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
內容提要
四家《詩》俱興起於漢初，均立博士于文、景之際，其於兩漢《詩》學史甚至經學史影響至钜。在漢人重要文獻中，《毛詩》一直未被標屬古文，但《毛詩》應屬於古文經學的系統，斷乎無疑。西漢武、昭、宣、元、成、哀諸帝咸習《魯》、《齊》、《韓詩》，以此強有力地推動了三家《詩》的極大普及，提高了三家《詩》的學術、政治地位。從昭、元、成、哀學《詩》的取捨看，三家《詩》的地位在西漢是沒有高低之别的。《齊詩》學派因與新莽政權合作，自身帶有神秘色彩，又偏重《禮》學，故在東漢漸趨衰落。《魯詩》學派始終具有嚴謹的學風，注重氣節，敢於在新莽之時公然不與執政者合作，在各派中較為突出，故在東漢受到執政者的青睞。《韓詩》的特色在於兼重《易》學，酷愛讖緯數術，以及在說經上側重興發，最能迎合社會、儒林的趣味和需要，因而在東漢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毛詩》在兩漢今、古文鬥爭中雖然長期不占主導地位，實際上卻是這個歷史時期經學兩大派別鬥爭中最大的成功者。特別在東漢一代，《毛詩》發展一直呈上升趨勢，略分兩系齊頭並進，一系是謝曼卿、衛宏、賈徽、賈逵、許慎，一系是鄭興、鄭眾。兩系發展至馬融、鄭玄，一作《毛詩傳》，一作《毛詩箋》，最大程度上完善了《毛詩》的解經體系，三家《詩》此後則相繼消亡。
魯、齊、韓、毛四家《詩》在漢初興起及立爲博士的具體過程如何？其中，立爲官學的三家地位是否全然相同？在今、古文鬥爭中，《毛詩》處於怎樣的位置？《齊詩》又爲什麽會在東漢轉趨於衰微？《毛詩》是如何壓倒三家《詩》而后來居上的？這些問題，都是兩漢《詩經》學史演化歷程的重要標志，是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本文擬就這些基本問題略抒管見，至於四家《詩》經義之間具體的優劣比較，或有所涉及，但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1
四家《詩》的先後興起和申、轅、韓、毛立爲博士的時間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阻礙並擾亂了儒學的正常發展。包括《詩》在內的先秦舊典， 以及諸侯史記等，凡藏於民間者，大量被勒令毀滅，許多重要的典籍化爲灰燼。漢初一段時間，儘管“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但由於社會初定，“書缺簡脱，禮壞樂崩”的局面並未有根本地改觀。值得注意的是，與《易》、《書》、《禮》、《春秋》等其他儒家典籍相比，《詩》具有便於“諷誦”、“不獨在竹帛”的特點，在劉漢建國以迄文、景之際，《詩》三百篇得以較早“復出”，並流行於社會，先後湧現了像浮丘伯、申培、轅固、韓嬰、毛亨、毛萇等多位《詩》學大家。他們的出現，爲兩漢《詩》學四家的發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也推動了整個漢代經學迅速地趨於繁盛。
漢《詩》學四家中，當以《魯詩》一派出現較早。《魯詩》創始人爲申培，而申培之學，實傳自魯人浮丘伯。浮丘伯始活動於戰國後期，曾受業於荀子。秦火燔書之時，浮丘伯方爲魯申培、穆生、白生以及楚劉交傳授《詩三百》，迫於形勢，四人未能盡得其傳，各自别去。其中，劉交爲劉邦的同父少弟，此後，從劉邦征戰天下，在高祖六年被封爲楚元王，而申培、穆生、白生諸人則以其與劉交的關係而爲楚王中大夫。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復遣子郢客與申培前往受業。就申培而言，在先後二、三十年的時間中，前後兩次師事浮丘伯，治《詩》遂臻於精熟。正是這位申培，於漢初較早爲《詩》訓詁，創立了《魯詩》學派。
文帝時聞申培“爲《詩》最精”，徵以爲博士。考劉郢客原爲漢王朝宗正，孝文元年楚元王卒，文帝以郢客爲嗣，而申培亦隨郢客歸楚，爲楚中大夫。由此可見，申培在漢朝爲博士當在孝文元年、二年間，前後不足兩載。
轅固是《齊詩》學派的開創者，他受業於何人，今不可考。《漢書·儒林傳》載，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又載景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據《諸侯王表》，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元三年立，則轅固爲博士，當在景帝前期或中期，而其研治《詩》學則必在此前一段時間。
