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岁光阴峥嵘路，千载精华细致编。《儒藏》工程从2003年立项起，至今已有20年之久，自“精华编”问世后，其第二阶段的整理工程也于今年启动。值此承前启后之际，我们采访了《儒藏》“精华编”的总编纂安平秋先生，与他一同回望这部经典汇编的诞生与发展，听他讲述总编纂过程的艰难与慎重，并畅谈对于《儒藏》第二阶段工作的期冀与建议。站在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顾过去《儒藏》编纂的成功经历，展望未来古籍整理的发展前景，总结宝贵经验，更能汲取精神力量，续写《儒藏》编纂的新篇。

审慎论证：“精华编”的启动与申报

据《儒藏工程大事记》记载，《儒藏》编纂筹备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上半年，而学校决定做《儒藏》工程实际上是在2002年的秋天。对于与《儒藏》结缘的开端，安平秋记忆犹新：“我的印象，是在2002年的天气不是很冷的时候，深秋的时节。当时汤一介先生打电话给我，通知我到临湖轩开一个关于《儒藏》的筹备会议，并且说是季羡林先生希望我去参加的。”出席《儒藏》前期筹备会议的还有季羡林、张岱年、汤一介等知名学者，以及教育部社科司和北大的有关领导。大会主要讨论了编纂《儒藏》的一些想法。

实际上，在最开始接触到《儒藏》的编纂计划时，安平秋的内心是有一些顾虑的。“儒释道三家都影响了中国文化，既然有《佛藏》、有《道藏》，那么儒家的思想著作也应该汇编成一个《儒藏》。”这是当时汤一介先生的想法。对此，安平秋却有自己的慎重考量：

“儒释道三家都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更多地还是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佛教有《中华大藏经》、有《佛藏》，道教有《道藏》，所以在明清两代，有些大臣，像曹学佺、周永年都提出来要编《儒藏》。我记得汤先生也说，既然有《佛藏》、有《道藏》，那么儒家的思想著作文献应该汇编成一个《儒藏》。但我觉得《佛藏》《道藏》这样汇编而成的大部头是有用的，但儒家的经典汇编成《儒藏》，规模太大。《十三经》《四书五经》，这是公认的儒家经典。有些则很难说清楚是不是儒家，比如苏轼的、陆游的作品算是儒家思想作品，但里面也有道家思想或其他思想，一定要分辨说这些作品是或不是《儒藏》的，有难度。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的大臣，提出的编纂《儒藏》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到清代乾隆的时候，最终确定不是编《儒藏》，而是编了包含诸子多家、反映多面中华文化的《四库全书》。这表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博大的思想来源。所以从思想脉络上来看，我认为当今不必单独编《儒藏》。此为第一个原因。第二，这些年中国的古籍整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了许许多多的集子，像《李白全集校注》，还有苏轼的集子、韩愈的集子、杜甫的集子都已经出版，或已经有人在整理。现在如果再把它们收入进来，放到《儒藏》里，那重复整理、重复出版的情况就会比较严重。例如，《十三经》《四书五经》，已经有点校等整理本出版了，再点校可能是重复工作。这是我在会上表达的疑虑。”

《儒藏》总编纂安平秋先生在接受采访

因此，对于《儒藏》的编纂问题，安平秋是从前人成果与发展现状的角度出发，认为开展这一工作需要进一步斟酌：首先，从思想脉络来看，儒家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是最大的，要将其经典单独汇编成《儒藏》，规模太大、也缺乏必要性；其次，是从实际操作来看，对其内容的梳理、辨别难度较大；再次，这些年，中国的古籍整理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对于重复整理、重复出版情况的担心，也是安平秋最初的犹疑之一。

对于这段往事，安平秋补充道：“我认为这个工作有意义，很重要，但也要慎重。”在会议之后，经过深思熟虑，他提出了编纂《儒藏》“精华编”的建议：“就做‘精华编’。有些很难界定为儒家思想的作品，或者说作品主要不是代表儒家思想的、内容比较多、比较杂的，先放一放。把《儒藏》精华做出来，只做精华，拿‘网’‘捞’那些主要的代表儒家思想的作品。”后来安平秋才知道，还有几位先生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做“精华编”的看法，“所以‘精华编’的产生是充分吸收大家意见的结果”。

