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大学西门一路向东去，将至未名湖边时，便会注意到四栋呈直线排列的仿明清式古典建筑。每到春夏之交，周边佳木发荣滋长，掩映着楼体和甬路，恍若密林幽谷一般。由西向东数去第二栋，便是《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所在的才斋。

《儒藏》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地系统整理海内外儒学典籍的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依托北京大学丰厚的文化底蕴，旨在为世界各国学者提供一部最完备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总汇。有鉴于卷帙浩繁，工程确立了“两步走”的编纂规划：先期成果“精华编”将海内外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儒家传世文献、出土简帛文献及域外文献萃为一编，成书规模达339册；第二步编纂“大全本”，收书规模大大扩充，预计将逾3500种，基本囊括中、韩、日、越四国历史上价值较高的儒学著作。此外，工程还同时展开对儒学的多方面研究，如编纂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迻译日本、韩国学者撰著的本国儒学史，联络越南学者撰著越南儒学史，编修按四部分类的《儒藏总目》，编撰“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系列专著，编辑学术集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等。

2004年6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正式成立，最初设在朗润园，2016年搬迁至“红二楼”——才斋。如今，这栋丹楹刻桷的小楼已珍存了近廿载的沉潜岁月，见证了无数学人的专精覃思：2004年，成立之初，项目首席专家汤一介先生任中心首任主任，负责组织实施《儒藏》“精华编”的整理编纂工作；2014年，星霜屡移，王博教授接替汤一介先生担任《儒藏》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2019年起兼任《儒藏》中心主任。如今，“精华编”中国部分已全部出版，《儒藏》工程整体进入新阶段——启动全本编纂。

发轫：赓续儒学，涵育英才

《儒藏》工程的首倡者，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曾对中国的“批孔”浪潮提出批评：“你们要知道，孔子的儒家思想不仅仅是中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东亚的精神文明。”这句话给汤一介先生留下了深深的印象。90年代，汤一介先生提出创建中国诠释学体系，编纂《儒藏》的设想也初步成型。2002年11月，在张岱年、季羡林、何芳川、汤一介等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北京大学举办儒藏学术研讨会第一次会议，得到了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在内的学界的响应，《儒藏》编纂与研究这一基础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启动在即。在向教育部申请立项的请示报告中，汤一介先生写道：“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我校教师受到极大鼓舞，这已经成为我校编纂《儒藏》的根本动力。”

汤一介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抱有极强的使命感，在他看来，编纂《儒藏》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民族复兴的前夜，此时编纂《儒藏》，不仅是出于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需要，同样也是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明新时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中国贡献的必要举措。汤一介先生曾在八十岁时说：“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儒藏》成为全世界最权威的范本，让世界的研究者都用我们的东西。”

除此之外，汤一介先生认为，编纂《儒藏》也带有“抢救”人才的性质。“我国做《二十四史》的老先生都已经故去，将来会出现人才断层。”系统编纂整理儒家典籍，不仅是为了集成儒家经典，也是为了涵育未来文化；既是为了抢救书，也是为了培养新的人才。时任总编纂的庞朴教授极其惜才，曾给予学生丁四新以“后生可畏，后生可佩；后生可爱，后生可赖”的极高评价，并支持他参与《儒藏》工程“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的校点工作。实践证明，《儒藏》很好地回应了文史哲人才的“断层之殇”：2004年，牵头单位北京大学开始为《儒藏》编纂工程专门招生，首批招收硕博研究生共6名；截止到2022年，《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累计已招收120余名博士研究生。参与工程的其他高校也有类似做法。如今，这些年轻学者已经逐渐成长为既能从事学术研究、又能从事古籍整理的复合型人才。《儒藏》编纂工作既是在出书，也是在育人。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探望87岁的汤一介先生，了解《儒藏》编纂情况。汤一介先生勤奋严谨的治学精神和文化使命感令人动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编纂《儒藏》“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业，传承中华文明，所以汤老做了一件有非常大贡献的事情”。

