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
【內容提要】秦漢時代，建立起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制度，先秦儒學與新制度抵觸，遭到焚坑之災。漢代儒家與時俱進，根據社會實際需要，創新理論爲中央集權制度服務，產生了新儒學。漢代獨尊的儒術是漢代新儒學，即《春秋》公羊學，也可以說是董學。同時，新儒學培養了一大批人才。由此導出，關於如何正確評價歷史制度與歷史人物的問題。
前 言
2010年8月27至29日，在香山景明園賓館參加《儒藏》精華編主編工作會議。來自全國各地的《儒藏》精華編主編重點研究如何提高質量和加快進度的問題。在這個會上，來自吉林大學的陳恩林教授談到漢代儒學的問題，我有不同的意見。陳恩林教授發言比較多，有許多真知灼見，對我有所啟發，特別是他提到思想自由才能有創新，我十分贊成。講到漢代儒家，說董仲舒改變了先秦孔子、孟子的儒學，我也同意。關於改變是否必要，如何評價，我們有分歧。孔子孟子儒是正宗的，董仲舒改變以後，爲漢代中央集權政治服務，造成不好的影響。這是學術界普遍的看法。我有不同的評價。另外，會議期間，多卷本《中國儒學史》成果展示出來，我翻閱一下漢代卷，第一章總論，第二章就是講董仲舒。而董仲舒之前的儒家没有專門介紹。而董仲舒之前的儒家如陸賈、叔孫通、賈誼、晁錯、趙綰、王臧、田蚡、公孫弘，都在《史記》中有所記載，有的犧牲，有的服務當時政治，建功立業，有的貢獻理論，著作流傳至今。都是儒學發展史有所成就的儒家，有的被稱儒學宗師。我以爲這是《中國儒學史·漢代卷》不足之處，內容没有細讀，意見未必恰當。至於陳恩林教授，我所提的問題如果合適的話，也不過是他的智者千慮之一失，而我的想法如有合理性，也只是愚者千慮之一得。陳恩林教授的學問與口才都是一流的，超群的。正如湯一介先生所說，任何著作没有絕對正確的，總是有這樣那樣的缺點與毛病，總是可以再討論的。孫欽善先生也認爲我們的會議經常有一些討論是好的。我看到來自全國各地專家學者，濟濟一堂，在和諧的學術氛圍中切磋，似乎回到了學術的春天，回到了兩千年前的百家爭鳴。因此我又想到，戰國時代齊國有稷下學宮，是百家爭鳴的重要平臺，形成稷下學派，爲後世所稱道。我們這一批學者就是爲了《儒藏》編纂與思想研究，從四面八方來到這裏進行學術交流，從事共同的事業。是否可以稱爲《儒藏》學派，而被後世所稱道。這是百家爭鳴的當代平臺，觀點不同，自由討論，會激發出許多思想火花，爲儒學新發展增加動力與成果。荀子曾在稷下學宮三爲祭酒，《儒藏》總編纂湯一介先生是一面旗子，雖然不是祭酒，可能更强於祭酒。我奉獻這一篇文章，算是參加爭鳴的一家之言，不當之處，敬希讀者批評指正。
一、秦始皇爲什麼焚書坑儒？
在春秋戰國時代，是諸侯紛爭的時代，諸侯興衰成敗決定於士的走向。士是那時社會的特殊階層，他們是社會的精英分子，他們對諸侯間競爭有很大影響。因此在《戰國策》卷十一《齊四》有這樣的記載：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趨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
士爲什麼自覺高貴？正如王充所說：“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 “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最後都落得身敗名裂，國破家亡。國家之間的競爭，就是實力之爭，也就是人才競爭。士的走向，對於國家的興衰存亡，影響極大，甚至起決定性的作用。
先秦儒家堅持自己的主張，孔子、孟子也都周遊天下，無所留止，因爲那時是一臣二君，政見不合，起身就走。孔子講“三軍可以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孟子更强調“威武不能屈”。正如荀子所說：“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這“士君子之勇”，也表現了儒家的獨立人格。先秦儒家不屈服於威權。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稱之爲“自由主義”，也可以叫做具有“獨立人格”。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形成一君二臣的局勢，所有士人都只能在秦中央政府那裏找到自己施展才華、實施政治抱負的機會，不可能從別處找到這種機會。而秦代很多儒者還要堅持春秋戰國時代的儒學純粹性和獨立人格，那就只能隱遁山林，或者與當政者對抗，落個身敗名裂的下場。秦始皇還下令偶語《詩》、《書》者誅，以古非今者族。在各地自然就有一大批儒生談論《詩》、《書》，或者議論政治，批評官吏，受到懲治。這就不止於坑四百多人了。儒生以對抗的態度對待新政權，導致“焚書坑儒”的事件發生，帶有一定的必然性。直至漢初，也還有一些迂腐儒者不肯出來爲漢政權服務。如果只從歷史記載來考證有没有“焚書坑儒”的事，可能不太確切。實際上要從大勢上分析，“焚書坑儒”就不難理解。李斯提出不許收藏、攜帶《詩》、《書》，得到秦始皇的批准，就可以說已經開始“焚書”。因爲全國各地都在燒書，並没有變成重大事件，史書也就不可能詳細記載全國各地具體的燒書過程。從漢初缺書情況來看，可以推測秦代燒書的普遍性與徹底性。秦始皇“焚書坑儒”，如何解釋？過去很多人提出過各種說法，我想從根本上說，是中國哲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問題。
二、政治家與哲學家的關係
中國傳統哲學的主幹是儒家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又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因此，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容主要也是儒學。現在很多人喜歡講中國傳統的優秀文化，卻不肯說儒家文化，因爲二十世紀的一百年批判孔子儒家留下了後遺症，使一些人至今還談儒而色變。這個觀念是需要改變的。
