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北京大学与87岁的著名学者汤一介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随后的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的世界儒学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长篇讲话，向全世界传递出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强音。

2003年，由北京大学统筹中、韩、日、越近500名专家学者联合攻关的重大基础性学术文化项目《儒藏》编纂工程启动。这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整理儒学典籍的学术项目，计划用20多年时间，对海内外3000多种儒学典籍文献进行全面整理，集成一部传世儒家文献汇典，为后世及世界文明奉上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最近，半月谈记者对《儒藏》的进展进行了相关调查。

为什么要编《儒藏》？

冬日的午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81岁的《儒藏》总编纂、北大中文系教授孙钦善缓缓讲述《儒藏》在他心中的分量。身后书架上，已岀版的百册《儒藏》典籍摆放得整整齐齐。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他说，“编纂《儒藏》就是要系统整理、总结儒家思想的脉络和精华，以便收藏、保存和利用。”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历来是儒、释、道三分天下。千百年来，我国有多种《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儒藏》，没能把儒家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独立体系。尽管明、清两朝均有学考提议编纂《儒藏》，终因工程浩大，未能实行。

新时期最先倡导《儒藏》编纂的是已故著名学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这位晚年将全部心血付诸《儒藏》编纂的老人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中国古代文化是“轴心时代”的几大文明之一，而儒家正是轴心期中华思想文化的最主要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至今缺乏一部完备的儒家典籍文献全集。“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适应中国及世界对于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汤一介认为。

经多番学术研讨，2003年5月，北大成立《儒藏》工程指导委员会及编纂工作小组；“《儒藏》编纂与研究”作为“2003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被国家批准立项，75岁的汤一介担任项目首席专家。

2004年6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成立。按规划，《儒藏》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选取历史上较有代表性或影响较大的典籍编为“精华编”，然后再扩展为全本《儒藏》。

其中，“精华编”将收录我国历史上有关儒学的传世文献和岀土简帛文献500多种，编为282册。同时收录韩、日、越三国历史上以汉文撰写的儒学文献150多种，编为57册，共计约2.3亿字,339册。

在此基础上扩编的《儒藏》全本，将进一步收录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3000多种，约12亿字,计划于2025年完成。全本完成后，其规模将超过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历史上有价值的儒学著作。

11年来，经各方艰辛努力，这一浩大工程已初见规模。《儒藏》编纂中心副主任杨韶蓉介绍，目前“精华编”中国部分已编纂完成200册，岀版100册，预计到2017年上半年，中国部分的稿件将全部完成编纂。2017年至2018年,《儒藏》“精华编”将基本完成出版。

规模大、创举多、难度高，以质量为生命

对于《儒藏》“精华编”，教育部原副部长李卫红曾这样评价：“精华编，荟萃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三类于一编，这在中国古籍编纂史上尚属首次。成果选本精善，校勘精当，标点准确，超越前人，被誉为中国古籍整理编纂史上的一项创举。”

此言高度概括了编纂工程的突出特点，也透露岀其前所未有的难度。

从先秦到清代，2000多年的儒家典籍文献浩繁如海，散布各地。要编纂出内容齐备、文本可靠、阅读方便、检索快捷的大型丛书，工程规模浩大，绝非某一单位可单独完成。

多年来，教育部给予《儒藏》编纂工程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先后投入2000万元，专设170多个重点及一般项目，较好地解决了目前古籍整理等基础性学术成果在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中难以得到应有承认的现实问题，保证了工程的顺利推进。

同时，北大邀集了海内外30多家高校与学术机构、近500位专家学者开展联合攻关研究，特别是韩、日、越近百名学者加盟，使工程成为中国人文学界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项国际学术合作项目。

同一种书往往有多种不同版本，选择好的底本，对《儒藏》来说至关重要。因此，选择底本成为编纂工作的一大难题。为找到善本，编纂人员付出了很大心血，有时还不得不辗转海外寻求存本。

