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1927—2014），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曾任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汤一介先生1927年出生于天津，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书，1951年到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员。1956年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汤用彤的学术助手。他子承父业，主要教学及研究领域为魏晋玄学、道家道教、佛学、儒学、中西文化关系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论著基本收入十卷本《汤一介集》。

1984年，汤先生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引领了当时的“文化热”。自2003年，他以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儒藏》汇集古今中外所有儒家的汉文著作,预计规模超过《四库全书》。

2011年，汤先生主编完成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是迄今为止资料最翔实、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备的中国儒学通史，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他生前主持十卷本《中国经学史》、五卷本《儒释道三教关系史》及《中国解释学史》和《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等研究课题，都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复兴所做的艰苦努力、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学术担当精神。

汤先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源自他祖父汤霖定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汤用彤曾改杜甫《野望》颈联“惟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为“虽将迟暮供多病，还必涓埃答圣民”，以表达他的暮年心愿。汤一介先生暮年心境与其父一样,只要身体许可，他就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并认为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汤先生临终前还说：“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为《儒藏》工程尽力。”

薪火相传，师徒情缘深厚

有很多事情，往往在我们回首时才会恍然意识到，原来它别有深意。家严为史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初受业于陈寅恪弟子李旭教授，随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师从陈旭麓先生读研究生。陈旭麓先生常请其挚友冯契为家严授课。而冯契正是汤用彤的门生，也是汤一介先生最为契赏的当代学者。又我家传藏书甚丰，很早就有汤用彤父子的书籍。我徜徉其间，耳濡目染，由是对前辈大师景仰有加，心驰神往。

1995年，我还在故乡山东时，有次借了些《孔子研究》杂志，拟复印其中的儒学文章，然而，操作人员阴差阳错地把一篇论汤用彤宗教观之文也复印了给我。这一年，我又买到一册汤一介先生主编的纪念汤用彤先生百年诞辰的文集《国故新知》，时时奉读，益加景慕。当年我在看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播出的汤一介先生专访时，就曾许下愿望，要考汤先生的博士生。梦想如愿，1996年，我至北大哲学系，随侍汤先生左右做他的学生和助手近二十载。到如今，我竟也成为汤先生培养的博士后。做先生的学术助手，成为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汤先生让我协理《汤用彤全集》校订工作，得以校订久仰之汤著时令我如鱼得水，诚为接续此学脉而备感欣幸。

1998年春节期间，汤先生陪同乐黛云师母去海南岛度假，忽然发现有咳血症状,经医检为肺结核而住院治疗数月。此间，《汤用彤全集》事务多由乐师母代理。汤先生还安排，校订遇到的具体问题，由孙尚扬教授和我协商解决。同年，我需介绍信以查阅北大善本特藏室的《日本佛教全书》，但汤一介先生因还在远郊的医院，而无法办理。时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的陈来教授闻知，当即去开出证明，成全了此事。此间，楼宇烈、赵敦华、李中华、王守常、王博、钱文忠诸位师友也时常提供各种帮助，令人感念！

在这次住院期间，汤先生对治疗一度悲观，対各种工作进度也表现出焦虑情绪。这从他与刘大钧教授的交往和给我的手札中都有所体现。从此我感到，乐师母开始对医学很感兴趣了。时值北大百年校庆前夕，她引荐我认识一位研究预防医学的老校友，并让我参加在北大资源楼召开的医学会议，张其成诸先生与会。师母叮嘱我，重点了解有关疾病预测和防治方面的资讯，并做笔记，回去汇报。

汤先生肺病痊愈后，又经过中风、肝硬化，再到肝癌等一系列重病消磨，逐渐人老燕园。我初见汤先生,他虽已年近七旬，但身体尚健，有时为了节省时间还大步流星地快走，自行车也能骑得较快。几经大病之后，他才逐步拄起拐杖,最终坐上了轮椅。我曾见汤先生在治贝子园会议室因过度操劳，半躺半靠在沙发上小憩，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考虑到汤先生可能在半夜有突发情况而急需找人帮忙，我因此改变了以往在家入睡前，拔下电话线的习惯。这样尽管入睡后不时受到误拨来电的干扰，但我还是一直保持着开机状态，随时待命。