從大的分類，哲學可以分爲三大類：求真的科學哲學、求善的政治哲學和求美的藝術哲學。在西方，以求真的科學哲學爲主流，因此，哲學家要跟自然科學家結成聯盟。在中國，哲學家就要跟政治家結成聯盟。韓愈在《原道》一文說：“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從周公以上，持道的哲學家“爲君”，執政者，所以能够在實踐中實行政治主張，於是就不存在聯盟的問題。周公是一身而二任，他曾經攝政多年，後雖然還政於成王，仍然掌握行政大權。以後就不同了，所有哲學家都是臣，自己的政治主張，都要通過政治家來實行，因此都要與政治家結成聯盟。結盟好的，事業就成功。例如，管仲與齊桓公結盟，使齊桓公稱霸諸侯。孔子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齊桓公能够多次召集各諸侯國的盟會，不使用武力，都是管仲的力量。這就算是他的仁德。管仲的力量在於智慧，哲學的智慧。管仲幫助齊桓公穩定天下，人民到現在還享受他的恩賜。如果没有管仲，我們還會是披散着頭髮，穿着衣襟向左開的衣服，是很落後的服裝。這說明管仲與齊桓公的聯盟是成功的。商鞅與秦孝公，吳起與魏武侯、楚悼王，李斯、韓非與秦始皇，陸賈、叔孫通與劉邦，賈誼與漢文帝，晁錯與漢景帝，董仲舒、公孫弘與漢武帝，桓譚與王莽，魏徵與唐太宗。有些是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例子。漢文帝不用賈誼，而有景帝時代的吳楚七國之亂。景帝錯殺晁錯，痛悔不已。王莽自視太高，聽不進桓譚等人的意見，最後歸於失敗。哲學家與政治家的聯盟，合則兩利，離則俱傷。兩相比較，對於政治家的損失將更大。失去士人的支持，政治家就將失去權位，陷於貧困，甚至亡國滅身。而士人本來就没有什麼權位，自由流動，雖然貧困，也還自在，没有太大危險。周公執政的時候，經常禮賢下士，唯恐失去士人。“然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與？”洗一次澡，多次握着頭髮，出來接待來訪的士人。吃一頓飯，多次吐出飯來，回答士人提出的問題。就這樣還怕怠慢了士人。只有這樣，才能維持“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的高貴地位。否則，就會像夏桀、殷紂那樣“失天下亡其身”的下場。因此，周公告誡兒子不要以驕傲的態度對待士人，因爲其中可能有高明的哲學家，怕失之交臂。《韓詩外傳》卷三第三十一章載：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周成王封伯禽於魯曲阜。臨行，周公告誡伯禽說不要因爲有魯國的高貴權勢輕慢士人。這是政治家恐怕失去哲學家。很多政治家由於素質太低，有眼不識泰山，失去哲學家，導致失敗，以致亡國滅身。先秦時代，老子、孔子、孟子、荀子，未能找到合適的結盟者，所以未能在社會政治上發揮應有的作用。他們當臣，“其說長”，他們的理論更深刻，思想更豐富，對後代有很大影響。秦漢時代，中央集權制度建立以後，皇帝掌握生死予奪、富貴榮華，而且只有一個權力中心，驕士的情況就更加嚴重。但是，只要人民還能生活得下去，天下還是太平的，因爲没有地位相當的諸侯作爲政敵，許多士人願意爭相盡忠於皇帝。而皇帝就處於權力中心，“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皇帝就成了這樣掌權的“聖人”。哲學家與政治家的關係，簡單地說，政治家得到哲學家的支持，没有政權可以奪取政權；政治家失去哲學家的支持，有了政權也可能丟失。哲學家能够隨着時代服務社會，就能立德立功立言，因此而不朽；如果固守僵化的理論，不能與時俱進，那就可能被時代所拋棄。西漢初期儒家進行理論創新，服務社會政治，建功立業，青史留名，因此不朽。
三、儒學創新，服務社會
秦代對儒學採取的是“焚書坑儒”政策，幾十年後的漢朝實行“獨尊儒術”政策。爲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除了形勢變化（戰亂到穩定）和統治者變化（秦始皇與漢武帝）之外，還有儒家與儒學的變化。哪個儒家能够認識形勢的變化，改變自己的態度，願意服務於新政權新社會，就可能成功立業，名垂青史，流芳百世；否則，就可能隨草木同枯，消失於茫茫史海。王權是社會秩序的代表，戰亂之後，人民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就要維護王權。儒家爲當時新政權服務，就是爲社會服務，爲人民服務。
陸賈著《新語》，得到劉邦君臣的肯定，劉邦因此改變觀念，願意下馬治天下；叔孫通和弟子們爲漢朝制定朝廷禮儀，得到劉邦的採納和讚賞。竇太后崩後，漢武帝招賢良對策，選拔了一批儒家，參預治理社會的決策。公孫弘與董仲舒等人，就是被選拔的儒家，爲復興儒學做出重大貢獻。也有不幸者，賈誼也是有改革思想的大儒，卻由於改革幅度大和反對勢力强而遭到排擠，大謀未逞而英年夭折。晁錯也是儒者，曾從伏生學習《尚書》。因建議削藩，逢吳楚七國之亂，被漢景帝所冤殺。他們的犧牲，也算是儒學復興的代價。
能够順應社會潮流，在新形勢下，發揮儒學的社會功能的漢代新儒家主要有陸賈、叔孫通、公孫弘、董仲舒四人。下面對他們作簡單介紹：
陸賈。劉邦建立漢朝以後，陸賈時時在劉邦面前稱頌儒家的經典《詩》《書》，劉邦說：“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老子騎在馬上打出來的天下，還要《詩》《書》做什麼！陸賈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鄉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這段話非常重要。大意是：武力可以奪取天下，夫差、智伯、秦，都是只用武力而滅亡。湯、武都是用武力奪取天下，然後用文的辦法順守天下。文武並用，才是長久之術。就是說，劉邦用武力得天下，得天下後，就要改用文的辦法治理天下，怎麼能在馬上治天下呢？劉邦聽明白了，要陸賈總結歷史成敗的經驗教訓，陸賈寫成《新語》十二篇。每一篇宣讀以後，都得到劉邦認可，“未嘗不稱善”，而且“左右皆呼萬歲”。這就是說，劉邦得天下以後，要用儒學治理天下。用通俗的語言講儒學治理天下的道理，得到新統治者的認可。過去曾有人說，《新語》太膚淺，不像陸賈這樣高水平的思想家說的話，因此認爲這可能是後人僞造的。劉邦君臣是文盲與半文盲，講得很高深，他們聽不懂，怎麼會稱善？在疑古太甚的時代，隨便找個理由，就否定流傳數千年的典籍。這種思路不可取。但我不否定那時嚴謹的學者對古籍審查所作出的貢獻。