攻坚：迎难而上，臻于至善

“我们的心情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作为《儒藏》总编纂之一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孙钦善在工程启动后经常重复这句话。

工程立项之初，编纂团队几乎在各个方面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阻力。2004年底，庞朴先生风尘仆仆地由北京南下，代表《儒藏》中心赴深圳检查工作，随即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广州和武汉。这样的奔波是工程早期的常态：自工程立项起，直到2007年底《儒藏》进入大规模编辑阶段，近五年的时间里，汤一介、庞朴、孙钦善、安平秋、魏常海等人每年都会走访各个合作单位，与部类主编和校点者交换意见，及时解决校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进度。他们几乎跑遍了祖国大江南北，更涉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个中辛苦难以言表。

延揽人才曾是《儒藏》工程初期遇到的难题。

汤一介先生曾坦言，工程面对着“经费筹措难、人才招徕难、组织协调难”三大难题，其中人才问题尤为严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工程参与者的能力和积极性都未能达到期望水平。《儒藏》总编纂安平秋教授也曾指出，部分整理者古籍整理基本功不牢，也欠缺从事相关工作的经验，难以确保古籍整理的质量。当时，初稿校点人员所交书稿约有 60% 以上需要退改，还有些书稿在中途更换了校点者，这些都大大拖延了工程进度。针对各合作方来稿的质量难以得到保证的问题，编纂中心采取的策略是增加工作流程中的审校环节数量，扩大审稿队伍，增强点校人员的筛选力度，取得了一定成效。

人员积极性的问题相对更为复杂。早年间，基础专业在快节奏的社会中欠缺吸引力，这并不仅限于文史哲专业，数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基础专业也面临相同的问题。汤一介先生认为，这种现象无可厚非，但确实会对基础专业的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相关人才断层、人才储备不足，使得工程在延揽人才上面临一定的困扰。2010年8月，《儒藏》“精华编”主编工作会议在北京香山举办，讨论了《儒藏》编纂的质量、进度两项问题，提出了关于提高质量和加快进度的意见和建议。会议进一步推动并落实了《儒藏》工程合作单位及校点者子项目立项的问题，有效调动了校点者积极性，提升了《儒藏》精华编书稿完成的进度和质量。这次会议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经费筹措和组织协调相关问题的解决。

质量为本是《儒藏》工程的不懈追求。

工程起步之初，《儒藏》还面临着外界的质疑。社会上颇有持异论者，诟病其为“形象工程”，以为相类的“大书”如《四库全书》等已出版不少，编纂过程难有突破，无劳师动众的必要。针对此类论说，首席总编纂季羡林先生指出，质量才是这套《儒藏》传世的根本。工程的成败，关键在于质量。

《儒藏》编纂的规模十分庞大，预计总字数将达到10亿至12亿，而错误率则必须保证在万分之一以下。为了保证质量，在“精华编”的编纂过程中，《儒藏》中心制定了一套细致详实的编纂《凡例》，并在流程中设置了多达十一个环节，几乎达到“五审五校”：校点人在开始校点工作时，需要先提交样稿；样稿提交后，中心即为该稿确定责任编委，建立流程卡，再由责任编委安排专人审读样稿；样稿合格后，方可通知校点人进行全面校点；校点稿完成后，要经过数层审读和复核的把关，直到终审合格签章后，才能交由出版社出版。一部书稿走完全部流程，大约需要两到三个年头。

