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觀念的指導下，在篇序體式的基礎上，皇疏解題將《論語》篇名、篇義、篇次聯繫起來，力圖通過三者來構築一個完整的理解體系。對於皇疏解題的思路和觀點，邢疏解題明顯有一定程度的繼承和保留，但更多表現的是調整和創新：在皇疏解題對篇名和首章關係認識的基礎上，邢疏解題認識到《論語》篇名緣于首章前二三字這一事實，遂改變了皇疏解題解釋篇名和由篇名、首章得出篇義、篇次認識的做法，轉而根據全篇內容來概括篇義，並據此對篇次排列作了新的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皇疏解題利用篇名、篇義和篇次建構完整理解體系的思路，更多具有文獻學解題的意義。邢疏解題揚棄了皇疏解題玄學思想的同時，糅合進了重視禮樂和義理探討的新思想。邢疏解題的這種調整和創新對宋代《論語》學乃至是宋代經學、文獻學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北宋邢昺《論語註疏》（以下簡稱《註疏》）每篇之前都有解題，對認識其疏具有指導意義，但前人甚少討論。
在邢昺《註疏》之前，今存有完整解題的是南朝梁代皇侃所撰《論語集解義疏》（又稱《論語義疏》，以下簡稱《義疏》）。《義疏》解題也叫篇序，今人焦桂美和唐明貴均指出《義疏》篇序的形成與《周易·序卦》、《毛詩序》、《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敘傳》等篇序體式的長期發展密切相關。皇侃《義疏》解題除去首篇《學而》較長外，其餘均較短，內容和結構基本一致，如《雍也》解題“雍，孔子弟子也。明其才堪南面，而時不與也。所以次前者，其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橫罪為切，故《公冶》前明，而《雍也》為次也”，《顔淵》解題“顔淵，孔子弟子也，又為門徒之冠者也。所以次前者，進業之冠莫過顔淵，故《顔淵》次《先進》也”。內容多包括三部分：一是篇名解釋，二是篇義闡釋，多用“明”字標識，三是篇次認識，除首篇《學而》外，一般用“所以次前者”標識。三部分中，其篇義的闡釋多從篇名和各篇首章得出，而篇次的認識又緣篇義得出。可見，皇侃《義疏》解題力圖通過篇名、篇義和篇次三者構築一個統一完整的理解體系。
邢疏解題除去《學而》和《里仁》兩篇對篇名略有解釋外，其餘均不解釋篇名，如《雍也》解題“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入仁知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顔淵》解題“此篇論仁政明達、君臣父子、辨惑折獄、君子文爲，皆聖賢之格言、仕進之階路，故次《先進》也”，主要內容是篇義闡釋和篇次揭示。歷來人們多指出，邢昺《註疏》與皇侃《義疏》關係密切。事實上，邢疏解題與皇疏解題關係也十分密切，既有對皇侃《義疏》解題內容、思路和觀點的繼承，也有對皇疏解題的調整、揚棄和創新，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邢昺《註疏》解題對皇侃《義疏》解題篇名解釋的揚棄
皇侃《義疏》解題對篇名的解釋表面上看屬名物訓詁，大多合理，但細繹卻並非如此簡單，而是別有意味。如《學而》解題“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其中大量內容已偏離《學而》篇名，屬於思想性闡發，有對為學之目的、意義的闡發，有對《論語》權威的推重，也有對《論語》系統性的突出；又如《爲政》解題“謂之‘為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亦屬附會，皇侃側重於以“正”釋“政”，偏離了篇名所出經文“為政以德”的文本實際；再如《八佾》解題“‘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看似平實，然意卻落在“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的思想立論上。可見，皇疏解題對篇名的解釋並不符合《論語》的實情，而是有很強的思想意圖。這樣，尋繹皇侃《論語集解義疏序》中“既方為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為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為體者則謂之為《禮記》”的話，不難看出，皇侃如此重視篇名解釋，正是因爲他認爲篇名絕不只是一個標識，篇名和篇義關係密切，篇名是理解篇義的窗戶，篇義也集中顯現在篇名上。因此，皇侃特別重視對篇名的解釋，其解釋也明顯受到了他的思想傾向和對篇義認識的影響，或者說其篇名解釋羼雜著、浸染著其思想傾向和篇義認識。
邢昺《註疏》解題除去《學而》對《義疏》解題承襲中有較大改動、《里仁》襲用《義疏》而頗有刪削外，其餘均不解釋篇名意思，表現出在篇名解釋方面對《義疏》範式基礎的基本揚棄。邢疏《學而》解題云：“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第，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在承襲皇疏解題“言人必須學也”的同時，卻又不取以“審諦”和“諦定篇次”解“第”之語，而是以“順次”和“篇次”解“第”，中肯合理，皇疏那種脫離經文文本只是藉篇名發揮思想以立論的傾向基本消失。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邢疏解題於《學而》云“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爲政》云“故以‘爲政’冠於章首，遂以名篇”直接給出了《學而》和《爲政》兩篇篇名的由來，于《季氏》云“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陽貨》云“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間接給出了《衛靈公》、《季氏》和《陽貨》三篇篇名的由來。