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三家在西漢時期的地位本無太大的差異，由於《齊詩》與王莽的關係密切和學派自身內在的因素所致，率先衰落，使得三家《詩》在東漢的地位就有了高低之别。總的看來，立於官學的三家，以《魯詩》爲主，《韓詩》氣勢與《魯詩》略等而稍下，《齊詩》的地位最低；不立於官學的《毛詩》，也得到了朝廷的認可，漸漸地與立於官學初無二致，最終由於賈逵、馬融、鄭玄的努力而取得了絕對的優勢。

《魯詩》所以能成爲三家《詩》中的主導，是因其嚴謹的學風和解經體系決定的。《魯詩》的創始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爲本學派創立了良好的學風，他的後學大都能夠恪守師教，治經十分謹嚴。王式是申公的三傳弟子，是《魯詩》傳承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他對弟子們只講了數篇，就辭謝說：“聞之于師具是矣，自潤色之。”遂不肯再授。王式的學生唐長賓、褚少孫應博士弟子選，拜謁博士，摳衣登堂，容禮莊嚴，博士令誦說，合於師法，疑者亦不言。後來唐、褚二人和王式的另一弟子張長安皆爲博士，王式的又一弟子薛廣德則官至御史大夫。《魯詩》的解經體系亦與《齊》《韓》有别。自宣、元至王莽，今文諸經的章句與說解由簡而繁匯成了一個巨大的洪流，《齊詩》、《韓詩》俱成爲一這洪流中的“弄潮兒”，更確切地說，實際上是這個洪流的犧牲品，所以東漢初年爲了學派的生存，不得不自覺地進行章句的改造。《魯詩》向來以嚴謹稱，略帶魯學、古文經學的基本特色，故《魯詩》的解經體系決不像《齊詩》、《韓詩》那樣蕪雜，因而也就似乎沒有刪省章句之舉，這在今文學派當中是難能可貴的。從《漢書·藝文志》對三家《詩》解經體系的著錄看，《齊詩》有“故”、有“傳”、有“雜記”，《韓詩》有“故”、有“內傳”、有“外傳”、有“說”，而《魯詩》只有“故”和“說”，《魯詩》解經的精要和簡約不繁由此不難想見。嚴謹的學風往往與一定的爲人品節相一致。《魯詩》的人物“治官民皆有廉節稱”，而他們在與王莽、公孫述決裂時的悲壯表現，在諸學派中尤爲突出。就這樣，《魯詩》以其學風的謹嚴、治經的精粹和諸經師人格的峻潔，確定了其在今文三家中堪稱主導的地位。古文學家劉歆、班固對此早有申論。《漢書·藝文志·六藝略》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古文學家評論今文經學，當然不無微辭，但他們對《魯詩》的詁價，大體還是比較公允的。東漢的官書《白虎通論》等引《詩》，以《魯詩》爲主；蔡邕刻石經，亦取《魯詩》文本，而以《齊》《韓》 爲參照，這都能說明《魯詩》爲朝廷所首肯及其高高在上的學術地位。

《魯詩》在東漢大師輩出，陳喬樅《魯詩遺說考·敘錄》已有疏理。陳氏所列，共有十五人，茲依時代先後約略排列如下：

卓茂（？——28），元帝時學於長安，事博士江生（江生號《魯詩》宗），習《詩》、《禮》，究極師法，稱爲通儒。不仕王莽。光武即位，以爲太傅，封褒德侯。

李業，師博士許晃，不仕王莽，被公孫述威逼，飲毒而死。

陳宣，不仕王莽，光武即位，徵拜諫議大夫。

高詡（？——37），曾祖父嘉，父容，世傳《魯詩》。不仕王莽。光武即位，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

包咸（前7——65），師博士右師細君。不仕王莽。建武中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魏應，建武初詣博士受業。永平初，爲博士。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魏應專掌難問。

魯恭（32——112），以明經參與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和帝初拜爲《魯詩》博士，由是家法學者日盛。永元十三年，由光祿勳爲司徒，十六年免。永初元年，再爲司徒。

魯丕（37——111），魯恭弟，爲當世名儒，門生就學者常百余人，關東號之曰“五經復興魯叔陵”。歷官青州刺史、趙相、東郡太守，永元十一年爲中散大夫。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和帝以丕說爲善，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丕後至侍中、左中郎將。

蔡朗（55——112），以《魯詩》教授，生徒雲集。元和元年徵拜博士，遷河間中尉、琅邪王傅。

李昞，習《魯詩》、《京氏易》。篤行好學，不羨榮祿，一生不仕。

陳重，與雷義爲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有謙謙君子之風，官至會稽太守、侍御史。

雷義，濟人之難而不圖回報，代人受過而心甘情願。官至侍御史、南頓令。

魯峻（112——172），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博覽群書，學爲儒宗。爲九江太守，有黃霸、召信臣在潁南之歌。延熹七年拜司隸校尉，母憂去官，還拜屯騎校尉。