韓嬰是《韓詩》學派的創始人，他的師從今亦難以確考。《漢書·儒林傳》載，韓嬰“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漢書·夏侯始昌傳》載：“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今按，清蘇輿《董子年表》謂仲舒太初元年卒，近人施子勉《董子年表訂誤》以爲當在元鼎中卒，依二家之說，董仲舒卒於武帝中葉。《漢書》論列董仲舒、韓嬰之卒，韓嬰尚在仲舒之後，則韓嬰亦當卒於武帝中、後期。其時上距文帝末已有四、五十年，可見韓嬰爲博士時，大概只能在文帝之末。據《漢書·諸侯王表》，常山憲王舜立於孝景中元五年三月，其後韓嬰爲常山太傅。那麽，韓嬰自文帝末年爲博士，可能一直做到了景帝中期，其研治《詩》學的時間，略與轅固相當。
毛亨是《毛詩》學派的鼻祖，他生活於西漢初期，至少活到了景帝中元年間。他撰寫了《毛詩故訓傳》，傳給毛萇，毛萇在景帝中元時被河間獻王劉德立爲博士，爲博士前後不到五年（詳見《毛詩的時代性質及其傳授淵源考略》，茲不重復）。
綜上所述，四家《詩》俱主要興起於文、景之時，其立爲博士的時間，《魯詩》最早，《韓詩》次之，《齊詩》又次之，《毛詩》約與《齊詩》同時而前者爲諸侯王博士。以申、轅、韓、毛萇的年齡而論，轅固最長，申公小轅固幾歲，韓嬰少於申公，毛萇與韓嬰相仿。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四家”經師初起之時，就不僅以《詩》名家。申培又傳《穀梁傳》，武帝初特安車蒲輪駕迎，議明堂事，則可見又深於《禮》，申公的後學韋賢等，正是以《禮》著稱。轅固與道家的黃生爭論湯武受命，又譏刺竇太后所好《莊子》爲家人之言，雖受辱“鬥豬”亦所不悔，是一個全力悍衛儒術尊嚴甚至不惜爲此殉身的人物。他的後學傳《今文尚書》與《士禮》，雖另有師承可尋，當亦與他不無一定學術傳承的關係。韓嬰曾經傳《易》，子孫綿延，世代相傳。宣帝時他的後人涿郡韓生以《易》徵，稱說韓氏《易》比之《韓詩》更爲專深。毛亨重《禮》，在《故訓傳》中屢屢以《禮》說《詩》、引《禮》以明事，更是人所共知。毛萇明樂，《漢書·藝文志》載：“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 “毛生”應該就是毛萇。申、轅、韓、毛諸大家，在漢初道家黃老思想居官方地位的大背景下，艱難而奮力地紹述儒家學說，傳授《詩》學，開創了魯、齊、韓、毛等重要的《詩經》學派，爲《詩經》學在新歷史階段的長足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2
關於《毛詩》的傳本及其古文經學性質的若干查考
漢初四家《詩》被漢王朝和諸侯王立於學官，其實當時《詩》三百的文本，決不止此四家。《漢書·藝文志》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史記·六國年表》云：“《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詩》容易記誦，便於普及，在社會上流傳較廣。一九七七年安徽阜陽雙古堆一號漢墓出土的《詩經》，其抄錄年代不晚於文帝十五年，經研究者比考，屬於四家《詩》之外的又一個文本。四家《詩》之所以流傳不輟，是因爲被立於了學官，其他各家《詩》學不能得立於學官，也就自然汰亡了。
傳世的四家《詩》中，《魯》、《齊》、《韓》屬於今文學，《毛詩》則歷來被視爲古文學。今按，《毛詩》在興起之際，只不過是與魯、齊、韓、阜陽《詩經》等相似的另一種文本而已，而此一“古文”簡本的由來和傳布，卻不見於西漢有關的歷史記載，請看以下事實：
第一，《漢書·藝文志》載：“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許慎《說文解字敘》云：“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王充《論衡·佚文篇》云：“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十篇、《論語》二十一篇。”三處皆未提到《詩》，則壁中書諸古文本並無古文《毛詩》一種。
第二，《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傳中列舉獻王所得古文舊書，亦無《毛詩》。