经过多方论证和听取不同意见，《儒藏》工程及其编纂方向才正式确立下来。项目内容尘埃落定后，就到了申报环节。提及申报的话题，安平秋又分享了一件往事：

“在申报的时候，除去北大申报，人民大学也在申报。北大是以汤一介先生的名义申报，请季羡林先生作首席总编纂，申报时写的是汤一介先生、庞朴先生和我三个人是总编纂，那时候总编纂中还没有加入孙钦善先生。人民大学是报张立文先生为主编或者总编纂……报上去后，教育部主持评审。时隔一两年以后，一位参加评审的专家说，项目最后落地北大，考虑了两方面因素：一是北大的牌子，二是安平秋教授等有做古籍整理大项目的经验。

“看来当初教育部的专家评审组考虑问题时，在编委会的人员结构上，既考虑到对儒家思想研究的深入度和权威性，又考虑到要有从事古籍整理的实践经验，经过了多方面的综合考虑，才把这一重任交付给了北京大学。”

后出转精：《儒藏》编纂的独特价值

安平秋长期都致力于古籍事业，是80年代以来北大古籍工作的一位重要组织者和见证人，曾经设计、推动并且亲自参加了一系列重大的古籍整理项目。他认为与其他的古籍整理项目相比，《儒藏》编纂的一个特点是专题性强。

安平秋介绍道：“过去我们做的项目都有各自的特点。比如“古委会”（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北大）做的叫‘七全一海’‘九全一海’，那是一大批断代的诗文总汇：山东大学的《两汉全书》，东北师大的《魏晋全书》，南京大学周勋初牵头几个学校合作的《全唐五代诗》，北大的《全宋诗》，四川大学的《全宋文》，复旦大学的《全明诗》；起初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几位先生牵头做，但现在搁浅了的《全明文》；北京师范大学的《全元文》；中山大学王季思主编完成的《全元戏曲》；南开大学做的《清文海》。这些都是按照时代划分的断代诗文总汇，相当于过去目录学上所说的‘总集’。”

他又提到，除了“总集”，也有一些“大作家集”，如《李白全集校注》《韩愈集校注》《杜甫集校注》等。这些大的集子被称作“大作家集”或“大家集”，也是过去古籍整理项目中的一个大类。在两个大类之外，还有较为综合的第三类项目是以语言文字类为主，如武汉大学做的《故训汇纂》《古音汇纂》，内容涉及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范围。这些项目都和研究所的建设有机结合——一边进行大项目，一边加强研究所的建设。安平秋补充说，过去也有一些普及性质的项目，比如《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选了134种古代的精华作品介绍给广大读者，在收录正文的同时兼备注释和翻译，易于理解、便于普及。

由此，安平秋指出，与这些过往的古籍整理项目相比，《儒藏》的专题性十分显著。“《儒藏》是专门关于儒家的文献，有儒家的经典或者说经典性的文献，也有关于儒家的一般文献……围绕儒家思想，专题性强，与其他项目是不同的。其他项目不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而是或者从时代（断代的）角度入手，或者是对作家的个人作品集进行整理。普及性项目《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虽然关注思想性，但也不完全是从思想史角度来选的，和思想史还是不一样的。”

《儒藏》工程工作小组合影，从左至右：李中华教授、孙钦善教授、汤一介教授、吴同瑞教授、安平秋教授和魏常海教授

谈及对《儒藏》编纂意义的理解，安平秋认为“后出转精”是这个项目一个突出的意义所在。他再次讲述了自己在编纂初期的疑虑心理——《儒藏》和其他项目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在时间上属于后编纂、后出版的项目，极易和之前的项目产生重复，这使得安平秋曾一度怀疑这种重复编纂的必要性。但在参加了《儒藏》“精华编”工作后，安平秋才意识到了编“精华编”的好处：“譬如苏轼的集子，之前整理出版的有很多了。《儒藏》‘精华编’也有苏轼的集子，它是在前人整理的基础上来做的，而且《儒藏》‘精华编’中苏轼的集子就是请孔凡礼先生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苏轼文集》整理本的基础上继续来做的。经过重新加工、重新做，孔先生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升华形成了《儒藏》的本子。这就比原来的质量更高了。”