主持《儒藏》编纂，关注儒医整理

2014年8月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把汤一介先生作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者典型，就其传承家风、弘扬国学做了专题报道。此前汤先生已病重而经常住院，采访受限，使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稍晚了一些。我虽有家传而略通中医，但面对晚期绝症，却无力回天。见到汤先生健康每况愈下，备受病痛折磨，我常向汤师推荐些实用养生术，他也认真地试图掌握。我还表示想努力学医，为汤师康复尽弟子之义。他欣慰地说：“医学保障生命健康最为重要，也适合你研究，可以是很好的治学领域。”

汤用彤在儒道释三教比较研究中，率先展开对“儒医”的学术史梳理。早在《儒藏》立项之初，汤一介先生就承继其父未竟之业，拟将之列为《儒藏》编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与我多次详谈如何展开这一工作，还请《儒藏》编纂中心教师李畅然博士也留意这一问题。但因这方面典籍浩瀚，人才匮乏，一直难以推进。

汤先生家传藏书中有一本明末儒医殷仲春所撰《医藏书目》，系现存我国第一部医学目录。汤用彤晚年对医学哲学问题格外关注，留下了大量读书札记。汤一介先生将父亲在这方面的一些未刊手稿交给我来整理研究。经一年多的梳理,我从中选出两篇遗文《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养性延命录序〉校勘札记》加以校注，还写成一篇解读文章《跨文化对话视野下汤用彤对医学哲学史的开掘》。我在“整理说明”中指出：汤用彤首次把养生（身）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根本问题揭示出来，并从身国同构的方法论视角加以开创性研究。这虽有别于传统经典的西方哲学，但却符合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体现了哲学研究的本土化。经汤一介先生审定后，三篇文章相继在《中国哲学史》“汤用彤与医学哲学史”专栏刊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哲学研究的开展。

当汤先生得知《中国哲学史》安排了“汤用彤与医学哲学史”栏目，甚是欢欣。我遂向他谈起，这类整理研究工作，今后还可为进一步展开“医藏”的编纂做一铺垫，并介绍了“中华医藏”工程的情况。汤先生得知很是关注，询问我与“医藏”工程的组织者是否熟悉，并提出联手展开合作的倡议，拟把“医藏”中的儒医部分纳入《儒藏》大全本的规划。希望我以后能承担起这一任务。按照汤先生的指弓I ,我主要从儒道释三教比较研究中，展开了对儒医、道医和佛医的梳理。

汤先生主持《儒藏》编纂研究工程，眼界并不局限于儒家。他极其注重儒道释三教关系的探讨，并视之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主要突破口。为此，他积极申请国家立项支持，还创办年刊《儒道释与中国传统文化》，亲自撰文并组稿，以推进这项研究。汤先生看到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所发表三教关系的系列文章颇有新意，鼓励我扩写成论文乃至专著。

汤先生把自己的新作和约来的名家稿件，以及拙文，一起发表在《中国哲学史）2012年第3期。这组文章被《2013年中国哲学年鉴》“热点聚焦”栏目节录转载，并加“导语”评论：“儒道释三教并立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格局，三教互动决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并深刻影响着中华文化的总体特征、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汤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进而致力于研究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时代课题。可惜，未久他病情恶化，赍愿以终。

此生最大幸事，乃拜在汤一介先生门下，朝夕侍学，追随十八载。汤先生是中国思想文化界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他对中国哲学精神的求索、对中国解释学的发掘、对古今文化问题的思考、对大型学术项目的设计，都体现着究天人之际、探寻真善美的文化自觉和济世情怀，并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融入到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之中。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我们秉承汤先生的遗志,为更好地弘传国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力前行。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转载自《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03月09日 B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