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0日（周六）下午，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学衡微信公众号协办的“儒藏学衡讲座”第五讲，在北京大学二教405教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马月华老师，题目是“《古逸丛书》研究”。

清末黎庶昌、杨守敬辑刻的《古逸丛书》收集了一批保存在日本的珍稀汉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古籍丛书，迄今仍为学界广泛利用。然而，以往对其汇编、校勘、刊印、存藏的诸多环节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次讲座就这些方面展开了讨论。

马月华老师先从《古逸丛书》之十三《覆元泰定本广韵》的底本开始说起。元泰定本属于《广韵》版本系统中的略注本一系，是这一系统中现存较早之版本，音韵学家征引颇多。这一覆刻本的底本，今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将该底本与《古逸丛书》本校勘，可以发现《古逸丛书》本对底本的改动非常多。杨守敬在该底本卷前扉页的跋文中曾说明《古逸丛书》本对底本的改动，但是这篇跋文不见于杨守敬《日本访书志》，《古逸丛书》本身对此也未作任何说明，未出校勘记。

所以，从文本可靠性角度来说《古逸丛书》本已不足凭信。北大藏本已于2005年12月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作为“中华再造善本”之一种影印出版，然而遗憾的是，《广韵》的不少研究者仍在使用《古逸丛书》本。

接下来，马月华老师简单介绍了黎庶昌、杨守敬其人及他们的藏书如今的存世情况，讨论了《古逸丛书》编印的刊刻经过和各次印本。她指出，《古逸丛书》的各次印本往往有不同，使用时要加以注意，如：

《琱玉集》作单行本时内封所题为“古逸丛书之十四”，在后来汇印本中的顺序却已改为“古逸丛书之十六”。内封所题也不相同，一题“旧钞卷子本琱玉集”，一题“影旧钞卷子本琱玉集”，后者多一“影”字。

《文馆词林》在国图13544印本“凋俗醉”字旁刻有“以下缺文”四字，而后来的汇印本无此四字，却增刻了一行“以下接后叶冠冕同裂云云”。另外，国图13544刻有“星吾东瀛访古记”、“遵义黎庶昌之印”两印（《文馆词林》各卷之末多刻有这两印），而后来通行的汇印本将这两个印挖去。也就是说，原来黎、杨认为“凋俗醉”与下文“冠冕同裂”之间有缺文，后来发现“凋俗醉”与下文“冠冕同裂”之间其实并无缺文，所以去掉两印及“以下缺文”四字，并补刻“以下接后叶冠冕同裂云云”一行。

马月华老师又考察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一些藏书机构的相关藏书，基本理清了《古逸丛书》的底本状况。比如，她指出：《古逸丛书》之五《孝经》的底本为日本宽政刻本，今藏国图，索书号63193；

《古逸丛书》之二十二《急就篇》的底本为日本天保八年刻本，今亦藏国图，索书号58898。

马月华老师曾前往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目验今存的《古逸丛书》板片，注意到《古逸丛书》本与底本的异文一部分可以在板片上找到挖改修补痕迹，另一部分则找不到明显的修挖痕迹。她认为，后者说明有些对底本的校正应该在丛书刊刻之前已经进行，因此在板片上找不到修挖痕迹。而那些在板片上可以找到修挖痕迹的异文，则是在初刻本印出之后，由杨守敬本人及其他学者针对刊刻中产生的错误进行纠正，在纠正误刻的同时再次对底本进行校改所致。也就是说，《古逸丛书》本对底本的校正至少有两次：一次是在刊刻之前，一次是在初刻完成之后。

在将十多种《古逸丛书》本与其底本或相关版本作了全部或部分校勘之后，她总结道，《古逸丛书》在刊刻过程中除存在着一些刻工或有意或无意的误刻、漏刻外，也存在着不少主持刊刻者有意的改刻。丛书各本大都经过校勘，对底本作了不同程度的校改。虽然在具体书的覆刻时，黎、杨有不同的意见，但总的来说，两人都有改字的倾向，只是杨守敬更为审慎一些。由于刊刻的时间因素以及其他限制，比如黎庶昌不愿意将杨守敬的校记刻入丛书中等等，以至于丛书的大部分书都没有出校勘记，这是十分遗憾的。误字自有它的学术价值，杨守敬本人在与日本学者的交流中逐渐体会到这一点。以误字为贵，因为误字很可能反映了正确之字的线索，或为形近之误，或为音近之误，而一旦将误字按照自己的意见进行了所谓的校正，并且不出校勘记来说明，后人便失去了最原始的线索。而且，受制于校改者本身眼界、学识的限制，往往将一些本来有参考价值的异文或通用字当作所谓“误字”进行校改，去掉了对它们加以研究的可能性。

最后马老师指出，《古逸丛书》对近代学术史作了很大的贡献，黎庶昌、杨守敬的功绩不容抹杀。然而在今天的学术条件下，我们应该了解其局限，尽可能利用最直接的版本作为研究的依据，同时参考融合在《古逸丛书》文本本身中的校勘成果，使这部丛书更好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