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讲坛”第一期纪要

2017年5月3日晚，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 “儒藏讲坛”第一期活动顺利举行。本期讲坛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汤元宋博士做主题报告，特邀北京大学哲学系张学智教授点评，《儒藏》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李中华教授、《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魏常海教授出席了活动。

李中华、张学智、魏常海先生（从左至右）

讲坛首先由李中华教授致开幕辞。李中华教授说编纂与研究是汤一介先生设计的《儒藏》工作的两翼，儒藏讲坛也一直是中心责任编委们希望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活动，因此从本学期开始，《儒藏》中心举办儒藏讲坛的活动，既是践行汤先生生前的希望，也是推动《儒藏》的研究工作。

主讲人汤元宋博士以“消失与建构——朱子学的文献编纂与道统问题研究”为报告主题，从当代史学理论中的“制造”（fabrication）与“发明”（invention）等概念切入，提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也应注重分析古代文献在其形成过程中可能由编纂者带来的遮蔽。报告着重分析了朱子学文献编纂和道统意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旨在揭示朱子学文献中朱熹本人与作为编纂者的朱子后学所持立场的差异之处。

汤元宋博士指出，学术界研究者所常用的《朱子全书》二十七册，是一套非常博杂的文献系统，其中既有朱熹本人亲自定稿的著述，如《周易本义》、《四书章句集注》等；也有朱熹与弟子合作完成的著述，如《仪礼经传通解》、《资治通鉴纲目》等；更有《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等由朱子后学在朱熹过世一甲子之后所成稿的文献。报告强调了要留意《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因其漫长形成过程可能带来的复杂面相。

就《朱文公文集》而言，其中存在不少未被收录其中的“消失的书信”。通过对《朱文公文集》中书信征集渠道的考察，汤元宋博士揭示出《文集》在编纂过程中对于朱熹书信的采择与舍弃方式实与朱子后学的学术立场密切相关。报告以朱熹友人、门生如辅广、潘畤、赵师渊、吕祖俭、陆九渊、包扬等人与朱熹往来书信的真迹及其在宋元两朝的题跋等案例入手，以庆元党禁和朱陆之争两方面为例，说明了朱子后学在编纂《朱文公文集》时对于书信选录与否的考量与标准。由此指出，以往在朱子文献乃至理学文献研究中，被传统辑佚工作所忽略的书信真迹题跋在思想史研究中可能具有的独特价值。

朱熹手迹

汤元宋博士指出，《朱子语类》的编纂更体现了朱子后学在文献形成过程中的“建构”行为。报告结合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九州大学发现的黄士毅著《朝鲜藏徽州本朱子语类》，通过分析今存黎靖德本140卷《朱子语类》与黄士毅本的差异，指出黎靖德本与传统朱子语录、语类如饶录、池录、徽类相比，更具道统立场的编纂特征。汤元宋博士从黎靖德本《朱子语类》卷次编排的内在逻辑入手，指出黎靖德在《朱子语类》卷93到卷126之间建立程朱道学谱系、分疏理学家群体内外的着意之处。以《朱子语类》卷122《吕伯恭》一卷为案例，从四库馆臣对于此卷内容中“朱子诋吕”的传统判定出发，具体分析了黎靖德本此卷49条语录与黄士毅本33条之间在语录选择、编排、增删三方面的细微差别，指出黎靖德在此卷中较之黄士毅更具道统立场的编纂风格，从而论证经由黎靖德编纂后的《吕伯恭》一卷中所体现的朱熹系统批评吕祖谦学问至于“体无完肤”的立场，与朱熹本人真实态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别。汤元宋博士还以《朱子语类》卷124《陆氏》中的具体语录为例子，指出黎靖德本《朱子语类》特定的道统立场，可能导致研究者在阅读、使用《朱子语类》文献时所带有的特定立场，从而将由原本文献传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衍生成新的学术争论。

张学智教授在点评中指出，主讲人的报告既有考据的内容，又试图从考据中提出义理方面的思考，这充分体现了《儒藏》中心的治学特色。张教授指出，在分析具体材料时，也应考虑到《朱子语类》的来源是一种口语材料，有些字句的分析要把握好分寸，充分考虑到口语的特点。张教授最后还寄望于年轻学者，应努力实现文献考据与义理研究的两翼齐飞，超越现代学科分野下的历史与哲学之争。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魏常海教授总结说，汤元宋博士的报告本身也“制造”了一些思想和观点，同时还提出了有待学界继续研究的“悬案”，这两点对于学术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