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0日（周四）下午，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学衡微信公众号协办的“儒藏学衡讲座”第一讲，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2号楼B112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张丽娟老师，题目是《经籍传刻与异文演变——以〈春秋谷梁注疏〉为例》。

讲座中，张丽娟老师结合自己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三经注疏》版本研究”相关成果，重点以《春秋谷梁注疏》为例，对《十三经注疏》传刻源流与异文演变的关系做了探讨。她首先介绍了今存《谷梁》早期版本，包括宋余仁仲本、单疏抄本、宋刻十行本等，其中宋刻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注疏》是后世《谷梁》注疏本的祖本，由宋至今《谷梁》注疏本的传刻链条非常清晰完整。观察《春秋谷梁注疏》版本链各环节中异文的演变，追溯今日通行经典文本的最初源头，可以使我们对经籍传刻源流与经籍异文演变有深入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经籍异文的取舍判断。

张老师指出，宋刻十行本作为后世通行《春秋谷梁注疏》的祖本，及现存唯一的宋刻《谷梁》注疏本，其文字质量难称优良，讹误颇多。主要是因形近而讹、涉上下文致误、转行处脱衍等，很多是出自写工、刻工的偶误。这些错误被元刻十行本原原本本继承下来，几无改正。且元刻十行本在翻刻过程中又增加了不少新的讹误。

宋十行本《谷梁》讹误之例：卷13成公元年疏文（图左）“三月作兵甲”、“公羊說作兵甲”，“兵”为“丘”之讹。卷13成公元年注文（图中）“姓子字也”，“姓”为“姪”之讹。卷16襄公三十年疏文（图右）“則直稱人以弒”下，转行衍“以弒”二字。

元刻十行本据宋十行本翻刻，今传有不同时期的印本。张老师调查比对了国内外馆藏元刻十行本《谷梁》的多个印本，指出其印刷时间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其中晚期印本经过明嘉靖时期的大规模校订，纠正了早、中期印本中许多明显的文字讹误（这些讹误大多沿袭自宋十行本）。但晚期印本校改中也出现不少臆改妄改之处。

元十行本晚期印本校改之例：卷13成公七年疏文，宋十行本（图左）“以方方改卜郊”，转行处衍一“方”字；元十行早、中期印本（图中）沿误；晚期印本（图右）剜除衍字。

元十行本晚期印本校改之例：卷16襄公三十年疏文，宋十行本（图左）“姬能守尖在之貞”，据单疏本可知“尖”为“夫”之讹。元十行本早、中期印本（图中）沿宋十行本之误；晚期印本（图右）剜改“尖在”为“災死”，貌似义通，实为臆改。

元刻十行本之后，明李元阳本以元刻十行本晚期印本为刊刻底本，北监本以李元阳本为底本，毛氏汲古阁本又以监本为底本。清武英殿本亦以监本为底本，而在体例与文字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易。这些版本递相翻刻，其间有沿袭，有增误，有正确的校订，也有依据不足的校改甚至妄改。其中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与深思。

李元阳本纠正宋、元十行本之例：卷13成公元年注文，宋十行本（见前图）“同，姓也。姓子，字也”，后一“姓”字为“姪”字之讹。元十行本早期印本（图左）沿误未改；晚期印本（图中）剜改时疏忽，误改前一“姓”字，遂成“同，姪也。姓子，字也”；李元阳本（图右）改正为“同，姓也。姪子，字也”。

张丽娟老师特别指出，前人《十三经注疏》校勘整理中对闽、监、毛本及殿本异文缺乏重视，实际上明清各本在传刻过程中皆有对底本的校正和文字上的可取之处。特别是李元阳本，纠正了从宋十行本至元十行本沿袭下来的许多文字讹误，其校勘价值不可低估。包括阮元《校勘记》、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实际上对闽、监、毛本及殿本并没有充分利用，导致许多宋元十行本讹误，闽、监、毛、殿本已改正，而《校勘记》不出校、阮刻本仍讹误的情况。

李元阳本已校正而阮本仍误之例：卷16襄公十九年注文，元十行本（图左）“盟後後伐”，当作“盟後復伐”。此例宋十行本不误，当为元十行本翻刻时偶误。李元阳本改正为“盟後復伐”。而阮元本（包括道光校订本）仍沿袭元十行本误作“盟後後伐”。

另一方面，雖然宋、元十行本本身有不少刊刻上的疏誤，但其讹誤往往有迹可循。明清諸本（也包括元十行本晚期印本）對宋元十行本的疏誤進行了有成效的校正，但也往往伴隨妄改之失，導致更為複雜的衍生異文。有的校改委曲弥缝，反倒掩盖了旧本错误的痕迹，令读者很难察觉。

异文衍生之例：卷16襄公二十四年注文及释文，宋十行本（图左）“塗，堊飾”，“堊，烏路反，又烏洛反”，与余仁仲本合。元十行本（图中）翻刻时误为“塗，聖飾”，“聖，烏路反，又烏路反”。“聖”字文意不通，重复“烏路反”亦显误。元十行晚期印本（图右）剜改两“聖”字为“塗”字。“塗飾”文意似可畅通，但“塗”字反切与“烏路反”不合。此为妄改。

异文衍生之例（续）：李元阳本（图左）沿袭了元十行本晚期印本妄改的两“塗”字，又改重复的“烏路反”为“同都反”。“同都反”与“塗”字反切相合，似可弥缝元十行晚期印本的破绽，实际却是误上加误。阮元本初刻时（图中）依元十行晚期印本作“塗，塗飾”，“塗，烏路反，又烏路反”，《校勘记》“塗”字出校未判是非。阮刻后印本（图右）“塗”字依旧，“烏路反”改为“同都反”，显然受到李元阳本误改的影响。

今日最为通行的阮元本《十三经注疏》，以元十行晚期印本为底本，能够反映旧本的面貌，但因元十行本本身文字质量不足，加之阮刻新增讹误，而《校勘记》对闽、监、毛本已改正讹字又往往漏校，导致阮元本本身的种种问题。阮元本初刻完成后，因文字訛誤较多，道光年间经过校正改刻。我们常用的艺文出版社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即阮刻初印本；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则是经校正之后的文本。校正后印本纠正了初印本的一些讹误，但遗留问题亦复不少，这是使用阮元本时需要注意的。

阮元本增误之例：卷13成公元年疏文，“二者皆所以為譏”，单疏抄本（图左）、宋十行本（图中）及其后的元十行本、闽、监、毛本皆同。阮元本（图右）误“二”为“三”。

阮元本增误之例：卷13成公元年释文，宋十行本（图左1）“一音力主反”，与宋余仁仲本及《经典释文》合。元十行早、中期印本同（图左2），晚期印本（图左3）此处经局部修补，“力主反”误为“刀主反”。阮元本（图左4）又进一步误为“刀圭反”。

讲座中，张老师通过大量书影图片的比较，举例分析了《谷梁》典型异文的传刻轨迹，及当今的整理本在这些异文处理上的得失。张老师认为，对于经典异文演变轨迹的考察，不仅有助于对经籍传刻源流的深入认识，也有助于今天的整理者在聚讼纷纭的异文中进行取舍判断。若能充分利用今存《谷梁》旧本，充分吸取历代传刻过程中前人的校正成果，结合诸本异文演变轨迹加以按断，则新的经籍校勘整理工作必当有所超越。

讲座最后，张老师与同学们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