例如，南宋理学家胡寅的《斐然集》在南宋端平年间有刻本，但刻本久佚，国内仅有包括《四库本》在内的几种抄本流传，而日本静嘉堂文库则藏有明影写宋端平元年本。为看到此本，编纂中心历时一年多，多方联系，费尽周折，最终通过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所藏胶卷过录到了此本，使《斐然集》的整理获得了突破。

“《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2007年，作为首席总编纂的季羡林就明确提出要求。孙钦善坦言：“编纂工作中，我们始终抱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因为我们深知，质量是《儒藏》的生命。”

为保证质量，一系列严格制度出台，审稿、编纂流程做到严密布置，层层把关。例如，在管理上实行合同制，《儒藏》中心与部类主编和校点人分别订立撰稿交稿合同，严格退改、退稿规定；书稿在《儒藏》中心须经过初审、通审、会审、抽审、终审数次严格审定，在出版社还要经过三审，专设的校对科负责全程校对,错误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

此外，随着现代考古学的不断发展，20世纪出土了大量简帛文献，数量之丰富，内容之珍秘，远超历史上的“孔壁”和“汲冢”书。此次《儒藏》“精华编”出土文献类就收集了近60种考古出土的主要儒家文献。对出土简帛文献的丛编性整理为重新认识古书提供了新的视角，将对推动相关领域深入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抢救书，还要培养人”

汤一介生前曾说：“现在做《儒藏》，带有抢救的性质，一方面要抢救书，还要培养新的人才。”对我国古籍整理领域人才断层问题忧心忡忡的他，殷切希望借助此项编纂工程，培养一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整理的新生力量。

古籍整理与研究，涉及文史哲、图书馆、考古等多领域专业知识，需要艰深的古文献学理论和繁复的古籍整理实践。“能胜任这方面工作的人,须苦练基本功，钻研、积累深广的学识，同时还要有甘于寂寞、安于坐冷板凳的敬业精神。”孙钦善担忧地说，“老一辈人才正在凋零，而后继之人在急功近利的世俗大气候下不易物色和培养，随时都存在断线危机。”

《儒藏》编纂中心发现，各合作方来稿的退稿率很高，版本、文字上过不了关,“张口就错”，一些已出版的相关著作也包含许多错误，不敢拿来直接用。

编纂中心副研究员沙志利说，在编纂中，一流的校点者、审稿人、研究者都很难找，由于基础稿件问题多，为后续审稿带来许多困难。而研究《周易》象数派、《春秋公羊传》等一些复杂书目的专家也少，导致编纂周期延长。

“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古籍人才整体水平在下降。”孙钦善不无心痛地说。《儒藏》编纂的人才困境，映射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危机。但同时，借助编纂工程，一批古籍整理与研究人才也得到了锻炼和培养。

2004年，《儒藏》编纂中心开始招录、培养“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方向博士研究生，聘请文史哲学科的著名学者担任导师，鼓励学生在学习中国古代文献与古代哲学的同时，参与到《儒藏》编纂工作中，以培养具备古籍整理及儒家思想研究综合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目前，中心共招收了75名博士生及硕士研究生。

2010年后，中心规定，每位博士生在读期间需完成10部书稿的初审工作，包括版本、校勘、标点等内容的审读。此外，中心还在全国范围内招聘文史哲相关专业博士后，先后有11名博士后进站工作，在《儒藏》编纂与审稿工作中，他们的综合研究能力也得以提升。

“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着极为复杂的种种矛盾，儒家思想文化或许可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些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希望《儒藏》能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儒学范本，让所有研究者都受益。”汤一介先生的殷切期待言犹在耳。如今，编纂工程依然任重道远。在编纂中心，10多名编纂工作人员聚精会神地审阅每一部《儒藏》书稿，以期向全世界读者呈现儒学经典的智慧。

转载自《半月谈内部版》（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