叔孫通。在《史記》卷九十九有傳。他跟隨劉邦以後，推薦了很多壯士，許多弟子有意見。他說：“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劉邦得天下後，許多功臣名將“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劉邦正爲這事發愁。這時，叔孫通建議徵聘魯諸生一起制定朝廷禮儀。叔孫通到魯地招聘諸生，有兩個儒生不肯來，說：“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所事十主，何汙之有？孔子遊說諸侯，何止十主？管仲背主事仇，得到孔子的讚揚。儒生何其陋矣！積德百年，禮樂可興，這種說法，不知有何根據。周公制禮作樂，何嘗積德百年？以“古”爲準，不知時變，“真鄙儒”！孔子講“權”的重要性，在那些自以爲是堅定的純粹儒者那裏，成了最不重要的，甚至是背叛的表現。貌似堅定的儒者，他們只能導致儒學的毀滅，何能傳承儒學？實質上是對儒學的真正背叛！没有應變創新的儒家，儒學怎麼能流傳至今？
叔孫通按照劉邦簡單易行的要求，制定劉邦容易做到的禮儀。他真正理解了禮的精神是“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將古代的禮儀與秦代的禮儀進行綜合創新（雜就之）。叔孫通理解儒家禮制的精神，又能從實際出發，制定適合當代的禮儀制度。效果如何？要看實施的結果。在儀式中，“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竟朝置酒，無敢歡嘩失禮者。”劉邦很高興，“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叔孫通的弟子“悉以爲郎”，他將皇帝獎賞的五百斤金賜給諸生，諸生乃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用儒家精神解決“當世之要務”，才能實現儒學的價值，也才能發展儒學。
叔孫通知道當世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應當採取什麼樣的方法，如何解決。叔孫通的特點就是“通”，通達，能適應變化了的形勢，不同於鄙儒、迂儒、腐儒。他能隨機應變，爲穩定社會做出了重大貢獻，爲統治者鞏固統治做了必要的事情，也爲自己以及弟子爭得地位與榮譽。叔孫通推薦人才與制定禮儀，都是適應並服務於政治的，維護了朝廷秩序，也維護了社會的秩序。劉邦因此感到皇帝的高貴，群臣“振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充分體現了“君爲臣綱”的中央集權制度的特點。曾經有許多學者根據現代化民主的觀念，批判古代，包括漢代的中央集權制度，這是違背歷史唯物主義的。
公孫弘。他雖然研究學問不深，但善於以儒學包裝漢武帝的決策，漢武帝非常滿意，留在身邊，任三公，至八十歲死於丞相任上，封平津侯。他的特點是“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二歲中，至左內史。”與朱買臣辯論，承認錯誤，說自己是“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汲黯批評他官高祿厚，卻很節約，是欺詐僞裝的表現。漢武帝問他，他說有這回事，說管仲上擬於君，晏嬰下比於民，齊國皆治。並且表揚汲黯忠。“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自己節約，錢花在接待賓客上，“家無所餘”。他提倡：“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爲學官，提倡儒學教化，得到漢武帝批准，“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可見，公孫弘在當時影響很大，成爲儒者傾慕的榜樣。轅固生告訴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所謂“曲學以阿世”，就是修改理論爲社會政治服務。理論要與時俱進，就要修改，就要創新，這樣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董仲舒。他的著作主要有《賢良三對策》與《春秋繁露》。主要思想是大一統論、天人感應說與獨尊儒術。董仲舒這三方面的理論價值，可以說立了萬世之功。大一統論，强調“屈民而伸君”，全國統一於皇帝，保證了全國政治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維護了新創造的中央集權先進制度，使中國形成民族複雜、人口眾多的大國。這是他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才提出的。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分裂割據，戰亂不斷，民不聊生。景帝時代，吳楚七國之亂，也是社會危機，是董仲舒所親身經歷，有切身體會。只有國家統一，人民才可能安居樂業。從此以後，維護國家統一的就是民族英雄，破壞國家統一的就是民族敗類，賣國賊。天人感應說，限制皇帝個人的私欲，達到“屈君而伸天”的作用，協調了君民之間矛盾，調整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使矛盾儘量緩和，不使激化。在没有民權的時代，這是促進社會和諧的重要方式，具有非常巨大的意義。進入現代社會以後，西方的民主觀念傳入中國以後，許多人都極力批判中國古代的中央集權專制制度。但是，在兩千多年前的漢代，建立與維護中央集權制度，代表着最先進的文化，也是最文明的意識形態。在以後的發展中，中國的富强無不與此相聯繫。難道我們在兩千年前可以實行資本主義，或者搞無產階級革命，實行社會主義？獨尊儒術，“屈君而伸天”，天又是由儒者按儒學來解釋，已經暗含獨尊儒術的意思。漢代獨尊儒術奠定了以儒學爲主幹的中華民族魂。董仲舒爲政治服務，不是簡單地爲當時的政策作論證，而是爲整個民族的興盛與發展、整個社會的長治久安作宏觀長遠的意識形態的設計。
