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儒藏》总编纂

记者：我国历史上既然已有《四库全书》、《十三经注疏》等儒家文献汇编，如今为何要付出巨大人力、物力、精力来编纂《儒藏》呢？

汤一介：这是因为以往的儒家文献汇编往往没有标点，版本复杂，谬误难免，没有形成真正的“范本”，不利于后世学习研究。此外，清代以后在国内和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又相继发现一批重要儒家文献，都需要重新整理汇编。在儒、释、道三分天下的传统思想文化中，《佛藏》、《道藏》都已经有较为完善的版本，而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却始终没有一部《儒藏》来将儒家思想文化的典籍、文献进行集大成的搜集整理，这是促使国家和儒学界下决心编纂《儒藏》的主要原因。

此外，儒学人才的“青黄不接”也是《儒藏》编纂如此紧迫的重要原因。随着许多国学大师的离世和季羡林等在世大师的年迈，具有深厚学养的儒学研究队伍正在面临萎缩，为数不多的新一代儒学研究者尚不足以单独承担修典重任。因此，《儒藏》不仅是对书的抢救，也是对人的抢救。

记者：在《儒藏》的编审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情况？

汤一介：《儒藏》成功与否的关键在质量。今年，因为一个标题错误，我们就把已经印刷、出版的一本书重新印刷了一遍。为了把差错降低到最小旳概率，我们设置了两道“关口”。首先，所有书稿需送交北大儒藏编纂中心进行初审。此外，我们还召集中华书局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编审同志，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两个审核中心进行初审之后的第二次审核——通审。

就目前书稿的质量而论，情形并不理想。已经送交的165种书槁里，有151种通过初审查，而仅有82种通过通审。不合格的书稿，我们都退回给作者，要求其按照规定体例修改。对于《儒藏》的出版，我们的态度是，成功一册，出版一册。目前已经出版了4本，到明年2月还可以再出版6本，到明年年末出版总数将达26本。

记者：您感觉《儒藏》编纂工作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汤一介：困难的事情太多了。包括：版本的选择，标点的标注以及人力资源的不足等等。光是《儒藏》精华本就有一亿五千万到两亿字，而大全本字数将达十亿之多，超过《四库全书》。更何况，我们选择的是出版校勘版，而非影印版。目前儒家典籍多以影印本形式出版，而《儒藏》将以附有简明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校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这不仅便于使用，而且可以做成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校勘版是苦差事，但也是最有用，最有价值的版本。这么大的工作量，没有十几、二十年是不可能完成的，目前北大儒藏编纂中心仅有十多个工作人员，人力紧缺。

为此，我们特意联合了海外力量，让日本、韩国、越南的学者也参与其中。

孙钦善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儒藏》总编纂。

记者：《儒藏》编纂耗时、耗力，您认为编辑这套书的意义在哪里？

孙钦善：今天，中华民族正处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前夜，编辑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对当今和后世都是十分必要，而且有着重大的意义。

记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涉及儒家思想的书藉可谓汗牛充栋，哪些书籍可以入选《儒藏》，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孙钦善：的确如此。因为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主流文化，典籍非常多。为解决“选择标准”问题，我们编辑了两个版本，一个是《儒藏》精华本，一个是《儒藏》大全本。先做精华本，再做大全本。入选精华本的书目、典籍，一般为公认的儒家经典著作，具体尺度由《儒藏》编纂中心拿捏。而大全版则是希望可以尽其可能的收集一切涉及儒家思想的著作。

《儒藏》精华本计划用七年（2004年至2010年）时间以附有校勘记的繁体竖排标点排印本的形式出版。《儒藏》大全本将再用十年（2010年至2020年）时间以繁体竖排断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

记者：您和汤教授都反复提到“质量是《儒藏》的生命线”，请问如何保证质量？

孙钦善：以前，我们出版的一些儒家经典书藉并非最完美的底本。这次《儒藏》编纂涉及的底本，我们做了重新选择。不少已经在中国失传的古籍，在日本还有完整的保留。所以，这次不少底本在国内都是“全新”的。在编纂《儒藏》过程中自己的感受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选本到把关，都要求质量第一。

转载自《文娱新闻》（2007年12月3日 A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