李咸，習《魯詩》、《春秋公羊傳》、三《禮》。建寧三年，自大鴻臚拜太尉。

武榮，治《魯詩》。廣學甄微，靡不貫綜。官至執金吾丞。

以上十五人，或高居相位，或隱處山林，社會地位縱然不同，但大都崇尚氣節，志操輝鏘，出仕者每有政績，在野者亦獲聲譽，對於傳承《魯詩》之學，弘揚《魯詩》精神，做出了應有的貢獻。比較而言，魯恭、魯丕兄弟的貢獻尤爲巨大。二人生當今文經學趨於衰落的轉型時期，作爲今文經學組成部分的《魯詩》，也不能不受到極大的衝擊和影響。二人官職顯赫，因而有一定的號召力；又爲學精熟，致使家法學者日盛，號稱“五經復興”，這就極大地挽救了《魯詩》學的頹勢，保證了《魯詩》學在整個今文經學每況愈下的氛圍裏，仍有較強的發展後勁。《魯詩》學所以能夠貫穿東漢一代，長居三家之首，與魯恭、魯丕兄弟的中道介入和經營大有關係。

除以上十五人外，東漢治《魯詩》可考者尚有兩人，爲陳氏所遺，他們是李郃和趙峻。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通“五經”。師魯恭，習《魯詩》。歷官尚書令、太常。元初四年，爲司空，在位四年。延光四年，復出爲司徒。事見《後漢書·方術列傳》和《華陽國志》。趙峻（？——145），字伯師，下邳徐人。學《魯詩》、《顏氏春秋》。漢安元年，由司隸校尉爲太尉。建康元年，由太尉爲太傅。事見《後漢書·孝順孝沖孝質帝紀》及章懷太子注，又見《北堂書鈔》卷一三九。

以上略述《魯詩》在東漢的發展，而與《魯詩》的發展大體可稱同步的，還有《韓詩》。本來，《韓詩》起於趙，與《魯詩》（起於魯）、《齊詩》（起於齊）相比，缺少如“魯學”或“齊學”那樣厚重的經學文化積累可資憑藉，《韓詩》所以能在東漢有長足的發展，主要得益於《齊詩》的衰落。從文、景之際起，三家《詩》並駕齊驅，同領風騷。一經數家而非出同門，這在西漢是絕無僅有的。西漢的皇帝爲苛意維持這種歷史的傳統和爭鳴的局面，大都兼而習之，至少學習三家中的兩家。王莽之世，治《齊詩》者由於選擇了與王莽政治上的合作，結果成了東漢王朝重建以後的棄兒。《魯詩》、《韓詩》則因與新莽王朝分道揚鑣，雙雙成了東漢王朝的座上客。其後，《齊詩》雖亦立於官學，僅僅備數而已，傳者甚少。《齊詩》地位的下降，客觀上造就了《韓詩》地位的上升。上升的結果，使《韓詩》與《魯詩》分庭抗禮，氣勢略等。雖然在朝廷眼裏《魯詩》是魁首，但在“儒林”看來，《韓詩》更能代表東漢的時代特色，所以東漢研習《韓詩》者大有人在。下面依準《韓詩遺說考·敘錄》裏收錄的《韓詩》人物，依時代先後加以排列，以見東漢《韓詩》學派的盛況，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總結《韓詩》的學派品格。

陳氏臚列東漢和三國初期的《韓詩》學者共有三十七人：

侯芭，陳氏原作侯包，只據《隋書·經籍志》知道侯氏有《韓詩翼要》十卷，其他事蹟概付闕如。今按，侯包當作侯芭，侯芭是揚雄的弟子。《漢書·揚雄傳》載，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又載雄“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考《藝文類聚·塚墓門》引《揚雄家諜》曰：“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朝臣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塚。”與《漢書》記載略同。可見，侯芭史有其人，钜鹿人，乃揚雄弟子，受其《法言》，活動於兩漢之交。《七錄》儒家有侯苞注《法言》六卷，《文選》王元長詩注引侯巴《法言注》。很顯然，《七錄》誤芭爲苞，《文選注》則以芭爲巴。巴係芭省文，苞與芭形聲相近而訛。《法言注》如此，《韓詩翼要》亦當如此。故《韓詩翼要》的作者應是侯芭。

夏恭，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光武即位，召拜郎中，再遷太山都尉。

郅惲，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王莽時仰占玄象，以爲漢必再受命，乃上書王莽，勸其退位。王莽以其引經據讖，不敢加害。光武時歷官縣、郡掾吏，爲上東城門候，授皇太子劉彊（光武十九年廢爲東海王）《韓詩》，侍講殿中。遷長沙太守。

朱勃，能說《韓詩》，與馬援友善，官至雲陽令。

薛漢（？——70），父薛夫子，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傳父業，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世言《詩》者， 推漢爲長。永平中，爲千乘太守。

杜撫，犍爲武陽人，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弟子千餘人。辟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府、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