此外，《儒藏》的收书范围突破了传统，并非只是对已有传世文献的机械整理，而是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域外文献荟萃为一编，而又各自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儒藏》“精华编”的出土文献类中，包含了近60种考古出土的主要儒家文献，是相对于以往汇编的重大突破。除出土文献之外，海外的儒家典籍也是《儒藏》工程关注的重要一环。《儒藏》之所以不称“中华儒藏”，是因为儒学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文明，而是东亚国家乃至世界共有的精神财富。汤一介先生主张以开放的态度主动邀请外国汉学家参与，为此做出的努力已卓有成效，来自美国、法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地的学者纷纷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了工程之中。例如，有学者主张日本对孔子的研究存在许多不同的勘订，相关研究同样值得收录。对出土简帛文献和域外文献的丛编性整理填补了以往儒学典籍汇编的空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思路，将对推动相关领域深入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不仅如此，为使更多的学者和广大的读者方便利用儒家文献，便于后人从事研究或泛泛阅读，《儒藏》工程启动之初即决定放弃更为稳妥的影印法，而以更加适应现代的、经过校点的排印方式出版。“全本”计划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在对底本原稿进行扫描的基础上，通过OCR识别实现数字化，并附以底本、校本影像作对照，再进行标点和校勘，最终以排印和数字化的方式出版。诚然，无论是“精华编”的点校重排，还是“全本”的数字化技术介入，都需要付出相较于影印版千百倍的努力和辛苦，但“志不求易，事不避难”正是全体儒藏人的共识，也是文化工作者应有的担当。

编纂工作者们付出的艰辛得到了回报。2022年，专家对已正式出版的《儒藏》“精华编”进行评定后认为，《儒藏》选本之精善，校勘之精当，标点之精确，无疑可媲美乃至超越前人。

情怀：寂寞书斋，丹心为国

朝经暮史，兀兀穷年，可以说是古籍整理人的显著特征。《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甘祥满就是其中一员，他介绍说，为保证标点和校勘的质量，自己往往需要仔细调查对比多个版本，有时仅仅为了核查一个小小的标点，也可能需要花费数小时的时间。“本来预期要审万字，结果一天看下来，可能只看了区区千字。”实际进度落后于期望过多，焦急和沮丧偶尔也会前来叩访。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懈怠，“即使是非常细小的问题，也是必须要解决的。”

多年的审稿工作也催生了“职业病”，对他的生理健康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一天之中，甘祥满几乎有8小时全部用于审稿，校对或查询数据库时，眼睛要在纸面和电子屏幕之间反复切换。高强度的用眼使得他的视力急速下降，年纪尚轻，眼睛却花了。“整个中心都是这样的。”甘祥满说。

“精华编”中国部分共282册，而《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共有9位责任编委，这意味着平均每位编委都需要负责30余册书稿的审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每位编委往往要同时处理多部书稿，且进度并不统一：一部书稿已经在等待中心抽审了，另一部还处于责任编委复核阶段；也许这时点校者递交了另一部更为紧急的书稿，那么就需要放下手头的工作，优先推进它的审校流程。与此同时，参加《儒藏》工程各部类工作的单位也存在着科研、教学等多项任务同时推进相互“撞车”的问题。这种情况下，难免令人感到千头万绪、纷繁复杂。

对此，各单位琢磨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山东大学王承略先生要求每人在家里设立一个“工作摊”，把需要整理的稿子放在眼前，每天刻意挤出一定的时间做《儒藏》相关的工作；北京大学编纂中心则设立了“流程卡”环节，要求为每部书稿“建档立卡”，在审读工作流程卡上记录处理书稿的起止时间、各个环节的负责人，还包括审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针对问题做出的调整。这些信息会被详细记录下来，最后归入才斋三层的小阁楼。甘祥满展示了其中一部稿件的流程卡，隽秀的字体清晰地展示出初审意见、退改备注、流程负责人处理意见、编辑处理意见、编委复核意见……卡片上自带的“初审表”和“通审表”不足以完全容纳各项细致入微的意见，因此卡片中间往往还夹着厚厚的一叠“附件”。每张流程卡都带有编纂人员自己的记录特色，或是言辞严谨，或是巧用多色笔，或是整齐排版。一张流程卡就仿佛一段旅程，不仅记录着书稿的来源和去处，也承载每位参与人员的生命寄托。拿着流程卡，甘祥满打趣道：“也许几千年之后，这个就是重要文物啦。”

