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钦善，偶用笔名闻贤，1934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烟台市，祖籍山东乳山，汉族。1955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60年7月本科毕业，继续攻读同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1963年3月研究生毕业，留本系任教至今。历任助教、讲师，1985年晋升副教授，1988年晋升教授，1990年起任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曾兼任本系古典文献教研室副主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2002年退休，继续承担本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2004年被学校返聘，参加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工作，任《儒藏》总编纂（四人之一）及古典文献学儒家思想与典籍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现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主要研究中国古文献学，兼及中国古代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

近日，孙钦善以及《儒藏》责任编委沙志利副研究员就《儒藏》工程的有关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请谈谈《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的初衷？

孙钦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包括儒、佛、道，佛有《佛藏》道有《道藏》，作为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学，却没有《儒藏》。为了使儒家的优秀文献便于保存，便于流传，汤一介先生提出编纂《儒藏》。《儒藏》编纂工程是实打实的，有大量的组织管理工作，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实体机构是不可能完成的。2003年5月，北京大学成立以季羡林先生为名誉主任、许智宏校长为主任的《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和以汤一介教授、吴志攀副校长为组长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工程依托北京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学术传统，整合北京大学丰厚的人文学科资源，联合国内及韩、日、越三国50家高校和学术机构近五百名学者，启动《儒藏》工程。2003年12月，以汤一介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作为教育部2003年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项目号：03JZD008）立项。2004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实体性学术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汤一介教授任中心主任。

记者：《儒藏》工程的意义何在？

孙钦善：首先是文化传承。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很大的，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彩艮大的。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我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都在加强，不仅要整理遗产、传承文化，也要有新文化的发展和建设。

《儒藏》工程是解放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是推进文化传承创新，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中国人文学界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项目。将儒家的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成为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对国家对民族来说是一件时不我待的大事，没有哪一件事情可以像它一样，可以极大地增强世界各地华夏儿女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凝聚力，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在世人面前展示出我们底蕴深厚的文明大国形象。同时，嘉惠学林，继往圣之学，开太平之世，为未来人类文明的转型贡献力量。

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而民族的复兴需要有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饶宗颐先生曾为汤一介教授暨00工程书联：“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儒藏》工程的开展，既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又有利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必将为构建和谐社会乃至和谐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

记者：您个人跟《儒藏》工程有着怎样的渊源？

孙钦善：从学科专业来说，这个工程有两个专业支撑，一个是中文系的古典文献学，另一个是哲学系的古代哲学史。我的专业与此有关系，我是学古典文献专业的，古典文献专业致力于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包括儒家的文献。

记者：参与这套书的编纂，对参与者个人来说有什么意义？

孙钦善：首先是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更要有一种担当。另外，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特别是一些年轻人，在此工作得到很大的锻炼，觉得这个文化担子很重要。

记者：《儒藏》编纂过程中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沙志利：最大的困难是保证书稿质量。既要保证进度，又要保证质量；既要快，又要好。这个最难。另外,古籍整理人才面临着断层的危险，现在年轻人看古书的是越来越少了，尤其是看繁体竖排古书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以这个行当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了。《儒藏》中心本身也是在做人才培养工作，招博士生和博士后，我们这些年轻的责任编委也是人才培养的对象。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很大的一块，就是我们与全国三十多家高校、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儒藏》校点工作仅仅国内就有三百多人参加，其中一部分人本身对古籍整理不是特别熟悉，也是处于摸索阶段，对他们来说，参与这项工作也是一种提高。

为配合《儒藏》工程的开展，在实践中有计划地培养、锻炼了一批从事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术专业人才。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交叉学科“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方向自2004年至今已招收11届68名博士生。2004年以来，共有11名博士后进站工作。这些博士后及博士生均承担了相当分量的《儒藏》精华编的审稿以及校点工作，逋过边实践边学习，从而迅速成长为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同时，《儒藏》工程的开展，对于全国范围的古籍整理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对于青年学者的成长，也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记者：编纂的过程是一个再研究的过程吗？

沙志利：编纂的过程中，我们不会添加新的东西，只是利用现在的技术手段、用便于读者阅读的方式来进行原有文献校勘、标点、分段，然后排印出来。这个不是写研究文章，但是像做标点、写校勘记，会有研究性的思考渗透在里面。因为不读懂原文，是没法准确进行这些工作的。

记者：在收集这些文献的过程中，又有什么困难？

沙志利：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日本和台湾的善本，一开始我们联系得并不多,有些可能是私人藏书，也可能是公家藏书但不提供复制，或者由于经费限制，或者是人际关系的限制,我们拿不到。

国内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主要版本来源于北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其他的有一些藏书机构也会有，但有些合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比如,有的图书馆不提供复制，我们只有跑过去看、去手抄。去手抄的时候是无法保证那么全面地反映底本信息的，因此有些书获得底本的过程是非常困难的。

记者：孙先生有何补充？

孙钦善：《儒藏》精华编所收文献，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经过简明校勘、标点,以繁体、竖排方式排印，这既可避免与近年来影印的诸多大型古籍丛书重复，又便于利用，并便于制作成可供全文检索的电子图书，能够更好地满足当代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需要。

我们古籍的出版和整理，对于古书来说，首先是影印，书的版本很多，要选择一个好的本子，包括书的品相怎么样，清楚不清楚，是不是有错版，而且在影印当中也会产生新的错误。在《儒藏》编纂之初，以什么形式出版，以什么形式编纂，都进行过讨论。我们考虑到立足现代社会的需要，决定知难而进，采用排印出版，有电子录入，也可以检索，这也就是与数字化接轨。

由于北京大学与海内外学术界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使得《儒藏》精华编能够从世界范围内选取内容完整、校刻精善的古本做底本,选取在版本系统上具有代表性和校勘价值的善本做校本，从而确保文献的版本质量。

一种书有好多版本，要选择一个最好的版本，错误最少、内容最全、品质最好，作为底本，把其他重要版本作为校本来校勘。在充分调查版本源流的基础上，经过对版本的认真研究，方可编订更精善的版本。《儒藏》精华编初校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以校勘正误为主，酌校异同。《儒藏》精华编收录文献尽管相当部分已有整理本，对已有校理的文献，在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坚持全部利用原始版本重新核校，以纠谬补阙，进一步提高校勘质量。影印本没有标点，我们要加上标点，这也是非常难的。这些使得学术含量大大增加，涉及到目录学、版本学、语言文字学，其中的是非取舍，编纂人员是需要具备判断能力的。

另外，在出版排印过程当中，也可能出现错误，文字与标点的校对都容易出错，一出错就是硬伤，这也有学术含量在其中。可以说，我们选择了最难的方式，最容易出错的方式，但我们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方便阅读，方便检索，方便查找，我们还是选择这样的方式。

还有，我们收集的书当中有些过去已经出版了，可能是很有名的出版社。我们要利用这些成果。如果发现出版得好，我们尽量与原来的整理者联系，按照《儒藏》的要求，去承担这个任务，重新出版。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版权的问题，我们还要亲自去谈。我们很多书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版本，这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转载自《图书馆报》（2014年11月21日 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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