫法層層推進，非常嚴謹科學。但是不讚同用統計學的方法來論證《孟子》引用的材料是否是孔子的原話。
10月26日上午分組討論會後，舉行了本次研討會的閉幕式，由《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副主任沙志利老師主持。去年和今年兩次會議的召集人郜積意老師和張麗娟老師分别發言。郜老師表示很榮幸和《儒藏》中心一起辦這個會，會場所在的“英傑”樓、“星光”廳顯示我們經學研究的前景無限廣大。並且，郜老師感動於諸位在座老師在文獻研究上的貢獻，認爲經學文獻研究的滿足感最終一定是來自於研究對象的思想價值和每個研究者内在的充實。張麗娟老師回顧了這個會議的緣起，在郜老師和陳仁仁老師的支持下，去年在嶽麓書院成功開啟了第一次會議。同時，張老師指出，經學文獻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課題，希望將來在做《儒藏》全本的時候得到大家的支持，爲當今這個時代做出我們應有的努力。陳仁仁老師也表達了對北大《儒藏》中心的感謝，希望會議能夠延續下去，把經學事業持續推進；同時作爲聯合主辦方，也感謝大家的參與。楊韶蓉老師感言道，雖然會場略小，但大家濟濟一堂，非常温暖，希望我們的經學會議不斷接力，可以有更廣闊的場域。最後，沙志利老師對遠道而來的各位專家學者以及辛勤付出的會務人員表示衷心感謝。本次“經學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學術研討會在熱烈掌聲中圓滿閉幕。
與會專家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