澹臺敬伯，會稽人，薛漢弟子。

韓伯高，鉅鹿人，薛漢弟子。

廉范，事博士薛漢。明帝時爲雲中、武威、武都太守。建初中遷蜀郡太守。

尹勤，陳氏所列事蹟過於簡略。今按，尹勤，字叔梁，南陽人。治《韓詩》，事博士薛漢。延平元年，由太常爲司空。以定策立安帝，封福亭侯。永初元年，以雨水傷稼，策免就國。

趙曄，少到犍爲，從杜撫受《韓詩》，凡二十年。著《詩細》《曆神淵》。蔡邕以爲《詩細》長於《論衡》。

張匡，習《韓詩》，作章句。博士徵，不就。

楊仁，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明帝時爲北宮衛士令。章帝時官終閬中令。

召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建初元年爲騎都尉，侍講章帝。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歷任陳留太守、河南尹。章和二年爲光祿勳。

李恂，少習《韓詩》，教授諸生常數百人。歷官侍御史、兗州刺史、張掖太守、謁者、西域副校尉、武威太守。

唐檀，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教授常百餘人。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

梁商（？——141），少持《韓詩》，兼讀眾書傳記。陽嘉三年，由執金吾爲大將軍。

杜喬（？——147），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歷官大司農、光祿勳。建和元年爲太尉，被梁冀譖害。

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一生不仕。

武梁（78——151），治《韓詩》，兼通《河》《洛》、諸子、傳記。一生不仕。

梁景，少習《韓詩》，爲世通儒。元嘉元年爲尚書令。

馬江（105——153），通《韓詩》，和平元年舉孝廉，除郎中。

樊安（103——158），治《韓詩》、《論語》、《孝經》，兼通《禮》傳古今異義。官至藏府令、中常侍。

田君，治《韓詩》、《京氏易》，究洞神變，窮奧極微。延熹二年試守費縣令。

公沙穆，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歷官繒相、弘農令、遼東屬國都尉。

祝睦（97——164），修《韓詩》、《嚴氏春秋》，七典並立，兼綜百家。官至山陽太守。

馮緄，治《韓詩》、《公羊春秋》，歷官郡守、京兆尹、司隸校尉、廷尉、太常、車騎將軍、將作大匠、河南尹，官終廷尉。

胡碩（128——168），治《孟氏易》、《歐陽尚書》、《韓詩》，博綜古文，周覽篇籍。官至陳留太守。

韋著，持《京氏易》、《韓詩》，博通術藝。官至東海相。

劉寬（120——185），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星官、風角、算曆，皆究極師法，稱爲通儒。官至太尉。

鄭玄（127——200）。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

任安（124——202），少游太學，受《孟氏易》，兼通數經，其中即有《韓詩》。又從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

陳囂，明《韓詩》，時人語曰：“關東說《詩》陳君期。”

丁魴，治《易》、《韓詩》、《春秋》，官至廣漢屬國都尉。

張紘（152——211），治《京氏易》、《歐陽尚書》、《韓詩》、《禮記》、《左氏春秋》。爲會稽東部都尉，孫權以爲長史。

崔琰，年二十三，讀《論語》、《韓詩》，後從鄭玄受學。魏國初建，拜尚書。遷中尉。

杜瓊（？——250），少受業於任安，盡得安術，蜀後主時仕爲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除以上三十七人外，後漢治《韓詩》可考者尚有兩人，爲陳氏所遺。順帝梁皇后梁妠（116——150），“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大義略舉”。見《後漢書·皇后紀》。王阜，幼好經學，年十一，外出就學，受《韓詩》，年十七，經業大就，聲聞鄉里。見陳本《北堂書鈔》卷一三九。

總上所論，東漢、三國初治《韓詩》，其可考者今得三十九人，比起治《魯詩》可考者十七人來，多出了一倍以上，《韓詩》在東漢時的盛況，由此可見。《韓詩》所以能在東漢廣爲流傳，除《齊詩》衰落這一客觀因素已如上述之外，主要還取決於《韓詩》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徵。應該說，與《魯詩》的過於謹嚴、《齊詩》的過於自神其學相較，《韓詩》由於頗能隨波逐流，在更大程度上自覺迎合社會、儒林的趣味和需要，這顯然就爲其學術的發展奠定了較爲廣泛的群眾基礎。下面，試就此稍作說明：

第一，《韓詩》說經側重“興發”。當魯申公徒以訓故以教，齊轅固說經似尚未著之竹帛之時，韓嬰即作《內傳》《外傳》數萬言。傳之爲體，推衍的成份居多，與“訓”、“故”的簡約有别。《漢書·儒林傳》稱：“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所謂“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就是指《韓詩》的《內、外傳》過於闡發經義，近乎後世宋學中某些人物的以經注我，這就與《魯詩》的謹嚴和轅固宣導的“正學以言”有很大的不同。所謂“歸一”，就是指當黃老思想尚占居歷史舞臺之時，三家的開山之祖俱以弘揚儒家學說爲要務。今《內傳》已亡，從僅存的《外傳》看，其說《詩》繼承了先秦時代斷章取義、引申詩義、引詩譬喻的傳統，注重的是《詩》的象徵意味，是一種感發志氣和讀詩者之興的運用。孔子主張“《詩》可以興”，韓嬰正是實踐了孔子的理論，較之先秦諸子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十足顯示了韓嬰在說《詩》上的靈活性和富於文學性。所以後人評論《外傳》，認爲與其說論事以證詩，不如說引詩以證事。《外傳》與劉向的《說苑》、《新序》、《列女傳》等體例要無不同，浩如煙海的漢人經說大都早已煙飛雲散，唯此四種與經義在離合之間的著作巍然獨存，究其原因，當與漢人的閲讀興趣有關。當圖書以竹帛爲載體而流傳，傳抄爲艱，而嬴秦將列國史記付之一炬以後，人們對歷史知識有相當的渴望，同時儒學剛剛嶄露頭角，如何將儒家學說具體而形象化，變成大家喜聞樂道的信仰，也是漢初儒者不能不有所考慮的。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韓嬰用《外傳》的形式說《詩》，正是投其所好。大概由於《外傳》效果顯著，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劉向才有諸摹擬之作。但《列女傳》等中更多涉及《詩》本事，與韓嬰側重“興發”相比，還是有所不同的。“興發”既是孔子論《詩》理論的應用，又很符合大眾的閲讀趣味，就成了《韓詩》在品格上不同於《魯》《齊》而又頗能吸引研習者的地方。史載通儒、太尉劉寬尤明《韓詩外傳》，決非個别的現象，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們對《韓詩》品格的喜愛和認可。所以《韓詩》在東漢較爲盛行，與《韓詩外傳》有較大的關係。