第三，《漢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這裏雖言及《毛詩》學的傳授源流，卻沒有點明《毛詩》爲古文這一重要之點。
第四，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云：“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于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脱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文中所稱古文，只有《逸禮》、《尚書》、《左傳》三事，《毛詩》再一次不在其內。
第五，《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於《書》類首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次列今文經二十九卷；於《禮》類首列《禮古經》五十六卷，次列今文經十七篇；《周禮》無今古文之分，故但著錄《周官經》六篇，而不必冠以古文；於《春秋》爲首列《春秋古經》十二篇，次列今文經十一卷；五《傳》亦首列《左氏》，次列《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於《論語》類首列《論語古》二十一篇，次列今文《齊》二十二篇、《魯》二十篇；於《孝經》類首列《孝經古孔氏》一篇，次列今文《孝經》一篇。可見，凡經典有今、古文之别，《漢志》的通例，總是古文經在前，今文經在後。如果《詩》有古文經的話，依《書》、《禮》、《春秋》、《論語》、《孝經》之例，理應先列《詩古文經》若干卷，若干篇，次列今文三家經二十八卷。然而《漢志》的實際處理，卻分明是把《毛詩》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統置於整個《詩》類之末。這似乎也未把《毛詩》作爲一般“古文”經處理。
以上引文中劉歆、班固何以多次稱古文經而未及《毛詩》文本呢？何以時而不以一般“古文”排列的通例論列《毛詩》的文本呢？這是一個問題。比較合理的解釋可能是：其一，《毛詩》早見於漢初的文本應當不同於三家而承傳有自，但卻與稍後發現的魯壁中書、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有所不同，因而《漢志》等言魯壁中書、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時未兼及《毛詩》。其二，《毛詩》久未立於官學，長期不被重視，而詩歌本身又有“便於諷誦”的特點，因而《毛詩》傳世的簡本，實際上早在西漢已難以詳考。這或許也就是《漢志》“六藝略”置《毛詩》及其“故訓傳”於整個“詩類”之末的原因了。
然而，《毛詩》應屬於古文經學的系統，可以說是斷乎無疑的，主要根據是：
首先，史載西漢前期的劉德、後期的劉歆，先後都曾明確肯定《毛詩》的古文經學性質。
劉德於孝景前二年立爲河間獻王，“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是武帝以前崇尚古文經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仿王朝中央設立官學，張揚古文經學，所立博士，其一是重要古文經《左氏春秋》，再一個就是《毛詩》。
劉歆精於《左氏春秋》，哀帝時，“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並受命“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寫下經學史上著名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其以《毛詩》與《左氏春秋》、《逸禮》、《古文尚書》並列，明顯同視爲古文經，是確然無可疑的。
其次，從《毛詩》的傳授淵源看，《毛詩》與古文學派密切相關。在西漢，今文《易》三家、《書》三家、《禮》三家、《詩》三家、《公羊春秋》二家授受各成體系，各體系共同建構了今文經學總體的傳授系統。在這一系統中，有較少數量的經師兼通數經，但都不超出今文經學的範圍。其中雖然研習傳播古文經亦不乏其人，但絕無以古文名家者。同樣，《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左氏傳》共同建構了古文經學總體的傳授系統，其與今文系統不同之處在於，古文經師一般不研習今文經，古文經師卻一般兼通數經。如王璜通《費氏易》、《古文尚書》，胡常通《古文尚書》、《左氏傳》，徐敖通《古文尚書》、《毛詩》，貫長卿通《左氏傳》、《毛詩》。總的來說，西漢今、古文傳授系統各具特徵而界綫分明。反觀《毛詩》，顯然與今文系統無涉，而應當隸屬於古文系統。
