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儒家经典首次被全面整理   专家学者谈《儒藏》编纂

耗时近20年，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工程日前已完成“精华编”中国部分的整理出版，编纂工程取得重要成果。图为《儒藏》“精华编”。况山 摄

2023年5月18日，北京，国际博物馆日，孔庙举办集体诵读活动，观众重温儒家经典《礼运大同篇》。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510种、282册、近2亿字……耗时近20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儒藏》工程，近日完成“精华编”中国部分整理出版，取得重要进展。

为何要编纂《儒藏》？近2亿字的《儒藏》“精华编”是怎样诞生的？记者采访了参与编纂工作的专家学者。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儒家文献整理项目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但千百年来，始终未将儒家典籍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个独立体系。

我国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原主任、首席专家汤一介生前多次谈到，自宋代以来，历代王朝都汇编过佛、道两家的文献，编有《佛藏》《道藏》，却始终没有将从先秦起就系统发展的儒家思想文化典籍汇编为一个体系，这不仅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不能适应中国乃至世界对儒家文化研究的迫切需要。编纂《儒藏》由汤一介最先倡议，受到季羡林、张岱年的鼓励支持，申报立项。

面对请其参与《儒藏》编纂的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总编纂孙钦善起初颇为犹豫：“我担任过《全宋诗》项目主持人，深感大项目抓起来难。《全宋诗》搞了16年，《儒藏》量大得多，能不能搞好心里没底。”明、清两代学者都曾提出过编纂《儒藏》的设想，终因国力与人才条件不成熟等原因未能实现。但孙钦善最终还是决定参加，“因为这个项目太重要了”。

《儒藏》不仅收录传世文献，同时还收录出土文献、域外文献。将三类文献系统整理，萃为一编，这在中国丛书编纂史上尚属首次。《儒藏》总编纂庞朴曾谈到，孔、孟之间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传世文献中没有反映儒家思想的书，使得这一时期内已发展出来但后世久已遗忘的儒家思想“断档”，但出土文献中恰恰有这一部分。如“精华编”第281册收录的上博简《性情论》、郭店简《性自命出》等文献，充分证明在孟子之前儒家就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心性理论，这就纠正了过去的传统看法。

历史上，儒家思想辐射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产生了深刻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典籍解释传统。《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韶蓉告诉记者，《儒藏》“精华编”所收录韩、日、越域外文献，均为三国学者精心甄选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者的汉文著述。这些文献大多是首次在中国整理出版。此次纳入《儒藏》，在统一的学术标准和技术手段之下被编纂成一个独立的文献体系，可为学界带来新的资源和机遇。

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

《儒藏》“精华编”中国部分收录我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学文献500余种，通过校勘、标点、排印等方式，为读者提供可靠完足、便于阅读利用的文本。

这些文献多经历长时期流传，在历代抄写、刻印过程中形成不同版本。如何选择适当底本与校本，是首先面对的问题。《儒藏》“精华编”要求校点人充分调查本书现存版本，厘清版本源流，选择内容完足、精确率高的善本为底本。所谓“善本”，清人张之洞概括为足本、精本、旧本，“足本”指无阙卷、未删削，“精本”指经精校、精注，“旧本”指旧刻、旧抄本。

据《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沙志利介绍，随着《中华再造善本》等大型影印丛书及海外珍善版本陆续公布，《儒藏》编纂大量利用了前人未能利用的宋、元旧本及明、清精善版本。如《欧阳修全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庆元间周必大刻本为底本，周敦颐《元公周先生濂溪集》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十二卷本为底本。最接近作者时代和著作原貌的宋本，提供了最接近作者原意的文本。

除了校勘，在原始的未断句的古籍文献上施诸标点、分章析句，也考验校点人的学识功底。《儒藏》“精华编”国内部分收录的文献，近半数是首次校点整理，校点成果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空白。

《儒藏》的每一部稿件，经校点者整理后都会交到《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进入审稿加工流程。为统一体例、规范校点、保障质量，中心制定了“精华编”《凡例》《编纂条例及补充说明》《校点细则》等具体编纂体例，以及一系列严密的工作流程。《儒藏》“精华编”工作流程简图显示，从“确定责任编委”“审读样稿”“校点者校点，部类主编审稿并签章”到“出版社核清样，发印”，共11道流程。

《儒藏》首席总编纂季羡林一开始就提出：“《儒藏》的好坏，全在质量，要尽量减少错误，宁可慢一点，也要保证质量。”编纂团队根据整理情况，成熟一册出版一册，实行不完全按顺序的滚动出版，千方百计保证编纂质量。

《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汤元宋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儒藏》方向毕业生，也是《儒藏》的第一批使用者。他近年来对南宋文集颇为关注。然而，学界过往对于南宋文集的整理，忽略了一批极具价值的文献。

“《儒藏》对南宋文集的整理，补足了这方面的缺憾。对于楼钥、袁燮、黄榦、陈淳、真德秀、魏了翁及其他重要人物的文集，或因《儒藏》最早点校出版，或因《儒藏》整理质量明显胜过其他点校本，自《儒藏》本出版后便第一时间加以使用。”汤元宋说。

《儒藏》不能只收藏在象牙塔里，还须推向社会。《儒藏》“精华编”没有采取相对容易的影印方式，而是立足现代，采取繁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形式，整理出完足可靠、可资阅读使用的文本，既方便现代读者阅读，也为今后与数字化接轨提供必要基础。

《儒藏》工程的开展不仅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而且具有文化传承的意义。《儒藏》的编纂，寄托了以汤一介为代表的几代学人继往圣绝学、续中华文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正如汤先生在《儒藏总序》中所言：“把儒家经典及其各个时代的注疏、历代儒家学者的论著和体现儒家思想的各种文献，编纂成一部儒家思想文化的大文库《儒藏》，无疑将使我们可以更系统、更全面地了解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儒藏》“精华编”执行总编纂、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中华希望《儒藏》“把儒学经典代代传承下去，为人类文明作出新贡献”。

古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整理是关系继承传统文化、接续民族之根的大事。《儒藏》工程的实施，不仅标志着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两千多年的文化传统第一次得以全面整理，也意味着我们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我们必将在赓续历史文脉中谱写当代华章。

（本报记者 韩亚栋）

转载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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