第二，《韓詩》家兼通《易》、讖緯、數術。韓嬰除傳《詩》外，又傳《易》，宣帝時他的後人涿郡韓生即以《易》徵，對宣帝說：“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當時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已從孟喜受《易》，見到涿郡韓生說《易》後大爲喜愛，於是更師從韓生學《易》。韓嬰有《易傳》二篇，見於《漢書·藝文志》，爲七家《易傳》之一，與《易》學名家周王孫、服光、楊何、王同、丁寬等同儕並列。又《經典釋文·序錄》云：“《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則韓嬰非止著有《易傳》，又傳《子夏易傳》。作爲《韓詩》的開山之祖，韓嬰之喜愛《易》學，大大影響了這學派的學風，故《韓詩》後學多有兼通《易》者。

上面臚列的東漢《韓詩》人物，明確記載又以《易》名家者，就有夏恭、唐檀、杜喬、田君、胡碩、韋著、劉寬、任安、丁魴、張紘等數人，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韓詩》學派《詩》、《易》兼修的傳統。又諸家所習《易》，皆爲京氏、孟氏。在今文四家《易》中，與陰陽、災異、讖緯、數術聯繫最密切的是京氏《易》，其次就是孟氏《易》，《韓詩》家習《易》首選京、孟，本身就又體現了《韓詩》學派的另一品格，那就是《韓詩》家往往兼明讖緯、數術。

讖緯、數術本不是絕然相同的東西，二者最基本的區别在於，讖緯多誣妄，而數術切實用，故張衡曾建議禁毀讖緯，完全以數術取而代之。不過讖緯與數術畢竟有共同的非理性的內質，故二者在演化和流傳過程中，往往因相資爲用而糾纏不清，在東漢像張衡那樣一定要把二者作苛意的區分尠有其人，人們一般將二者劃爲同類，一視同仁。《韓詩》學家就持這樣的態度，他們中的人，有的偏重讖緯，有的偏明數術，有的兼修並習，其卓然名家者，有郅惲、薛漢、趙曄、唐檀、廖扶、武梁、田君、公沙穆、祝睦、韋著、劉寬、任安等數人。

東漢最大的《韓詩》學派是薛氏一派，薛漢受學於其父薛夫子，傳學於杜撫、澹臺敬伯、韓伯高、廉范、尹勤，杜撫又傳給趙曄。史載薛漢尤善說災異讖緯，教授常數百人，建武初以博士受詔校定圖讖，當時說《詩》者，以漢爲長。可以想像，作爲一代宗師而尤善說災異讖緯的薛漢，實際上爲《韓詩》的後學樹立了榜樣。他的眾多弟子，尤其是杜撫，史家雖不言亦善說災異讖緯，但他們與其師嗅味契合，當是情理中事。杜撫的弟子趙曄著有《詩細》、《曆神淵》，蔡邕讀《詩細》以爲長於《論衡》，則《詩細》的著書性質大概與《韓詩外傳》近似，在這一點上趙曄傳承的是老祖師爺韓嬰的衣缽。《曆神淵》僅從名字上就能看出是讖緯家言，《隋書·經籍志》載：“梁有《詩神泉》一卷，漢有道徵士趙曄撰，亡。” “泉”係避唐諱改，則《曆神淵》，一名《詩神淵》。惠棟《後漢書補注》曰：“以厤言《詩》，猶《詩緯》之《汎厤樞》也。”可見趙曄非止善說讖緯，還開始着手製造讖緯了，這就比起新祖師爺薛漢的“校定”來，更加變本加厲。