在這裏介紹的四人中，陸賈協助陳平平定諸呂，維護漢室江山，得以壽終。叔孫通得到劉邦欣賞，“乃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當時就被弟子稱爲聖人。後又爲“太子太傅”，漢惠帝登基，他又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司馬遷給叔孫通的總評價是：“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公孫弘任相、封侯，顯赫一時，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嚮風矣。”“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司馬遷專門爲他單獨立傳，而董仲舒只是在《儒林列傳》的最後掛上一號，算是續貂而已。“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這是司馬遷對董仲舒的最高評價。按班固的說法，這四人的貢獻，以董仲舒爲最大。董仲舒的理論貢獻是經過一百年以後才逐漸顯現出來，因此，班固在《漢書》中爲他單獨立傳，收入《賢良三對策》全文。並稱他是“群儒首”，又爲“儒者宗”。與此同時，公孫弘卻與卜式、兒寬合傳。
四、漢武帝與儒家的結盟
《史記·儒林列傳》先說從劉邦到漢景帝，儒學不受重視。劉邦時忙於穩定社會，平定四海，還顧不上辦學的事；漢惠帝、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漢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漢景帝“不任儒者”，再加上很有實權的竇太后“好黃老之術”。所以儒生即使當了博士，也只是“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只當顧問，没有實權。司馬遷叙述前代不重視儒者的情況，主要說明到漢武帝時代才真正重視儒學。漢武帝即位以後，“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竇太后强烈反對，早期提倡儒學的趙綰、王臧二人皆被害。竇太后崩後，儒學才蓬蓬勃勃地開展起來，特別是公孫弘由於研究《春秋》當上天子三公，位極人臣，又封了侯，給當時士人樹立了仿效的榜樣。天下士人學習儒學成爲一代風氣，一種時髦。
漢武帝時代有兩名儒生特別值得重視，那就是公孫弘與董仲舒。他們代表了中央集權制度下的儒生的兩種不同的命運。董仲舒與公孫弘都是研究《春秋公羊學》的，也都是通過對策進入仕途的。董仲舒與公孫弘，爲漢朝統治服務，是一致的。服務的方式不一樣。用荀子關於從道與從君的說法，董仲舒是從道不從君，公孫弘是從道更從君。漢武帝對他們作了不同的安排：留公孫弘在身邊參加決策；讓董仲舒到外地任江都相。
據《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記載：公孫弘，齊國人，放過牧，當過獄吏，四十多歲才學《春秋》。養後母孝謹。漢武帝登基的建元元年，公孫弘六十歲參加對策，被録取爲博士。出使匈奴，完成任務的情況，漢武帝不滿意，罷免回家。元光五年，漢武帝又開展對策，公孫弘再次被推薦參加，一百多人的對策，太常令將公孫弘的對策擺在下等，漢武帝把公孫弘的對策提上來擺在第一，再任博士，派出到西南夷視察。回來說西南夷無所用，漢武帝不接受他的意見，但也没有再罷免他。
公孫弘恢奇多聞，生活十分節儉，用的是布做的被子，吃飯没有兩樣葷菜。後母死，他服喪三年。每次朝廷議事，他提出多種方案分析利弊，讓皇帝自己選擇，他不肯與皇帝在朝廷上當眾爭論。他懂的事情多，善於辯論，熟悉官場上文法與規矩，又能用儒學來解說文法。漢武帝非常高興，兩年中就提拔到左內史。他與汲黯配合，由汲黯提出建議，公孫弘附和，天子就很高興地批准了。有一次，公孫弘與其他人約好向皇帝提一個建議。在皇帝面前，公孫弘違背了先前約好的說法，順着皇帝的意見說。汲黯當場指責公孫弘“多詐”“不忠”。皇帝問公孫弘，公孫弘說：“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漢武帝認爲他說得對，以後別人說公孫弘不好，漢武帝都更加信任公孫弘。元朔三年，公孫弘任御史大夫。漢武帝要設置朔方之郡，公孫弘多次表示不同意，認爲那是無用之地。天子讓朱買臣等人與公孫弘辯論，公孫弘看到皇帝意已決，就公開認負。汲黯說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卻用布被，是詐的表現。皇帝問公孫弘，公孫弘說有這事。他首先表揚汲黯，說汲黯是他最好的朋友，確實打中要害。然後說管仲奢侈，上與國君相當，晏嬰節儉，下與平民同苦，齊國都治得很好。我現在只是跟晏嬰一樣，不影響治理國家。最後說如果没有汲黯的忠心，皇帝聽不到這樣的真話。皇帝任他爲相，封平津侯。公孫弘善待賓客，他的奉祿主要都用於招待賓客，家無餘財。這方面也受到士人的讚賞。政治家喜歡這樣的哲學家，所以留公孫弘在自己的身邊，參加決策。公孫弘爲學官，提倡儒學教化，得到漢武帝批准，“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可見，公孫弘在當時影響很大，成爲儒者榜樣。