復次，《毛詩》解經，多取古文經說。最早爲《毛詩》作注的《毛詩故訓傳》，可以說是一部廣采先秦舊籍中《詩》說和先儒並時賢《詩》解的《詩經》集解本。儘管其中對已列於漢朝學官的幾種今文經說不能不有所刺取，但凡屬今文經說與古文經解有異之處，毛傳則往往掇取後者。試舉例說明：
例一：關於天的稱謂，《今文尚書》歐陽說以爲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與《爾雅》同。《周禮·大宗伯》疏引故《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慜下則稱旻天，自上鑒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這與《王風·黍離》的毛傳隻字不差。故《尚書》說，即《古文尚書》說。
例二：關於聖人有父無父，三家《詩》、《春秋公羊》說皆以爲聖人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大雅·生民》“履帝武敏歆”，毛傳：“帝，高辛氏之帝也。”《商頌·玄鳥》“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傳：“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此毛傳以后稷、契之父皆爲高辛氏，非無父而生，與《左氏》說同。
例三：關於天子三公，《今文尚書》夏侯、歐陽說以爲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周禮》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毛傳：“師，太師，周之三公也。”此毛傳用《周禮》說，而不用今文《尚書》和《韓詩》說。
例四：關於板堵的厚度，《五經異義》云：“《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五板爲堵，三堵爲雉。”《小雅·鴻鴈》“百堵皆作”，毛傳：“一丈爲版，五版爲堵。”與《周禮》、《左氏》同。
諸如此類取《周禮》、《左氏》、《古文尚書》等以爲說者，毛傳還有不少，不更一一列舉。另外毛傳質樸簡奧，注重名物訓詁，實際上也表現了與其他古文經學相似的學術傾向和風格。
綜上所述，《毛詩》確乎是與今文三家《詩》迥乎不同的别一傳《詩》系統，屬古文學派。哀帝以前，其傳布於民間，聲勢相對較小；而從平帝時與《古文尚書》、《逸禮》、《左氏》一道立於學官起，《毛詩》遂更爲人們所矚目，從而也就更進一步和整個古文經學的興衰命運聯繫在一起了。
3
從西漢皇帝所持態度看三家《詩》歷史地位的形成
四家《詩》在文、景之際興起之後，除《毛詩》僻在地方，傳習者較少外，三家《詩》因被立於朝廷官學，研習者眾，一時風起雲湧，身價倍增。史載申公弟子自遠方受業者千餘人，王臧一歲至郎中令，趙綰至御史大夫，二人在武帝初率先議立明堂，雖其事未果，但標志着儒家學說和經學乘時興起。申公的其他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其中孔安國、周霸、夏寬、魯賜、繆生、徐偃、闕門慶忌等皆至二千石，至於大夫、郎、掌故者更以百數。史又載諸齊以《詩》顯貴，皆轅固之弟子，尤以夏侯始昌最知名；而燕、趙間言《詩》者本於韓嬰。綜觀三家《詩》的後學，皆有爲博士、爲丞相者。不難想見，在西漢三家《詩》的地位約略相等。
《詩》學地位的升降，從根本說無疑是決定於適應政治需要的程度，其中皇帝的好惡尤其是學派興衰的關鍵。下面就簡要考察一下西漢皇帝學《詩》的情況，就這一特殊方面顯示各派《詩》學與一定政治發展的密切聯繫，以期能夠由此說明三家《詩》各自地位形成的一些規律。