就像甘祥满一样，《儒藏》的编纂人员几乎是二十年如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工作，但他们没有懈怠或抱怨。将传统儒家的文化以现代化方式整理出来，是所有儒藏人心底的一份信念和使命感。而如果去探究支撑他们无怨无悔地前行的精神源头，则无法绕开汤一介先生。“汤先生的人格魅力、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信念、对学术的责任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甘祥满说。汤先生在世时，只要得空，就会来到编纂中心，关心大家的生活和工作：注意锻炼身体了吗？恋爱状况如何？近来孩子怎样？工作的事也不会忽略：每学期伊始，汤一介先生都会组织召开全体会议，明确本学期的任务；学期结束时，又会召开一次总结会议，回顾一学期以来的工作成果。

汤一介先生无时不在挂念和思考工作。他告诫年轻学者不要为眼前日常繁琐的工作所遮蔽，一定要跳脱出来，向“上”看，感受工作的精神和意义。为编纂所做出的细碎工作，就好像涓滴细水，正是它最终组成了整片汗漫汪洋。通过这样繁琐和单调日常工作的磨砺，编纂人员们在面对困难时仍然能够保持热情，坚持走下去。

这样的心态正是汤一介先生身体力行传递的。2014年6月，“《儒藏》精华编百册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汤先生彼时已经病重，遵医嘱不能多讲话，但仍然在发言中说道：“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工程来尽我的力。”先生一直希望能亲见“精华编”全部出版，无奈却并没有得偿夙愿。2014年9月，汤一介先生病情恶化，赍志以殁。

结语

收书范围广、校点质量高、阅读和使用便利的《儒藏》，相较于已有的文献汇编，做出了尤为可观的突破与创新。《儒藏》工程借助现代的学术眼光和技术手段，采用点校重排的方法，系统编纂整理中、韩、日、越四国的儒家典籍文献，做到了校勘审慎、标点规范、文本可靠、阅读方便、检索便捷，有助于海内外学者对儒家文化展开研究、深化理解，在弘扬中华文化精神的同时，也加强了不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理解、尊重与互助。

事实上，《儒藏》工程从来不仅仅是编纂和集成工作，更是兼顾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大工程。2009年10月，应汤一介先生要求，儒藏中心的牌匾由“儒藏编纂中心”改为“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编纂人员同时承担编纂和研究任务，二者相互促进。《儒藏》对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全国计有21家高校和研究机构、25所科研单位参与合作，计有百所高校超过300位学者参与校点，根据自身的研究优势及特长分部承担任务，不仅发挥了各自的研究优势，而且进一步夯实了基础，端正了学风，培养了人才。工程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流程，也为大型学术文化工程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经验。

“一份书稿绝非一个人的付出。”甘祥满反复提到，“精华编”主体部分的圆满收官是由社会各界、世界各地的共同支持带来的。在教育部的领导下，北大通过整合本校人文学科的力量，并联合海内外（包括韩、日、越等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四百多位专家学者，积极开展跨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地区以及国际性的合作攻关，得益于政府特事特办的立项举措、经费上的持续追加和支持，出版社的精心编辑和校对，众多高校的普遍关注，“精华编”才能顺利完成。

日前，北京大学“三藏添新典，时中协太和——《儒藏》‘精华编’成果展”圆满落幕，标志着《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282册已全部整理完成，老、中、青三代儒藏学人近20年的努力取得显著成果，《儒藏》工程整体上转入一个新的阶段。《儒藏》伟业，功在千秋，《儒藏》的价值必须放在历史长河中考量。将儒家经典以集成方式展现出来，赋予其便利的阅读和调用方式，将惠及后世万代。后续，《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还将着力推动“精华编”的开架借阅、平装单行本的发行以及数字平台搭建等工作，让传统典籍“活”起来。无论是古籍的编纂还是使用，都不惟寂寞故纸，更具雅韵风华。

文字：齐洹呈  编辑：乃勇  责编：晏如

（原文载于《北京大学校报》2023年7月5日第1637—1638期）

转载自北京大学新闻网

来源网址：https://news.pku.edu.cn/xwzh/96f11126a4f3483abd94e8d2e16af38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