董仲舒，景帝時爲《春秋》博士，弟子相受業，三年不窺園，經過對策，爲江都相，中廢爲中大夫，後再任江都相，由於公孫弘提議，轉膠西相，後辭職回家，著述。“漢興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著作主要有《天人三策》與《春秋繁露》。主要思想是大一統論、天人感應說與獨尊儒術。
從春秋戰國的諸侯紛爭到吳楚七國之亂，看到統一才能安定。强調“屈民而伸君”，民，主要指地方勢力諸侯王。又看到秦王朝在統一的情況再次陷入混亂，因爲皇帝權力至高無上，不受制約所導致，提出“屈君而伸天”。天作爲制約皇帝權力的工具，也可以說是皇帝的精神枷鎖。天是什麼？由儒家來解釋，自然代表儒學思想。也就是用儒學限制皇帝權力。因此，獨尊儒術就是當時重要的政治意識形態，是政治與社會的指導思想。
獨尊儒術不是一句話所能完成的，而是一個漫長的綜合創新的過程。荀子想獨尊孔子儒學，由於當時政治還没有統一，統一思想只能是一種良好的願望。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統一思想才有了可能性。秦統一於法家思想,“以法爲教”“以吏爲師”。秦亡漢興，漢代開始興起儒學。漢代獨尊儒術，實際上尊的是漢代的新儒學，是已經融會眾家思想，經過綜合創新的新儒學。陸賈在劉邦面前提倡《詩》、《書》，提倡儒學，後來，叔孫通與其弟子制定朝廷禮儀，賈誼、晁錯都在朝廷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受到迫害。轅固生、胡毋子都、公孫弘等也都爲儒學復興做出過貢獻，而董仲舒從理論上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從以後的情況來看，當時獨尊儒術，主要是獨尊了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唯一明於春秋公羊學的學者，因此說到底，獨尊的是董仲舒哲學，是董學。
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爲主，在綜合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大量吸收先秦的各種思想，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進行組織，自成一家之言。這一家可以稱爲漢代新儒家。他的這個新儒家，比先秦原始儒家增加了很多思想內容，其中有墨家的兼愛思想，也有陰陽家的陰陽五行思想，還有道家、法家、名家等各種思想。各家思想都有一方面的真理性，都是整個社會所需要的，所以才在激烈競爭中得以保存下來，而没有被淘汰。它們都在複雜的政治活動中起一定的作用，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治理天下，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需要許多思想。没有綜合性的思想，只靠一家純粹的思想，對於治理天下來說，顯然是不够用的。
董仲舒以教師的身份，將漢武帝當作自己的學生，用儒學之道引導君主，教誨他們如何行政，如何“强勉學問”，“强勉行道”。批評當政者，“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今陛下貴爲天子……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於是董仲舒教導說：“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總之，董仲舒要漢武帝行道、改革、教化，最後落實到漢武帝本身要加强修養，提高素質。這都是董仲舒在對策中說的，只跟漢武帝一個人說的，幾百年後由班固公佈出來。班固認爲這三對策非常重要，全文收録在《漢書》中，並且說：“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這些可以說，漢武帝確實採納了董仲舒的重要建議。有的學者提出，說董仲舒三對策是班固僞造的。理由是《史記》中没有記載。《史記》一書記事數千年，人物數千人，豈能一一記載。《史記》所不載的人與事極多，不能說《史記》所不載的事物就不存在。班固在朝廷允許的情況下撰寫《漢書》，根據皇家所藏的資料來編撰。董仲舒對策與漢武帝的策問聯繫在一起，如果僞造董仲舒對策，那就必須同時僞造漢武帝的策問。特別關係到皇帝的言行，他怎麼敢僞造？像王莽那樣被認爲是篡漢的大逆不道的罪人，有487573人上書歌頌王莽，精確到個位，都如實記載，如果讓現代人來寫，還不知會將王莽寫成什麼樣子。司馬遷、班固都是實事之人，他們雖有加工，不敢胡編皇帝的事情。有的人說，董仲舒不講獨尊儒術，漢武帝也没有接受董仲舒的意見獨尊儒術。歷史上傳統說法，漢武帝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焚書坑儒並提。我認爲秦始皇確實焚書坑儒，漢武帝也確實獨尊儒術。
五、獨尊儒術
漢武帝獨尊儒術，實際上尊的是漢代的新儒學，是已經融會眾家思想，經過綜合創新的新儒學。陸賈在劉邦面前提倡《詩》、《書》，提倡儒學，後來，叔孫通與其弟子制定朝廷禮儀，賈誼、晁錯都在朝廷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受到迫害。轅固生、胡毋子都、公孫弘等也都爲儒學復興做出過貢獻，而董仲舒做了集大成的工作。從以後的情況來看，當時獨尊儒術，主要是獨尊了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唯一明於春秋公羊學的學者，所以說到底，獨尊的是董仲舒哲學，是董學。