眾所周知，讖緯在東漢被抬高爲“內學”，數術亦極度盛行，《韓詩》家廣采博摭，引爲己用，當然有媚俗的用意，媚俗的目的無非是要把《韓詩》普及和發揚光大。但恐怕還不僅僅如此，《韓詩》的酷愛讖緯、數術，除本身具有的《易》學傳統使之然外，大概還有傳承《齊詩》薪火的意味。《韓詩》、《齊詩》共同誕生於環渤海文化圈，有許多共通的理念和精神，《齊詩》由於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振後，其靈魂迫切地需要依附和寄託，它與《韓詩》共有的文化底蘊，使得《韓詩》成了它的第一選擇。《韓詩》爲了自身的利益，也樂意接受這種嫁接。在接受的同時，《韓詩》又儘量揚棄了《齊詩》翼奉學派過於神秘的東西。這樣《韓詩》以其通俗和興致盡顯魅力，成了雖不被朝廷尊爲第一、但聲勢幾與《魯詩》相仿的又一學派。

第三，《韓詩》家一貫注重自身學術體系的建設。《漢書·藝文志》著錄四家《詩》，唯《韓詩》有“故”，有“內傳”，有“外傳”，有“說”，體系最爲完備。且其“故”三十六卷，“說”四十一卷，在三家《詩》中篇幅最大。《韓詩》講求興發，推衍的成份較多，其說經體系較爲龐大，是很自然的事。西漢後期，今文經的解說愈來愈繁瑣，《韓詩》當然也不甘落後。當時以章句著名者爲薛夫子，薛夫子名方丘。薛夫子傳給其子薛漢，薛漢又有所創述，父子並以章句名世。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唐人所引《韓詩》，其稱薛君者，漢也；稱薛夫子者，乃方丘也。”可見薛漢章句傳自夫子，但與夫子的章句不同，大概當時各有專書。薛夫子是薛廣德的曾孫，薛漢是薛廣德的玄孫，薛廣德本從王式受《魯詩》。據區大任《百越先賢志》，薛漢曾以《魯詩》韋君章句授澹臺敬伯，則薛氏世傳《魯詩》，兼習《韓詩》，至薛夫子、薛漢，雙雙以《韓詩》著名，作爲家學的《魯詩》反而黯然不彰。這是《魯詩》學派的不幸，卻是《韓詩》學派的大幸。薛夫子、薛漢爲什麽放棄了高居御史大夫而名聲藉甚的薛廣德留下的家學，頗令人費解，史無明文，不敢作過多的假設，但薛氏的《韓詩》導源於《魯詩》，定然會把《魯詩》的精華注入《韓詩》之中，再加上對《齊詩》精神的接收，薛氏自然無與倫比地成爲了東漢最大的《韓詩》學派。與薛氏父子並時亦以《韓詩》名家者爲侯芭，著有《韓詩翼要》，馬國翰輯本序曰：“其說衣裼、弄瓦，與毛傳合，意其以毛通韓，摘論節訓，故以《翼要》爲名歟？”果如馬氏所言，則《韓詩》在兩漢之交是個十足的開放型的學派，不止對於今文《魯》《齊》的汲取，還有對於《毛詩》的借鑑。

繼薛氏父子、侯芭而起的是杜撫，他順應時代的潮流和要求，也爲了《韓詩》的易學和弘揚，自覺地對薛氏的章句進行了改造刪省，史載其弟子千餘人，比薛漢還要多，可見經過杜撫的努力，《韓詩》在東漢學林中占據了更大的市場。除刪省章句外，杜撫還寫了一部《詩題約義通》，《華陽國志》作《詩通議說》，惠棟《後漢書補注》曰：“案文當云其所作詩題曰通義也。”此書當時廣爲流傳，學者稱爲“杜君法”。

杜撫的弟子趙曄續有創述，寫了著名的《詩細》。據《冊府元龜·學校部》“注釋類”載趙曄撰《詩道微》十一篇，則《詩細》又名《詩道微》。微亦爲釋經之體，《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春秋類”著錄《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氏微傳》是也，顏師古注：“微謂釋其微指。”《漢書補注》引沈欽韓曰：“微者，《春秋》之支别，顏解非。”不管顏、沈孰是孰非，從《漢志》著錄的通例看，微爲釋經之體殆無異議。又據《隋書·經籍志》，趙曄還撰有《韓詩譜》二卷，《詩譜》之作大概即發軔於此，後來鄭玄亦成《毛詩譜》。又如前論，趙曄還以曆言《詩》，著有讖緯性質的《曆神淵》。

至此，《韓詩》釋經體系今可考知者有“故”、“內傳”、“外傳”、“說”、“章句”、“通議”、“微”、“譜”、“詩緯”等，在東漢四家《詩》中最稱完備。除薛氏學派外，東漢其他爲《韓詩》之學者亦致力於《韓詩》體系的建立。與趙曄同時的張匡，因習《韓詩》撰有《章句》而以博士徵。直到三國時的杜瓊，還著有《韓詩章句》十餘萬言。其時《齊詩》早已灰飛煙滅，而《魯詩》也已經無人問津。《韓詩》直到宋代才最後亡佚，《外傳》至今還巋然存世，充分說明兩漢、三國《韓詩》家建構的《韓詩》體系，在三家《詩》中最具生命力。

6

《毛詩》在今、古文鬥爭中的特定地位及其在東漢發展的上升趨勢

如上所說，《毛詩》古文經典簡本已難詳考，但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就屬於古文經學的範圍，卻是不爭的事實。《毛詩》劃入古文經學，使之有了學統上的歸宿，也有了發展的潛力，這對《毛詩》來說，可謂幸事，否則它就極有可能像“阜詩”那樣，曇花一現，在經學的長河中留不下半點痕跡。作爲古文陣營中的一員，《毛詩》無可回避地介入了今、古文的鬥爭，但在鬥爭中扮演的角色，相比較而言，並不是最主要的。

