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寄来精华编最新出版的两册：第一〇四册，经部四书类，与第二八一册，出土文献类。重甸甸两大本，附寄小册子：《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简介》，让我警觉到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简介》指出，虽然在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家并称，但地位是不同的，儒家思想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所传承的“六经”不是某种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凡例说明，精华编所收书籍，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我收到的两册刚好分属两类。第一〇四册由孙钦善、严佐之主编，第二八一册由庞朴主编。各书卷端由整理者撰写《校点说明》，简要介绍作者生平、该书成书背景、主要内容及影响，以及整理时所确定的底本、校本及其他有关情况。凑巧我收到的两册包括了《论语》在流行的朱注之前最重要的集解与注疏的本子，虽然不会影响到我多年浸淫《论语》体证的哲理，对于版本完全外行的我，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所以乐于写下一些感言作为参考之用。

第一〇四册“学庸之属”只收了南宋石𡼖（子重）、朱熹的《中庸辑略》，与王阳明《大学古本旁注》存目。“论语之属”才是主体，共收了三部影响深远的大著：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正平版），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与北宋邢昺《论语注疏》。孙钦善校点《论语集解》，说明此书旧题何晏撰，实际是在何晏主持下集体编撰而成的。此书首创注释之作的“集解”体，是《论语》汉魏诸家注解的集成之作，较为集中地保存了《论语》的汉魏古注，影响很大，后世多在其基础上作疏。而完整的《论语》单集解本，在国内早已中断流传，而在日本流传的抄本，以正平版最具代表性。此次整理，以正平双跋本为底本。皇侃即在何晏《论语集解》基础上作疏，既疏正文，又疏注文，为晋、南北朝《论语》注释的集成之作。此书在中国失传已久，在日本则长期以抄本流传。1923年大阪怀德堂有排印本，由武内义雄据多种古抄本合校而成。此次整理即以怀德堂本为底本。另有1750年印本于上世纪80年代曾误作高丽本回传中国，收入《知不足斋丛书》，作为校本。南宋邢昺据不同于正平版的《论语集解》作《论语注疏》。此书有蜀大字本十卷，现藏日本，附有《经典释文》，为元明以来诸本所无，弥足珍贵。这次整理，以影印本为底本，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为校本。

由此可见，为了保存儒家的典籍，竟然需要通过国际的努力才能达成目标。为了检视集解、注疏的同异，我特意挑选了《颜渊第十二》的第一章“克己复礼”为例，藉此了解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何晏集解原文：“克己复礼为仁。”马融曰：“克己，约身也。”孔安国曰：“复，反也。身能反礼则为仁矣。”原文：“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安国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原文：“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郑玄曰：“此四者，克己复礼之目。”原文：“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王肃曰：“敬事此语，必行之。”皇侃的义疏要详细得多。有关“克己复礼为仁”，他的义疏是：“克，犹约也。复，犹反也。言若能自约俭己身，还反于礼中，则为仁也。于时为奢泰过礼，故云‘礼’也。一云，身能使礼返反身中，则为仁也。范宁云：‘克，责也。复礼，谓责克己失礼也。非仁者不能责己复礼，故能自责己复礼则为仁矣。’”有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义疏在孔安国解之后又引范宁云：“言为仁在我，岂俟彼为仁耶？”邢昺注疏对于马融注又有进一步的解释。他说：“正义曰：此注克训为约，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嗜欲所逼，已离礼，而更归复之。’今刊定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谓身【此字阮本无】能胜去嗜欲，反复于礼也。’”

第二八一册收了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与《性自命出》；上海博物馆藏楚简《性情论》及竹书《孔子诗论》与《周易》；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与《五行》。这些文献出土，引起专家学者聚讼，意见不一，等到尘埃落地，古代中国哲学史势必要改写，我还在耐心期待，此处不赘。令我感到兴奋的是，这一册也包括了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依校点说明，这批竹简在1973年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岀土，《释文》于1997年由河北省文物出版社出版，附有《介绍》，说明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论语》抄本，初步认定有六百二十多枚。刘修死于公元前55年，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汉时为学童的启蒙读本，是必读的经书之一。西汉时除《古论》世不传外，《鲁论》、《齐论》各有所传。西汉末安昌侯张禹将两论择善而从，合而为一，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以及今本基本上就是《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依之，考之《齐论》、《古论》，著有《论语注》，一时大为流行，现已失传。后代研究的学者从残存的《论语注》中试图辨别三论的异同，终因三者羼杂混淆，而无法认清各自的面目。竹简中的文字，差异很多，有抄错或随意简写的字，也有属于底本上文字的不同，可供学者深入研究。其书写由古文演变成了汉隶，简本也有一些《鲁论》的文字，是今本看不到的东西。但《颜渊》“克己复礼”章仅有三一一与三一二两片，并无异辞。

这一册又有唐写本《论语郑氏注》。《郑注》于五代之际逐渐亡佚。南宋王应麟、清儒惠栋曾予辑佚，然不足原书什一。20世纪初，敦煌、吐鲁番的古代石窟、墓葬中，陆续出土一些《郑注》的唐人写本，使学者萌生了复原《郑注》的希望。经过多年多家的辑佚和整理，大致已有半部完整的《郑注》为我们所知了。可惜没有关于《颜渊》“克己复礼”章的资料。

此书最后收有唐写本《论语集解》。据校点说明，今所见何晏《集解》均为注疏本，凡二种，即“皇本”与“邢本”，均是宋以后的版本。但敦煌、吐鲁番出土唐人写《集解》单行本六十余件，国内外学者曾诧为稀世瑰宝，以之与皇本、邢本对校，不仅可以订正传本中的许多错误，解决清人研究中的许多纠纷，还可以提供传本中没有的许多佚文，披露清人研究中未曾涉及的许多新问题。本书所收《颜渊》篇以“伯希和二六二〇号写本”为底本,共存五十八行半，起篇题，迄篇末，首尾完整。读者如有兴趣，不妨找精华编来看。

由以上所说，可见我虽然只熟悉哲学概念，不熟悉版本学，仍然学到了有关《论语》的许多东西，所以不揣谫陋，当《儒藏》总编纂汤一介教授邀请我写一篇短文介绍《儒藏》、特别是精华编的意义，我也就欣然应命，草就一篇感言与读者分享。

（作者是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特聘讲座研究员）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09年9月9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