在二十年的编纂岁月里，在辨章学术之余，安平秋等编纂者经历了无数次的自我怀疑与迷茫。除去对不同整理版本之间可能出现的争议的忧虑，他们最担心的还是《儒藏》“精华编”是否会出现“后出转劣”的问题：“别人已经出版过的那些本子，我们重复出，可能一部分会好一些，一部分会有纠纷，甚至不如人家。人家先出的，我们不是‘后出转精’，而是‘后出转劣’，那就麻烦了。”

“现在《儒藏》‘精华编’做出来了，不是因为我参加了‘精华编’的工作，就说它有好的地方。”被问及对《儒藏》的评价，安平秋的回答中肯而谦虚：“从书的质量和学术界的反应看：第一，比较平稳，就是说没有什么纠纷，没有什么问题出现；第二，在学术界的口碑不错。也就是说，我们的“精华编”确实大部分是有质量的，甚至是‘后出转精’的。是不是有个别的还需要加工，需要提高质量？我想这也是正常的。”面对《儒藏》“精华编”的成功，他仍旧保持着严谨的治学态度，认为编纂工作仍存在需要精进之处。

鉴往知来：对《儒藏》编纂经验的回顾

在采访前，《儒藏》中心的责任编委刚刚组织了“精华编”编纂的总结会议。会议主要从审稿、流程等操作细节展开。作为《儒藏》的总编纂，安平秋分享了一些他认为值得关注的经验与教训。

“虽然《儒藏》‘精华编’一开始就经历了一个拐弯——就是原来想编‘大儒藏’，后来转为编‘精华编’的过程，但是大家适应得比较快，工作启动得比较及时，再加上教育部、学校的支持，以及汤一介先生的认真负责、编委会成员的努力，这项工作很快步入了正轨。在后面的工作中，项目集中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其中不少还是大学问家。所以，总体上看，《儒藏》‘精华编’的编纂进展比较顺利。”在安平秋看来，尽管“精华编”的编纂过程有过波折，但工作得到了多方支持，成员也都不辞辛苦，这才是《儒藏》“精华编”修成正果的成功密码。

在审视过去二十年的工作时，安平秋始终冷静而客观。除了成功的经验，他认为《儒藏》编纂也有不足之处：“如果说《儒藏》编纂工作还有可以改进之处的话，那就是组织工作有待加强。编纂《儒藏》，不是了解儒家思想的工作者就可以标点校勘的，它需要从古文献学的角度，吸收懂得版本、能读懂文献的学者加入，来做一些技术性、基础性比较强的工作，然后在这基础上再做研究，再升华、再提高。”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在《儒藏》“精华编”点校、整理工作的初期，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员相对来说数量较少、力量较弱。汤一介先生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慢慢把它纠正了过来。之后，编委会不断扩充，其中既有从事哲学思想史、研究儒家思想的人员，又邀请了不少从事古籍整理的人员参加进来。安平秋认为，这一问题的出现与解决是十分宝贵的工作经验，值得后来者借鉴、保留。“今天在《儒藏》的编纂组里，有不少都是这两方面的人。他们结合得很好，能够融合起来，各发挥所长，既有战略性的眼光，又有能够实干的精神。这也是很难得的。但初期没有充分意识到，后来逐渐地越做越好了。我觉得这既是它开始时的不足，又是它后来的优点。”

除此之外，在《儒藏》审稿方面，安平秋感到编纂工作初期对此有所忽略，或者说是重视不足。“把任务分给大家了，大家分别承担，有分卷主编（有的是京外的主编，不便当面商议），分卷主编再找个人。有些个人其实没有整理、点校过古籍，第一次从事古籍整理，这样完成的书稿质量并不高，加大了编委会或者说《儒藏》编纂组工作人员的负担。此外，审稿者必须要坚持铁面无私的态度，大胆指正错误，不能仅凭信任而偷懒或者因为不懂、不好意思而不去指正问题。如果我们要吸取经验教训的话，审稿工作是重点。”安平秋又指出，除了学术上的理论支持，工作正常运转的组织保障也十分重要，“关键问题是，得有人管这个，操心这些事务，就像拨电话键圆盘，管事的人拨，才能通。”他还结合时代发展，谈到以后数字化点校的可能性。“那当然需要，甚至必要，但是也可能会产生新的问题”。安平秋认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审稿的审慎精神需要一脉相承。审稿工作者要克服“脸热”的习惯，秉持“审稿就是审问题”的原则，才能提高整理效率，保证书稿质量。