古文學派的組成，有《費氏易》、《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周禮》、《春秋左傳》、《古文論語》、《古文孝經》等。其中《論語》、《孝經》被視爲傳記，不在“五經”之列。《周禮》雖亦不在“五經”之列，但儒家向來有周公“制禮作樂”的美談。所謂制禮，非止禮儀禮制，更主要的內容應該就是《周禮》所描繪的各種政典。後世的統治者心嚮往之，於是《周禮》確實被抬到了不亞於“五經” 的至高地位。例如，武帝議封禪，以《尚書》、《周禮》、《王制》爲典據；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時河間獻王所得《周官》獨闕《冬官》一篇，獻王爲之懸賞千金，求而不得，乃用《考工記》補爲完書，等等。《費氏易》與今文三家《易》相較，只是文字偶有不同，且其爲學長於卦筮而無章句，又未必有古文經典。所以，古文經八種中，其可稱者五家而已，即“五經”中的《古文尚書》、《毛詩》、《逸詩》、《春秋左傳》和“五經”外的《周禮》。

古文五大家中，《古文尚書》比今文多出十六篇，連今文家亦不能不加以采獲和研習；《逸禮》是今文十七篇之外的大宗禮書，有三十九篇之多，多爲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比起今文十七篇只限於士禮來，何啻上下牀之别；《春秋左傳》以其史料的豐富、文采的密麗，爲但言微言大義的《公》《穀》二傳所遠遠不能企及；《周禮》則戴着聖人制作的光環，以縝密精細的典制向世人昭示着理想化的魅力。比較而言，《毛詩》沒有像《古文尚書》、《逸禮》那樣比今文多出的篇章，沒有像《春秋左傳》那樣在史料方面比起今文占有絕對的優勢，也沒有像《周禮》那樣事關軍國的建制，這就決定了《毛詩》不可能成爲今、古文鬥爭的焦點，它只是作爲古文學派不可捨棄的一個分子，隨着古文經學的命運而沉浮。

在西漢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今、古文和平共處，相安無事。劉歆隨劉向校中秘書，發現了古文經的優點，於是有謀求將古文諸經立於學官之舉。劉歆曾爲《毛詩》爭立學官，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卻只提到《古文尚書》、《逸禮》、《春秋左氏》三事，認爲這三者都有長於今文經之處，而恰恰沒有提到《毛詩》。可見在劉歆心目中，《毛詩》不足以成爲向今文學派宣戰最重要的方面軍之一，它只是今、古文抗衡中不甚關鍵的一個古文經學的砝碼。平帝時，王莽終於幫助劉歆將古文三經立於學官，《毛詩》亦一道被立，很清楚地顯示出了一種“忝附驥尾”的性質。古文四經立於學官以後，古文五大家的《周禮》，因爲符合王莽托古改制的政治需要，得以在莽新王朝盛極一時。王莽受九錫之命，爲其母服緦縗，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變改官制，以哭壓災，等等，無不依準《周禮》。當時今文經學同樣受到王莽的尊寵，今文經說與《周禮》多有不合，王莽行必《周禮》定然會引起今文家的異議，所以，在王莽一朝，今古文鬥爭的焦點，應該就是《周禮》，只不過那些鬥爭的材料沒有被保存下來罷了。

到了東漢，今古文鬥爭一直圍繞《左氏傳》和《公羊傳》而展開，先有陳元、范升，在光武時；後有賈逵、李育，在章帝時；再後有鄭玄、何休，在桓、靈時。偶亦爭論《毛詩》、《古文尚書》、《周禮》等，但都處於附帶的地位。

總之，綜觀兩漢今古文鬥爭的歷程，《毛詩》一直不曾站在兩軍對壘的前沿。然而，這並不是說作爲古文學派中一員的《毛詩》可有可無，更不等於說其發展就會由此而處於滯後狀態。相反，《毛詩》順應古文經學的發展潮流，乘着古文經學的發展趨勢，努力地實現自我的完善，由在四家《詩》中處於最低下的地位，不斷進取，持續上升，最終由微而顯，確立了在《詩》學領域中的領先以至主導的地位，其對立面的三家《詩》則相應由強變弱，進而散滅。以本經連同解經體系一起成爲今、古文鬥爭中的勝利者，在古文諸大家中，只有《毛詩》、《周禮》和《左傳》。在古文諸大家各自的內部，本有今、古文的對立，最後以本經連同解經體系成爲本領域裏的絕對勝利者，獨有《毛詩》。就此而言，《毛詩》實際上可稱爲兩漢今古文鬥爭中最大的成功者。

統治階層對包括《毛詩》在內的古文經學的扶持，是《毛詩》不斷發展壯大的政治保證。西漢武帝時的河間獻王，在自己的王國裏設立《毛詩》博士，使《毛詩》站穩了腳跟，有了與今文三家抗衡的機會，也避免了像“阜詩”那樣消亡的命運。平帝時《毛詩》被立爲朝廷官學，標志着《毛詩》不但與其他古文經典地位相等，而且也獲得了與“十四博士”之學等同的合法權益，至此，《毛詩》已成勃發之勢，再難以遏止。