武帝以前諸帝學《詩》情況，史書不載，不得而知。武帝於景帝七年被立爲太子，年僅七歲。後元三年景帝去世，武帝以十六歲即帝位。在武帝爲太子的十年裏，按理說應該就是學《詩》的最佳時機。其時韓嬰、轅固在朝爲博士，武帝所學，或許就是二家之一。武帝即位以後，着手扶持儒學，與申培、轅固、韓嬰的關係十分緊密。建元元年，遣使者安車蒲輪徵申公，議立明堂；是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轅固亦在徵舉之列。韓嬰以常山太傅復入朝爲官，《漢書·儒林傳》載：“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易》楊、《書》歐陽、《禮》后、《春秋》公羊，唯《詩》最初所立爲三家中的哪一家卻不得而知。武帝詔書中已開始引經據典，而以稱《詩》爲最多。元朔元年詔書引《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元鼎五年詔書引《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皆爲今本《毛詩》所無，向來受到研究者的注意和重視。
昭帝所學，爲《韓詩》和《魯詩》。《漢書·蔡義傳》載：“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久之，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眾，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讬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褚先生補有類似的記載：“蔡義，家在溫。故師受《韓詩》，爲博士，給事大將軍幕府，爲杜城門候。入侍中，授昭帝《韓詩》，爲御史大夫。”蔡義是韓嬰的二傳弟子，他的爲相和授《詩》昭帝、食子公、王吉，確實將《韓詩》發揚光大。《後漢書·桓榮丁鴻列傳》載：“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據《漢書·五行志》，元鳳四年正月，“上加元服，通《詩》、《尚書》，有明悊之性”。兩相參考，《尚書》爲夏侯勝所授，《詩》即爲韋賢、蔡義所授，韋賢治《魯詩》，爲申公三傳弟子，則昭帝除學《韓詩》外，又學《魯詩》。
昭帝卒後，昌邑王被廢，霍光主持立宣帝。元平元年霍光奏議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漢書·宣帝紀》、《霍光傳》均有記載。又據《宣帝紀》，宣帝“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宣帝的詔書中比武帝更多地稱引經典，經傳之中徵引最多的就是《詩》，體現了宣帝良好的《詩》學修養。只可惜他的老師澓中翁不見於《儒林傳》，不知所學爲何家《詩》。
元帝以“好儒”而聞名，他所學爲《魯詩》和《齊詩》。《漢書·儒林傳》載：“《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三人皆問業王式，爲申培四傳弟子。張長安傳其兄子張游卿，張游卿傳元帝。《後漢書·儒林列傳》載：“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元帝以萬乘之尊，兩度問學《魯詩》，足見他對《詩》學的喜愛。《漢書·蕭望之傳》載，宣帝時，望之“爲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皇太子也就是後來的元帝。元帝即位後，初元二年冬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蕭望之是《齊詩》的名家，他做了八年元帝的老師，當不僅以《論語》、《禮服》相授，講論《齊詩》自屬情理中事。
成帝亦以“好經書”“好儒雅”而聞名。《漢書·楚元王傳》稱其“精於《詩》、《書》”，《匡衡傳》稱其“專精《詩》、《書》”。《後漢書》卷二十六《伏湛列傳》載：“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高密太傅，别自名學。”按《漢書·儒林傳》，伏理受《詩》於匡衡，爲轅固的四傳弟子，則成帝所學爲《齊詩》。又成帝不僅從伏理受《詩》，亦從匡衡受《詩》。元帝時匡衡爲太子少傅， 且長達數年之久，匡衡是以《詩》學出了名的，當時諸儒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匡衡既是成帝的老師，又以《詩》學名家，必然傳《詩》於成帝。成帝的《詩》學修爲，歸功於匡衡、伏理師徒。