從選拔人才中也可以看出獨尊儒術。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中說：“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漢武帝所立的豐功偉業，與這些賢才的奉獻和創造分不開。漢武帝時代人才最盛，漢宣帝時代也很盛，“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壟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爲什麼會如此之盛？班固又說：“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向，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天下太平，需要人才來參預政治，幫助建立制度。漢武帝虛心誠敬，以蒲輪迎接枚乘，見到主父偃，十分感慨，相見恨晚。漢武帝這種求賢的態度，對賢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漢武帝又從社會最底層發現、提拔一些優秀突出的人才。漢武帝的英明，眾多賢士才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眾多賢士的才華的充分發揮，才有漢武帝時代的盛世。
以上五十多人是史家認定的傑出人物，查他們的傳記，他們主要是儒家學派的。其他學派都很少，只有一名是好黃老之言的，顯然是“獨尊儒術”的結果。如果認爲只有所有的官員都是儒者，才算是獨尊儒術，那麼中國歷史上就根本不存這樣的時代，也就是從未獨尊過儒術。具有這種絕對化觀念的人，是無法討論社會科學之類問題的。
從《史記》可以看到漢武帝時代，儒學開始獨尊。在以本紀、世家、列傳三個層次中，司馬遷將孔子與諸侯並列在《世家》中，孔子的弟子專門列傳《仲尼弟子列傳》，這也是其他學派所没有的。後代研究儒學的專家另立一列傳《儒林列傳》，也没有道林列傳或墨林列傳。司馬遷的《史記》充分表達了獨尊儒術的特色，如果没有獨尊儒術，那就無法解釋這些現象。找一兩句話，再加以歪曲的解釋，無法確立令人信服的什麼觀點。研究歷史，不能没有一種宏觀把握的視角，個別事例也應該在宏觀視角下加以分析才有意義。有的學者懷疑漢武帝是否真的獨尊儒術。司馬遷生活於漢武帝時代，開始按他父親司馬談的說法，還是獨尊黃老道家的，從“六家要旨”可以看出。後來獨尊儒術，說明在漢武帝統治的這幾十年中產生了這一巨大轉變。這可以認爲，在漢武帝時代，儒學開始獨尊。《史記》中有《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和《儒林列傳》，分別記載孔子身世、孔子弟子的情況以及孔子以後直至漢代研究儒學的狀況。
《孔子世家》 詳細叙述了孔子的家世以及他的成長過程，東遊各國，所遭遇的困難。與諸侯王答對中，講了一些話，有的就是現在《論語》中的語録。司馬遷記述這些內容時，字裏行間透露出一種崇拜心理。他在最後說：“《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餘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没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以歷代天下君王作爲這個布衣的反襯，可見他的崇拜心情。“至聖”的說法，這也是第一次。從此以後，歷代稱孔子爲聖人、大聖、至聖不斷，帽子越來越大越高。有的人看了這些帽子有點眼紅，但中國只有這一個最高的聖人，作爲中華民族的文化象徵，帽子怎麼高也不過分。
《仲尼弟子列傳》 他列了35人有年齡的，又列了42人無準確年齡的。共77人。這也是其他各家所没有的特殊待遇。
《儒林列傳》列了孔子最主要的弟子，戰國時代的儒家代表人物，直到漢代的經學博士，最後是董仲舒。司馬遷聽過董仲舒的講學，他在《史記》中多次提到董仲舒。記載了從孔子到董仲舒的儒學傳授過程，以及儒家人物。在《太史公自序》中，有這麼一段記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董生”，服虔曰：“仲舒也。”這就是說，司馬遷撰寫《史記》的指導思想，與董仲舒和孔子的說法有一定的關係。這就是說，司馬遷親聆董仲舒的教誨。
先秦諸子百家，著名的有管子、孫子、老子、墨子、商鞅、莊子、公孫龍子、惠施……諸多名人名家，哪一位學者也没有進入“世家”與諸侯並列，哪一位大師的系列弟子也没有專門列傳，研究哪一派的歷代學者也没有專門列傳，道、墨也稱顯學，卻没有《道林列傳》，也没有《墨林列傳》。要不是獨尊儒術，《史記》的這些寫法，就很難解釋。
當然，也有學者引述《史記》中的一些說法，證明司馬遷是黃老道家的代表人物。如何說明這個矛盾呢？如果前面的現象都是肯定的，那麼就是說司馬遷既有黃老道家的思想，也有儒家的思想。由於漢代的思潮是先有黃老道家的思想盛行，後有儒家思想的獨尊。那麼，如果承認司馬遷的思想是隨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司馬遷開始受到他的父親的影響，也是受到時代的影響而有黃老道家的思想，後來受到董仲舒等儒家的影響，也是受到時代的影響而有儒家的思想。這就是說，司馬遷先有黃老道家的思想，最後歸入獨尊的儒術。這裏有一個轉變的過程。這個轉變過程，就是獨尊儒術開始形成的時期。這就證明漢武帝時代正是獨尊儒術產生的時代，漢武帝是獨尊儒術的。
獨尊儒術的影響：一是奠定中華民族的民族魂，二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三是穩定了和諧社會，四是鞏固了統一大國的局面，五是爲世界和平提供一種思想資源。獨尊儒術的弊端在於，後儒思想僵化，搞教條主義，或者片面强調仁愛，不重視國防建設而遭外來侵略，宋代國勢軟弱就反映了這種弊端。任何一種思想一旦僵化，都是會有弊端的。孔子强調“權”的意義也就在這裏。多年來，在階級鬥爭的觀念影響下，將所有的統治階級都作爲批判的對象，没有可以歌頌的地方。一概非古而頌今，這與秦代儒生一味頌古而非今正相反，都是走極端，殊途同歸，歸於錯誤。現代有些人批評司馬遷有“扭曲的國家意識”，“天真的觀念”。用現代西方的觀念批評兩千多年前的大史學家，到底誰更“扭曲”？誰更“天真”？
