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16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儒藏讲坛”第二期活动顺利举行。本期讲坛特别邀请了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郭立暄先生做主题报告，题目是《古籍整理规范与印本考察》，由《儒藏》中心张丽娟老师主持。

郭立暄先生长期从事图书馆古籍工作与版本实践，曾参与编纂《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图书馆宋本图录》等，著有《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在对古籍印本的调查过程中，郭老师对我国现有古籍整理点校著作有延伸关注，对现有古籍整理规范的适用性问题有深入思考。中国大陆现有的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形成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沿用至今。随着我们对于古籍印次差异了解的深入，个案积累的增多，这一规范是否仍然完全适用？其立论的基础、操作的步骤、欲达成的目标是否有作局部调整的必要？郭老师就以上话题做了精彩报告。

报告以三个具体的版本实例切入，探讨了古籍整理规范与印本考察的关系，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编制并沿用至今的《古籍校点释例（初稿）》中的相关条例提出个人的看法，着重分析了古籍同一版本不同印次之间的文本差异对校勘的立场、步骤、目标的影响，从古籍印本的角度对现有古籍整理规范提出了新的思考。

首先，郭立暄先生以翁元圻《困学纪闻注》原刻本为例，报告了该本不同印次的复杂情况，及其对中华书局点校本《困学纪闻注》的影响。该点校本在出版阶段曾出现过一些波折，点校者、出版社校对人员曾发现某些局部文字对不上，责编李爽博士核对二者所据的文本，发现二者是同一版本的不同印本，文字互异。思量再三，责编决定更换后印本为底本，为此，他们必须重新校对一遍底本，并改定相关校勘记。这个例子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将底本具体到翁注原刻本的某一印本，并非是点校者最初的主动选择，而是在书稿已进入出版流程后，点校者、校对及责编三方发现并共同确立的。针对这一实例，郭立暄先生指出，《古籍校点释例（初稿）》提到的校勘对象都是“版本”，并以此为一切考虑与操作的立场与出发点，而没有一条是针对“印本”的。通过《困学纪闻注》道光翁刻本的例子会发现，版本和印本在概念上是不一样的：“版本”的概念其实涵盖了由同一版片产生的诸多印本，由一个版本而来的所有印本都可以归于一个版本，二者存在本质区别。人们从事古籍点校，所用的底本一定是某个具体实物，更接近于“印本”的概念，而不是“版本”的概念。

其次，郭立暄先生以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尚书注疏》为例，从古籍印本考察的视角，对校勘步骤进行了讨论和反思。清阮元刻《十三经注疏》因所据底本印次不佳，存在大量因修补而产生的脱误，且刊刻不得其人，校勘不精审，所以存在较多的讹字。北京大学出版社点校本《尚书注疏》以阮刻本为底本，继承了阮刻本的一些讹误，这些讹误大部分在元刻十行本的早印本中并不存在，可惜点校者并未有意识地取阮刻本的直接祖本——元刻十行本的早印本核对。除了北大出版社点校本《尚书注疏》外，《传世藏书》亦有《尚书注疏》点校本，尽管利用传世宋本如宋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宋疏本等校正了不少阮本的错误，但在校勘步骤上，同样不是先取元刻十行本的早印本校勘，而是先找出自不同文本系统的纂图互注重言重意本、宋疏本等校勘。虽然结果不错，但操作步骤上仍有可以反思之处。通过这个案例，郭立暄先生认为，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对校法对校勘步骤有要求，但是强调不够，从印本的角度，校勘的步骤应该是先取直线祖本来校，再取别本对读；当祖本因印次不同而有文本差异时，应当留意初印本或者早印本。

最后，郭立暄先生以收入点校本《朱子全书》中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为例，对传统古籍整理点校的目标进行了反思。郭老师介绍了《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版本的两大系统，即浙本系统和建本（或称“闽本”）系统，及他所调查的台北“中央”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藏元刻本的印次差别及文字详略。浙本系统收录朱熹的文章稍少，但关于朱熹按劾唐仲友事件的内容却非常详尽；而建本系统所收文章较完备，但关于朱熹按劾唐仲友数章内容有删节。明成化十九年（1487）黄仲昭修补印行元建刻本时，出于维护朱熹形象，祛除世间鄙儒之疑，澄清世俗之说的需要，据浙本系统增入了按劾唐仲友数章文字约43叶，这就将浙本系统文本与建本系统文本混而为一了。其后，明正德修补印本以及据成化十九年黄仲昭本翻刻的明嘉靖十一年（1532）张大轮、胡岳刻本都承袭了这部分增入的内容。《朱子全书》点校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就是以《四部丛刊》影印的嘉靖十一年张大轮、胡岳刻本为底本，校以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闽本”）、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明递修本《晦庵先生文集》（“浙本”），对于浙本、建本两系统中劾唐仲友数章的文字差异毫无体现。郭老师在这里引入一个西方校勘学的概念，称张大轮本为“受污染的文本”，他指出，点校者不能校出差异，并非校勘不仔细，而是由于使用“受污染的文本”作为校勘底本。尽管嘉靖十一年张大轮、胡岳刻本在内容上最完整、错误最少、校刻最精，符合《古籍校点释例（初稿）》对底本选择的要求，但却是一个受污染的文本。他提出，古籍点校应该尽量梳理清楚古籍现有刻本与印本的源流体系，避开受污染的文本，选择文本未受污染或受污染较少，又比较方便工作的本子，通过校勘记的撰写，展示出文本系统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当然，这又涉及到我们对于校勘的目标设定的改进。

根据以上三个实例，郭立暄先生提出，如果从古籍点校的立足点、校勘的步骤、点校的目标三个方面，《古籍校点释例（初稿）》都有反思之处，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它或许真的存在局部调整的必要。当然，这必须是在前辈丰硕成果基础上的调整，大家群策群力，进行充分的案例积累才能做到。

张丽娟老师在点评中指出，郭立暄先生通过大量古籍印本的调查和研究，对古籍校点整理规范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如古籍整理中底本、校本的选择应当具体到某一印本，校勘步骤上应首先选取直线祖本、早印本，注重反映文本系统独特性差异，避免受污染的文本等等，都是古籍校点工作中需要十分重视的问题，让我们深受教益，也深有感触。在《儒藏》编纂整理工作中，同样涉及这方面的问题，过去我们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然也有时间的限制，在经过大量的工作实践后，对古籍印本的认识也慢慢的有所积累。在整理点校之前，如果能够对版本源流系统和版本的印次有很充分的调查和研究，那么古籍点校整理的质量会有很大提高，这也是今后我们《儒藏》编纂工作中需要注意的。

在自由讨论环节，《儒藏》中心王丰先老师、杨韶蓉老师等分别就来知德《周易集注》及《儒藏》（精华编）所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的点校问题，与郭立暄先生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