哀帝亦雅有“好《詩》《書》”之稱。元延四年他以定陶王的身份入朝，成帝“令誦《詩》，通習，能說”，見《漢書·哀帝紀》，這年他十七歲。哀帝所學爲《魯詩》，對此《漢書》有明確的記載。《韋賢傳》云，韋玄成兄“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儒林傳》則云：“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是哀帝的《詩》學得益於韋玄成、韋賞叔侄 。除《魯詩》外，哀帝又習《齊詩》。《漢書》卷八十六《師丹傳》載：“成帝末年，立定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師丹是匡衡的高足，治《齊詩》，則哀帝理當兼習《齊詩》。
平帝九歲即位，十四歲卒，五年之間，正是開始習經的年齡。據《漢書·孔光傳》，平帝的太傅、太師爲孔光和王莽。孔光世傳大夏侯《尚書》，王莽治《禮》、《易》、《左傳》，所以平帝是否習《詩》，所習爲何家，皆無由考知。
綜上所述，西漢皇帝自獨尊儒術以後，除平帝沖齡小子史書不載外，皆敦好《詩經》 ，其碻然可考者，昭帝習《韓詩》《魯詩》，元帝習《魯詩》《齊詩》，成帝習 《齊詩》，哀帝習《魯詩》《齊詩》，武帝、宣帝所習不知何家但皆有較高的《詩》學造詣。《詩經》在西漢皇帝中的普及程度遠勝於其他諸經，在詔書中稱引經典也獨以《詩經》爲多。皇帝尚且如此，整個社會的時尚就不難概見了。在兩漢今、古文之爭中《詩經》絕不占於主導地位，但《詩》學的普及程度卻是他經所不能比擬的。從昭、元、成、哀學《詩》的取捨看，三家《詩》的地位在西漢是沒有高低之别的。這是一個長達二百年的學術平衡。這一平衡隨着《毛詩》的興起、《齊詩》的衰落而被打破，《詩》學也以較新的面貌由西漢發展到了東漢時期。
4
《齊詩》在王莽時的極盛和迄于東漢的趨於衰微
三家《詩》在西漢時期鼎足而三，彼此之間的地位大致相當。到了王莽，《魯詩》、《韓詩》家採取了與新朝決裂的態度，《齊詩》家則樂於與王莽合作，所以，在王莽一朝，《齊詩》最爲顯赫。
始建國三年，王莽爲太子置師友四人，又置師友、侍中、諫議、“六經”祭酒各一人，凡九祭酒。其《詩》祭酒，即爲潁川滿昌，他是匡衡的高足，轅固的四傳弟子。當時王莽把師友祭酒留待楚國的龔勝，龔勝從薛廣德受《魯詩》，是申公的五傳弟子，哀帝時爲諫大夫，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又入爲光祿大夫。王莽秉政，與琅邪邴漢一道乞骸骨歸。王莽篡國後，遣使者奉璽書和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就在龔勝家中拜官，秩上卿，先給相當於六個月奉祿的銀錢以辦行裝。龔勝稱病篤，統統不接受。使者無法使龔勝上路，乃上報王莽，說盛夏暑熱，勝又疾病無力，可等到秋涼乃行。此後，使者與太守五日一問起居，又不時以利祿誘惑龔勝二子及門徒，龔勝見情形如此，就對他的門徒說：“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乃讓子生準備後事，不復開口飲食，至第十四天氣絕身亡。龔勝死後，王莽無可奈何之下，任滿昌爲師友祭酒。同樣是《詩》學人物，龔勝、滿昌形成了強烈的對照。
滿昌的弟子張邯，在學術上不比乃師遜色，在政治上則更成爲王莽的膀臂。新朝建立後，張邯爲王莽謀劃恢復井田制，被封爲明學男。地皇元年，莽起九廟，張邯對王莽說：“德盛者文縟，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地皇四年，漢兵起，騰言王莽鴆殺平帝，莽乃大會公卿，開啟平帝病時他摹仿周公爲成王寫的《金縢》之策，遍視群臣，並命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張邯說：“《易》言：‘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爲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是年，邯以大長秋爲大司徒。十月，漢兵入長安，邯爲漢兵所殺。張邯以儒者服事王莽，牽強附會，無所不至，憑阿諛逢迎官至最高位，旋身首異處，落得個可悲下場。他的所作所爲，爲後漢的學者所不齒，其學自然也就後繼無人。