選拔人才標準與方式，突出表明統治者的思想傾向。西漢初期，各級官員大多數是跟隨劉邦打天下的元勳，只有象陳平、陸賈等少數人是文人，絕大多數是武將出身。“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每一個新朝初期多用武將，是很自然的事。天下是將軍們打出來的，打天下自然就要坐江山。這時候少數文人（主要是謀士）也會得到重用的，例如運籌帷幄的張良、陳平，遊說諸侯的酈食其、隨何、陸賈，籌集物資、建立制度的蕭何、叔孫通，都屬於這類少數被重用的文人。他們在戰爭中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楚漢戰爭的勝負的關鍵就在這些文人的作用上。在軍事方面，漢軍遠不是楚軍的對手。建國之初，需要協調各種關係，調整利益分配，穩定社會秩序，建立必要的制度，没有這些文人也不行，社會的鞏固與否，關鍵在這裏。到了文帝時代，有一位傑出的文人就是賈誼。漢文帝非常欣賞他，一再提拔他，還想提他“任公卿之位”，主持變法改革。結果樹大招風，還活着的將軍們（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等）群起反對，年幼的皇帝頂不住，只好犧牲年輕的文人賈誼，向老將軍妥協。漢景帝時代，異姓王已經没有了，同姓王也都是在優越的環境中泡大的，養尊處優，只會享受，没有經過磨難鍛煉，不能勝任政治鬥爭。在下層官員中，他們的子孫卻往往由於父母當小官吏的方便條件，有較多機會接觸社會各階層的人物，比較能够表現出自己的才華，得到上層人物的賞識，得以出人頭地。到了漢武帝時代，漢朝建立已經七八十年，跟隨劉邦打天下的開國元勳都死光了，他們的後代也開始分化，有的因爲犯罪，被誅殺，或者免爲庶人，降爲平民。少數人物由於不同的原因，再次立功封爵。但是，這個時候，貴族出身的子弟與平民的子弟，基本上處於相對平等的地位進行公平競爭。由於條件差別，官吏的子弟機遇多一些，創功立業的比例大一些。平民也並不是没有機會。朱買臣就是一個典型。他是一個貧民，靠賣柴爲生。在男尊女卑的時代，只有丈夫休妻子的時代，他卻被妻子休了。後來，由於他刻苦讀經書，研究儒學思想，有機會在皇帝面前，“說《春秋》，言《楚辭》”，漢武帝一高興，就“拜買臣爲中大夫”，一再展示才華，最後官位“列於九卿”（《漢書·朱買臣傳》）。漢武帝唯才是舉，不拘一格，所以湧現了一大批傑出人才。
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中說：“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漢武帝所立的豐功偉業，與這些賢才的奉獻和創造分不開。爲什麼會如此之盛？天下太平，需要人才來參預政治，幫助建立制度。漢武帝虛心誠敬，以蒲輪迎接枚乘，見到主父偃，十分感慨，相見恨晚。漢武帝這種求賢的態度，對賢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群士慕向，異人並出”。漢武帝又從社會最底層發現、提拔一些優秀突出的人才。如果没有漢武帝的積極態度，那麼，他們就不可能得以發揮自己的才華，創立豐功偉績。“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遠跡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選擇這些人才不拘地位，就象過去殷代武丁從傅險版築中發現傅說，“舉以爲相，殷國大治。”也象齊桓公將飯牛於車下的甯戚提拔出來當大夫，“任之以國”。古代統治者能够從地位很低的人群中選拔優秀人物，委以國政，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被傳爲美談的英明之舉。漢武帝也能這樣發現賢才，選拔傑出人物，當然也是英明之舉。漢武帝的英明，眾多賢士才有機會比較充分地發揮自己的才華。眾多賢士的才華的充分發揮，才有漢武帝時代的盛世和功業。
以上五十多人是史家認定的傑出人物，查他們的傳記，他們出仕的方式主要有因父親而出仕的，明經的，被當政者發現提拔的，當官推薦的，自薦的，參加對策的，察廉的，奉獻財物任官的。因父親而出仕的，稱爲“任子”，共有12名；明經出仕者有9名；被當政者發現並提拔的和對策的，各有5名；推薦的，察廉的，捐錢的各3名；自薦的有2名。還有個別是積功勞的，經商出身的，靠外戚關係的，好黃老言的各一人，還有6名情況比較複雜，難以歸類的。“任子”，占四分之一强。明經加上對策，最多，14名，也占四分之一强。提拔、推薦、察廉，這三種方式，都是政府通過規範形式選拔的有11名，也是四分之一强。明經與對策，主要是儒家學派的。其他學派只有一名是好黃老之言的，顯然是獨尊儒術的結果。
漢武帝用人成功經驗有二：一用儒生，二用下層有能力的人。選拔方式主要採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辦法，他一上臺就招賢良文學進行對策，就是直接討論政治問題，看理論水平與思維能力如何，然後再在任用中進行實際考察，例如對策中選上公孫弘，派他出使匈奴，回來後，漢武帝不滿意，馬上罷免。以後再次選上，在實際決策中，漢武帝很滿意，不斷提拔，直至天子三公，封侯。漢武帝能够大膽起用衛青、霍去病、金日磾，說明漢武帝有眼光，自己素質比較高。素質不高的領導者,不能分清善惡、賢不肖，不會知人，自然不善於任人。偶然用了賢人，就能維持統治；用了佞人，就歸於失敗，甚至國破家亡。善於任人，其他出入，不影響大局。齊桓公任用管仲，自己雖然有許多毛病，仍然可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齊景公素質不高，無德無能，任用晏嬰主政，維持了統治齊國最長的時間。
六、如何評論歷史上的統治階級