《毛詩》在東漢總的發展趨勢一直是上升的，這也正與統治者對古文經學的扶持緊密相關。如史載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章帝以喜愛古文經學而著稱，他以扶微學、廣異義爲理由和藉口，詔諸儒選高才生受《毛詩》等，就等於徹底承認了《毛詩》等經的合法地位。《儒林列傳》載，章帝“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這樣就不僅是合法地位的承認了，更給予了利祿的獎掖。今文“十四博士”之學無非亦以此兩點爲榮耀，今《毛詩》諸經既與之同，充分表明在朝廷看來今、古文已無軒輊之别，只有立學與不立學之異而已，這就極大推動了古文經學的迅猛發展，形成了“四經遂行於世”的良好局面。又如：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公卿舉能通《古文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这些都是章帝扶持《毛詩》等古文經學政策的延續。安、靈之時，今文經學已日落西山，朝政亦被宦官、外戚把持，任人唯親，游宦成風，經學的利祿之門幾乎堵死，而此時仍選舉古文經學者除以爲郎，足見朝庭對古文經學的扶持是前後一貫的。有了統治階層的認可和扶持，《毛詩》就能在不受壓抑的政治環境裏順利發展，又能不斷地提高學派的影響力，增強與今文三家之間的學術競爭。

但《毛詩》所以能壓倒三家《詩》，政治的原因畢竟是外在的，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毛詩》學者對本派經義的精研和宣揚，使《毛詩》學說深入人心，成爲習《詩》治《詩》者的第一選擇。從西漢後期開始，古文經學家大都兼習《毛詩》，且每有撰述，努力建構並完善《毛詩》的學術體系，對於《毛詩》之學的發揚光大，各自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大毛公毛亨作《故訓傳》，開創了《毛詩》學派。《故訓傳》的性質和體例爲言必典據的集解式，其學風表現爲質樸不枝、簡約古奧，其解經注重美刺、教化，強調興義，不夸飾，不虛妄，這些古文學的特色是《毛詩》有别於今文三家、表現自身生命力、最終取得勝利的基礎。一個學派的指導思想建立在客觀的理性精神之上，這個學派一定會前途光明，一定會吸引眾多的信徒。《毛詩》能夠越來越壯大， 就是因爲大毛公開啟了這樣一個良好的起點。

《毛詩》在西漢中後期研習者寡，僅以單綫流傳。大毛公授小毛公毛萇，毛萇爲河間獻王博士；萇授貫長卿，貫長卿爲河間獻王《左氏》博士貫公之子；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延年授徐敖；徐敖授九江陳俠，陳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經典釋文·敘錄》曰：“或云，陳俠傳謝曼卿，元始五年公車徵，說《詩》。”按，《漢書·王莽傳》載，元始四年，“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繆，壹異說云”。《毛詩》既在應徵之列，徵來之後又要“記說廷中”，與《釋文》所引“或云”正合，則陳俠傳《詩》於謝曼卿、謝曼卿公車徵之說，當爲可信。據《後漢書·儒林列傳》，謝曼卿著有《毛詩訓》。陳、謝二人借王莽講求古文經學的大好時機，積極弘揚《毛詩》之學，使《毛詩》由一綫單傳走向普及，導致了在東漢一代的蒸蒸日上。

謝曼卿有兩大高徒，一是衛宏，一是賈徽。衛宏撰有《毛詩序義》，史家稱其爲“得風雅之旨”。衛宏大概是第一個專門研究、闡釋《毛詩序》的人，他創立的“序義”之體，在三國、兩晉、南北朝代有祖述，風靡一時。賈徽除從謝曼卿受《毛詩》外，又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從涂惲受《古文尚書》。其子賈逵悉傳父業，號稱古文大家。適值章帝亦特好古文學，君臣一唱一和，爲古文經學的全面發展和振興徹底掃清了道路。賈逵有關《毛詩》的著述，有《毛詩傳》；又受章帝之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還著有《毛詩雜義難》十卷。賈逵注釋、論辯《毛詩》，又將《毛詩》與三家《詩》作異同比較，就能較爲容易地揭示出《毛詩》的精義。所以到了他的學生許慎撰《說文解字》時，特爲標榜，“其偁，《詩》毛氏”。《說文》作爲規範化的字書，注重本字本義。而《詩經》文字，多以三家爲正字，《毛詩》爲假者。許慎對這一矛盾的處置辦法是，字從三家，義本毛傳。當然也有字義並從三家者，但這種情況屬於少數。總之，許慎以毛義爲主的取捨態度，表明在四家《詩》中獨《毛詩》最具權威性，這較賈逵僅注意比較異同，更易於闡發《毛詩》的精義。充分說明古文《毛詩》學發展到許慎，已不再是古文經義有無可取的問題，也不再是古文經義在多大範圍上處於優勢的問題，而是開始有意樹其權威，從而在《詩》學方面完成了今、古文學術地位的轉換。