匡衡另一高足師丹，當哀帝被立爲成帝太子時，爲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爲左將軍，賜爵關內侯，代王莽爲大司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爲大司空。時哀帝以成帝母爲太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爲皇太后。哀帝祖母元帝傅昭儀亦欲稱尊號，哀帝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爲共皇，尊傅氏爲共皇太后，定陶共王丁姬爲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有司皆以爲可，師丹獨以爲不可，由此失去了哀帝的歡心，哀帝於是藉故把師丹免職。平帝即位，避哀帝外家傅、丁而引退的王莽重新掌權，因師丹有抵制傅、丁之功，乃徵師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旋又封師丹爲義陽侯。師丹卒後，諡爲節侯。子業嗣，王莽敗乃絕。師丹依禮抗論，本無意討好王莽和王政君，但客觀上卻起到了維護王門尊貴的作用，王莽爲了報恩，特意尊崇師氏一門，所以師氏在新朝貴幸，與滿昌、張邯的情形還不盡相同。
匡衡另一高足伏理，是成帝的老師。其有二子，伏湛和伏黯。前者在王莽時爲繡衣執法、後隊屬正。後者在地皇二年以五威將出使匈奴，歸來後受封爲子爵。伏湛在光武初一度官至大司徒，但爲時不久就以微過斥退，再不錄用，究其原因，大概與他在王莽時的一段歷史不無關係。
匡衡是《齊詩》學傳承過程中的關鍵人物，《漢書·儒林傳》論列他的高徒只有滿昌、伏理、師丹三人，結果三人及其子生都與王莽有着比較密切的關係。若論三家《詩》中哪一家在新朝地位最爲顯赫，自然非《齊詩》莫屬。三家之外，《毛詩》雖亦立於學官，陳俠亦爲王莽的講學大夫，但《毛詩》初爲朝廷官學，其聲勢與三家《詩》相比，尤其是與《齊詩》相比，尚無法相提並論。
與《齊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魯詩》、《韓詩》的傳習人物與王莽採取了絕不合作的態度。《魯詩》的龔勝寧願絕食自殺亦不出任王莽的高官，已如上述；曾以《魯詩》授元帝的高嘉，其子高容，容子高詡，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盲，遠逃人市，不仕莽世，光武即位，高詡復出，仕至大司農。以通儒著稱的卓茂，平帝時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時王莽秉政，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遷茂爲京部丞，及王莽居攝，卓茂以病免歸郡，常爲門下掾祭酒，不肯作職吏，更始立，以茂爲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武即位，拜爲太傅，封褒德侯，所以封爲褒德侯，正是褒其不與王莽、更始合作之德。《魯詩》的李業，平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舉方正，王莽任爲酒士，李業病不至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跡，終莽之世。及公孫述稱帝，素聞李業之名，徵之，欲以爲博士，李業堅決不從。公孫述惱羞成怒，遣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書要脅李業，若出仕則受公侯之位，若不出仕則賜以毒藥，李業義無反顧地飲毒而死。公孫述聽說後大驚，怕落個殺賢的名聲，乃遣使吊祠，賻贈甚厚，李業之子李羽軍逃辭不受。光武平公孫述，特下詔表其閭。《魯詩》的陳宣，以剛猛博學著稱，遭王莽篡位，隱處不仕，光武即位，特徵拜諫議大夫，見《後漢書·五行志》三注引謝承《後漢書》。《魯詩》的包咸，在長安受業後，於王莽末去歸鄉里，東漢建武、永平中歷官至大鴻臚。
以上龔勝、高容、高詡、卓茂、李業、陳宣、包咸等《魯詩》宗師，有的殺身成仁， 矢志不渝，有的銷聲匿跡，隱身穴巖，都表現了忠於漢廷不與新朝同流合污的高風亮節。《韓詩》家的人物，同樣值得大書特書，比如郅惲，就不同於《魯詩》人物的以死抗爭和消極隱退，而是敢於與王莽作面對面的鬥爭。郅惲深明天文曆數，洞悉天命，直接給王莽上書說：“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爲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郅惲在上書中勸王莽放棄帝位，還政劉氏，顯示了過人的膽識；又以經讖爲典據，具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王莽果然不敢殺他，把他收在獄中，叫黃門近臣威脅他，令他自告狂病恍忽，胡言亂語。