對於歷史上的統治階級的評價，需要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辯證法的觀點和方法。關於歷史唯物主義，關於歷史辯證法，關於新生產力的代表，關於先進文化，關於批判繼承，都是需要討論的問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講了這麼一段話：“用一般性的詞句痛駡奴隸制和其他類似的現象，對這些可恥的現象發洩高尚的義憤，這是最容易不過的做法。可惜，這樣做僅僅說出了一件人所周知的事情，這就是：這種古代的制度已經不再適合我們目前的情況和由這種情況所決定的我們的感情。但是，這種制度是怎樣產生的，它爲什麼存在，它在歷史上起了什麼作用。關於這些問題，我們並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的說明。如果我們對這些問題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們就一定會說——儘管聽起來是多麼矛盾和離奇。——在當時的條件下，採用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因爲成爲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而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奴隸制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對奴隸來說也是一種進步。封建制度，特別是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比奴隸制更加進步，或者說是更加巨大的進步，對農民來說，也是一種進步。但是，過去革命的年代，批判所有的舊制度，把歷史辯證法全忘光了！歷史辯證法認爲新興的新生產力代表的階級是進步的，所新建立的制度也是比過去進步的，所創立的新文化也是先進文化。列寧說：“我們只能利用舊社會遺留給我們的全部知識、組織和機關，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人力和物力的條件下建設共產主義。”又說：“只有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來豐富自己的頭腦，才能成爲共產主義者。”他特別强調要繼承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財富即文化，才能成爲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在已經過去的人類歷史中，所有新的生產力代表都是當時剛興起的統治者，而不是奴隸與農民。過去許多人講人民創造歷史，卻排除了所有的統治者，將所有的統治者都列入反動的階級，包括爲統治者服務的所有知識分子，都作爲永久批判的對象。好象在任何時候，統治者與爲統治者服務的人都是反動的。爲統治者服務在任何情況下都是不可饒恕的罪行。有人提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奴隸與奴隸主共同創造歷史，也遭到猛烈的批判。由此導出，有人認爲中國的《二十四史》都是爲帝王將相樹碑立傳的，是封建時代積累下來的文化垃圾。甚至有人要寫與統治者對立的哲學史，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時代精神，更不知什麼是時代精神的精華。難道奴隸制度不是奴隸主創造的，還是奴隸創造的？封建主義不是地主階級創造的，還是農民創造的？資本主義制度難道不是資產階級創造的，還是工人階級創造的？難道全人類創造的全部文化成果，都與統治者無關？長期缺乏歷史辯證法的基本常識，於此可見一般。不能接受和正確理解與運用歷史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那麼，所謂先進文化，所謂新生產力的代表，所謂文化的批判繼承諸問題，都得不到合理的解決。所謂理論創新，也只剩下一句空話。我們提倡民主，當然要批判集權專制，但是，不能將歷史上任何時期的中央集權封建專制都當作反動腐朽的東西來批判。我們有了現代科學，取代了舊科學，不能因此否定歷史上所有的科學成果的價值與貢獻。
七、漢代新儒學的啟示
一、漢代新儒學得以獨尊，而堅持先秦的儒學卻一再受到打擊。這是變與不變的不同命運。時代變了，理論不變，必然凝固，僵化，被淘汰。只有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服務社會，才能有活力，才有長久的生命力。
二、儒學的創新有各種不同的形式，當時最時髦的創新往往是比較膚淺的，表面的，見效快的，但不是水平最高的；當時受到冷落的創新，卻可能是深刻的，重大的，帶根本性的，後來才能日益顯示出優越性和合理性來，影響是更爲久遠的。因此，創新成果的價值如何，不是當時就能看清楚的，需要長期的社會實踐的檢驗。有的利在當代，有的功在千秋。
三、理論的生命力在於精神，不在於具體結論。理論的基本精神要因地制宜，與時俱進，要本土化，要時代化。希望一個結論“放諸四海而皆準”，視爲萬古不變的教條，都是懶漢的思維，都要陷入唯心主義。不研究當前現實，不瞭解實際情況，不能從實際出發，任何高明的理論也會走向反面，變成謬誤。固守先秦儒學的一些儒生以爲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儒家，卻不知孔子最重視的“權”。權就是靈活性，靈活在哪兒？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只有固守，必將僵化，凝固，最後違背儒學真精神。
四、儒學能不能繼承？過去統治階級的思想是否需要全面拋棄？否定一切繼承，曾經是一些“左派”幼稚病的普遍觀念，他們的觀念中只有歷史虛無主義。談儒色變，是二十世紀批儒的後遺症。清除“左派”幼稚病的觀念，仍然是艱巨的任務。有的人說：“孔子怎麼能救中國？”“儒學怎麼能救世界？”我要問：到底什麼主義可以救中國救世界？有的人也許會說：馬克思主義可以救中國。《國際歌》卻說“没有救世主”，到底有没有救世主？馬克思是不是救世主？我的觀點是：世界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救世的上帝，要靠自己救自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歷史使命和社會責任，這是需要勇敢承擔的，都需要自己去研究、繼承和創新的。怎麼可以依靠別人呢？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