中興之後《毛詩》之學，除謝曼卿、衛宏、賈徽、賈逵、許慎一系外，還有一系就是“鄭氏學”。鄭興是劉歆的高足，天鳳中，率領門人師從劉歆講正大義，頗得劉歆的贊賞，奉師命撰寫了《左氏》的條例、章句和傳詁。建武初，鄭興爲太中大夫，與陳元、桓譚、杜林俱爲學者所宗。《後漢書》本傳云：“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毛詩》雖不在尤明之列，理當包括在所好古學之中。鄭興之子鄭眾能傳父業，凡《費氏易》、《左氏春秋》、《周官》、《毛詩》無不研治，著《毛詩傳》。鄭眾歷官中郎將、武威太守、左馮翊，建初六年爲大司農。治古文經而官至九卿，在東漢鄭眾是第一人。這一方面進一步表明了朝廷對古文經學的絕對認可，另一方面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對於促進古文經學的傳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毛詩》有賈、許和鄭氏兩系並行地蓬勃發展，又有其他古文學家尹敏等推波逐瀾，馴致馬融，已經取得了絕對的優勢。馬融曾欲注《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於是只作了《三傳異同說》。賈逵、鄭眾皆有《毛詩傳》，馬融不曾像對待《左氏春秋》那樣，許以既精既博，不復措手，而是又有《毛詩傳》之作，足可標志《毛詩》的解經體系，在精博上一定更進了一層，基本上是淋漓盡致了，這就爲《毛詩》立爲學官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馬融去世後不久，他的弟子盧植上書說：“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官》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盧植要求將《毛詩》等三經立爲博士，理由之一就是三經各有傳記。所謂傳記，包括了自《故訓傳》以下所有的解經之作，其中馬融的《毛詩傳》後出轉精，堪稱首選。因古文諸經各建構了完備的解經體系，業已深入人心， 所以盧植這次謀求立於學官之舉，沒有像一百八十年前劉歆那樣，既冒着生命危險，事後又受到了今文學派猛烈的排斥。無論朝廷，還是古文、今文，都會把盧植的要求視爲順理成章，尤其是朝廷剛剛將今文諸經刻立石經，按理說在扶持古文經學方面也該有相應的舉動。然而，黨人悉被誅滅禁錮，外戚、宦官把持朝政，政治日益昏暗，大亂迫在眉睫，哪里還顧得上學術文化創立性的建設。何況在朝廷看來，古文諸經即使不立於學官，其地位也已不在今文之下，既然立學不顯其高，不立不顯其卑，何必一定要有所作爲。從這個意義上說，盧植代表古文經學發出的呼聲，付諸實施與否，已沒有根本的不同。

當馬融努力建構《毛詩》最完美的解經體系，盧植努力要求把《毛詩》立於學官之時，馬融的另一弟子鄭玄建立了以毛爲主、相容三家的釋經體系。這一體系並非鄭玄首創。自王莽開始形成的今古文兼治的潮流，漸漸磨合了今古文之間的家法，反映在著述上，像賈逵、許慎等，莫不以古文爲主，兼取今文之說。馬融亦率領眾弟子講論讖緯，則馬融的《毛詩傳》也不能不對今文經說有所刺取。但賈、許、馬氏攝取今文說時，儘量保持了與古文說之間的嚴格區分。到了鄭玄，則有意廢除今古說之間的界限，力求把今古說熔爲一爐。所以鄭玄的解經體系雖非首創，卻與以前的古文家在學風上有根本的不同。

鄭玄本來先習今文經學，習《詩》也是先學的《韓詩》，到了馬融門下，才轉習古文學。鄭玄同時專精今古文學，加上兩漢經學發展至漢末也確實有了集成的客觀需要，於是以“思整百家之不齊”爲己任的鄭玄，囊括今文、古文和讖緯，網羅眾家，消除異端，務使眾說咸歸於一，完成今古文學的最終合流。就《毛詩》而言，他作《毛詩箋》，以薦成毛義；毛有未備，他予以補充引申；毛有在他看來的誤說，徑以三家之義予以修訂，或抒己意。鄭玄這種不拘一家、博采眾長的解經方式，儘管因泯滅了個古文家法而被後人抨擊，但總的來說順應學術發展的規律，是學術進步的一種表現。在他的以《譜》、《箋》相合的解《詩》體系裏，“四家《詩》”熔鑄一體，難以再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四家《詩》都得到了繼承和衍續，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自己原始的存在狀態，似沒有絕對的勝利者。但他畢竟是以古文統攝今文，畢竟保留着古文的經本和作爲古文說解經典的毛傳，畢竟對待三家《詩》的態度是信手拈來、各掩其名，所以鄭玄的解《詩》體系無庸置疑屬於古文性質，歸根結底體現了《毛詩》的最後勝利。至此，《毛詩》無論在內容還是在形式上都真正地實現了後來居上。在鄭玄筆下作爲《毛詩》附庸、僅用以助成或修訂毛義的三家經說，其精華已被鄭玄如數捋取，不再有社會的需要，終於相繼消亡了。從此毛傳鄭箋如日中天，成爲兩漢《詩》學留給後人唯一完整的經典。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