郅惲挺立不撓，說：“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王莽無計可施，關了一段時間，也只能以釋放處理。郅惲依準天象，證明漢必再受命，在精神上給予莽新王朝的打擊，同樣是不可低估的。除了打擊王莽外，他還說明了劉秀即位的合法性，這在東漢初消滅地方割據，實現全國統一，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事實證明，對於王莽“篡漢”的態度如何、同新莽政權的合作與否，成爲東漢建國以後一段時期臧否經學流派、品評經學人物的重要尺度之一，《詩》學方面同樣如此。例如，崔篆以“明經”而知名，他的兄長崔發以侫巧幸於王莽，官至大司空，他的母親師氏能通經學、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號義成夫人；建武初，朝庭中有人薦舉崔篆，他本人卻畏於物議，有愧於漢室，遂辭歸不仕。班固的伯祖班斿、祖父班稚與王莽是少年好友，三人以兄弟相待，班斿在成帝末或哀帝時卒，王莽爲之服緦麻，贈送布帛、車馬等；平帝即位後，王莽秉政，而班稚卻並未攀緣勢，竟得罪王莽，丟了平原相之職。王莽對班氏始親而終疏，也成爲東漢班家爲時人仰重的原因之一。班固在《漢書·敘傳》中所謂“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多少表現出自喜之情，亦是由乎此。再就諸經不同學派而言，《尚書》大、小夏侯家的人物在莽朝多爲高官（如大夏侯家的唐林、王吉爲九卿，吳章、炔欽爲博士；小夏侯家的唐尊爲太傅，馮賓爲博士），而歐陽家的人物則無一仕於新莽（雖歐陽政曾爲王莽講學大夫，但時間早，其子歐陽歙嗣爲博士後，於王莽時出爲長社宰，不久便投更始），所以東漢時歐陽氏學大受王朝尊寵，最爲盛行。《春秋》顏氏多仕於莽（如馬宮爲大司徒、王莽太子師，左咸爲講《春秋》祭酒等），故嚴氏學得隆於後漢之世。三家《詩》中《魯詩》、《韓詩》猶如歐陽《尚書》、嚴氏《春秋》，《齊詩》猶如大小夏侯《尚書》、顏氏《春秋》，其在王莽、東漢時的命運基本是一致的。
由於《齊詩》與王莽的特殊關係，導致了《齊詩》學派的衰落。東漢的皇帝已不像西漢的皇帝那樣兼習《齊詩》，而是對《齊詩》置而不聞。如明帝從包咸受《魯詩》；章帝時《魯詩》的魏應論難於左右，特受賞賜，《韓詩》的召馴侍講前後，恩寵甚厚；和帝從包咸之子包福受《論語》，當亦並受《魯詩》。在白虎觀會議上，所稱《詩》主要爲《魯詩》，亦多用《韓詩》，間亦用《毛》，獨於《齊詩》絕不稱引。東漢的《齊詩》學派，也只剩下了伏氏一脈，不絕如縷，而伏氏《齊詩》之所以能夠世傳，也與伏氏先人（伏生）爲漢代經學的開山之祖大有關係。東漢《齊詩》經師除伏氏一門外，其可考者只有任末、景鸞、陳紀三人而已，而三人的生平多不能詳知。《齊詩》雖在讖緯中仍有一定的立身之地，但在東漢總的趨勢是不爲朝廷所重，形同末路了。
《齊詩》的衰落除了政治的因素外，還有其本身內在的原因。《齊詩》傳自后蒼，后蒼最明《禮》。翼奉、匡衡、蕭望之受《詩》於后氏，故其學並善於《禮》，如定宗廟迭毀之制及正南北郊等，說禮甚精。三人傳《齊詩》而俱以《禮》學顯，《禮》學與朝廷的建制息息相關，三人的《詩》學也就退居其次了。又從《齊詩》的說《詩》體系看，《齊詩》的陰陽災異思想在三家《詩》中最爲嚴重，翼奉竟以此爲榮耀，視爲本學派的不傳之秘。《漢書》本傳載翼奉對元帝曰：“《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這就把《詩》學變成了占驗、察奸、辨愚、考災論異的玄而又玄的東西。歷代學人對《齊詩》的所謂“四始”“五際”“六情”下了許多考據的功夫，至今仍是見仁見智，難以說清楚。隨着古文經學的興起，人們越來越具理性精神，對於近於巫術的陰陽災異說越來越有較清醒的認識，班固在《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中云：“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在這裏，班固很明確地對西漢流行的陰陽災異學說持否定的態度，這頗能代表古文經學興起以後很大一部分學者的看法。《齊詩》自神其學，在陰陽災異化的路上越走越遠，最終落得個曲高和寡，難於被人們接受了。
（編者按：由於微信字數所限，後續部分請參見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