镕古利今：对《儒藏》第二阶段工作的建议

目前《儒藏》编纂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启动，选目工作已经在进行中。除了组织上的一些经验教训外，安平秋最希望的就是工作组能够继续秉持“镕古利今”的原则来开展后续的编纂工作。

“根据现在的情况，在‘精华编’的基础上再扩大，也是可以的。名称，大家都认为不叫‘大全’，也不叫‘大成’，就是个扩大编、扩展编。前面是《儒藏》‘精华编’，现在就是扩展编，不叫‘全’或‘成’，可能更主动……因为‘大全’‘大成’的说法不科学，不像学术的名字。还是就叫《儒藏》，又名正言顺、又主动。”对于名称反复斟酌，安平秋认为这正体现了《儒藏》编纂的指导思想。他指出，在下一步的工作中，也不应单纯以“求全”为目标，要避免专钻偏门、冷门而不加辨别、选择的错误思路。“整理和藏书不一样，整理不一定全部整理，即不是每一部都要标点校勘，不能以是不是全部都整理了作为一个衡量办事的标准。”

安平秋表示，对于下一阶段的编纂工作，自己提倡“镕古利今”——融汇古代的东西，在此基础上镕铸古代的精华，使之有利于今天。创新不是最终目的，对时代有所增益才是创新的意义所在，“创新是为了什么？创新就是为了今天的发展和进步。”研究古代文献、古代文化，对其进行整理，目的就是为了今天的发展。对于《儒藏》第二阶段的编纂，安平秋的意见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不必求全，要有选择，在“精华编”的基础上扩大。“我们为什么要整理古籍？第一，它是宝藏，里面含有我们中华文化的要素。第二，因为它有用，对我们今天有用。不能是一本书就要整理，是一本古籍就要整理。毛泽东主席讲，中华文化有精华、有糟粕。古籍也是这样，有精华和糟粕。有些书是不需要整理的，是没有必要整理的。”他认为,对于《儒藏》新一批的选目和内容也是这样，需要有所选择，不必把所有的文本都收纳进来。“还是要选，选择在历史上有影响的和对我们今天有用的。这是我们编纂者的职责。”这既是作为古典文献学者的学术操守，更是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责任使然，是包括《儒藏》在内的古籍整理工作的题中之义。

汤一介先生与《儒藏》

廿载春秋匆匆而过，回看二十年来的编纂历程，安平秋感慨万千。他感叹道，与过去相比，今天《儒藏》编纂的工作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现在的编纂环境比以前好多了，这一座办公楼都是《儒藏》编纂与整理中心的，而且现在这一批人多齐整啊！不仅正当年、学术水平高，心也齐。”“如果说过去《儒藏》有什么成绩的话，除去汤先生的领导，《儒藏》还有一批人才共同协助汤先生，如李中华和魏常海老师，都是栋梁之材。有了他们，《儒藏》工作才连贯延续下来，汤先生的意见才能贯彻落地。还有陈来、陈苏镇、孙钦善诸位老师，他们是撑起《儒藏》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他们，《儒藏》工作能否正常进展也许都成问题。再加上他们带出来的一批年轻人，如杨韶蓉、沙志利、王丰先、张丽娟、马月华、谷建、李峻岫、甘祥满、李畅然……这一批人，都是汤先生亲自带起来的。特别是还有魏常海、李中华、陈来等诸位老师来带这些年轻人、培养年轻人。其中，杨韶蓉主持《儒藏》工作的日常运转，非常不容易……这是保障《儒藏》工作的一个好条件——有如此系统的工作团队、专门的工作场所……”忆及一起奋战的团队，如数家珍地念出一个个名字，安平秋的语气充满了自豪与对岁月的怀念。同时，他也相信，这个工作班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会继续延续、传承下去，继续为古籍整理事业贡献出一份力量。

汤一介先生已经辞世，王博副校长接过了《儒藏》编纂委员会的重担。“希望《儒藏》能够在王博副校长的领导、组织下，把下一步工作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成果。”

校报记者马文婷根据北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沙志利、王丰先对安平秋先生的采访文字整理。

转载自《北京大学校报》（第1652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