這說明，也許是受到皇侃用首章來總結篇義（詳下文）的啓發，邢昺已經認識到篇名由摘錄首章前二三字而來這一事實。雖然邢昺認爲《學而》、《爲政》、《鄉黨》、《先進》、《顔淵》、《子路》、《衛靈公》、《季氏》、《陽貨》九篇的篇次受到篇名的影響，但對這九篇篇義的歸納卻基本沒有受篇名的影響，而是在全面總結篇內各章內容的基礎上得出。這說明，在邢昺《註疏》中篇名已經完全失去了在《義疏》中的突出意義，不再受到重視，自然也不再從思想立論方面去就篇名附會解釋。而從邢疏《學而》解題“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相從”的認識來看，邢昺已認識到篇內各章類似雜抄，並無義例，而篇名也只能是個標識而已。這樣的認識更有文獻學意義，不但反映了邢昺對《論語》經文文獻結構的認識，而且已上升到文獻體例、本質的層面，據此來認識《論語》的內容、思想，具有相當的合理性。
可見，雖然邢昺在《論語序·序解》疏中對《論語》書名的認識基本認同了皇侃的理論闡釋；但在篇名認識方面，在皇疏解題將篇名和首章密切聯繫的思路啓發下，通過對《論語》經文文本的具體文獻分析，邢昺擺脫了皇侃“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的理論束縛，做出了較爲客觀通脫的認識：他已經認識到《論語》篇名由摘首章二三字而來，可能只是個標識，篇名與篇義沒有過分密切的關係，自然也沒有解釋的必要和重要了。這樣的認識在文獻學上頗有進步意義，余嘉錫先生云：“古書多摘首句二字以題篇，書只一篇者，即以篇名爲書名。”具體到《論語》，又云：“至於門弟子纂輯問答之書，則其記載，雖或以類相從，而先後初無次第，故編次之時，但約略字句，斷而爲篇，而摘首句二三字以爲之目。”可見，邢昺這樣的認識是符合《論語》實情的，反映了他文獻學認識上的深入。
邢疏此識的影響很大，此後人們除去《學而》之外，基本不再解釋其他《論語》各篇的篇名，也不再從篇名方面去附會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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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昺《註疏》解題篇義闡釋對皇侃《義疏》解題的繼承與創新
皇侃《義疏》解題的重要內容是篇義闡釋，這也是他認識《論語》篇次安排的主要依據。今檢，《義疏》篇義從篇名得出者有《學而》、《爲政》、《鄉黨》、《顔淵》、《子路》、《衛靈公》、《季氏》和《陽貨》八篇，由首章得出者有《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先進》、《憲問》、《微子》、《子張》和《堯曰》十二篇，分別各占五分之二和五分之三。在“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思想指導下，皇侃認爲篇名和篇義關係密切，並據此得出篇義，這比較容易理解；但是，爲什麽皇侃認爲《論語》五分之三的篇義反而由首章方面得出？我們認爲，皇侃在研治《論語》中已經看到《論語》的篇名與該篇首章關係密切這一事實。如皇疏《八佾》解題云“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已經認識到《季氏》篇名是首章事之標，並爲《八佾》篇名越過“季氏”而標“八佾”作了解釋；又如皇疏《憲問》解題云“憲者，弟子原憲也。問者，問於孔子進仕之法也。所以次前者，顔、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也”，《堯曰》解題云“‘堯曰’者，古聖天子所言也，其言天下太平禪位與舜之事也”，也已經將篇名和首章章義合在了一起。尤其是《憲問》和《堯曰》兩篇，篇名和首章章義相合的基礎是篇名恰爲首章引起話語的前兩字，無法單獨作解，必須連帶下文的孔子和堯的話語一起來理解，這啓發皇侃認識到篇名引起的是首章，篇名和首章關係密切，從而引導皇侃將篇義的闡釋由篇名解釋轉向從首章章義的認識方面去揭示。事實上，皇侃對《鄉黨》、《衛靈公》、《季氏》和《陽貨》四篇依據篇名闡釋篇義時已經參考了首章的內容，而其《公冶長》和《微子》兩篇解題從首章得出篇義時也明顯受到了篇名的影響而使其得出的篇義只限於公冶長和微子二人。對篇義的歸納由篇名轉向首章，反映著皇侃對《論語》文獻的認識由篇名向經文文本的轉化，其認識也因此走向深化，並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的思想。當然，還很不徹底。可見，皇侃闡釋篇義分別從篇名和首章兩個方面得出雖不一致，但也並不矛盾，而是二者存在著相當密切的聯繫：由於篇義與篇名關係密切，篇名與首章關係密切，自然將篇義歸納的範圍延伸到了首章，因此皇侃能夠自信並更多地從首章得出了篇義，在篇義理解上由僅從篇名表面生發走向部分經文文本的理解。
由於受《論語》篇名特殊性的影響，我們看到皇侃《義疏》在篇義歸納方面的進展。雖然這種進展在經學史上有一定意義，但皇侃歸納的《論語》篇義與《論語》實際並不相符，因爲《論語》篇內各章的關係複雜，有些章之間甚至很難找到聯繫，所以《論語》各篇是否存在一個統一的篇義本身就頗成問題，而從篇名和首章得出的認識距離篇義則更遠。因此，皇侃用篇名和首章章義來概括篇義，表面上是將這個問題給簡單化了，實質上則是其經學思想和文獻學觀念的體現，與《論語》並不一定相合。事實上，皇侃已看到《論語》文本的複雜性：“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不一：或負扆禦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録……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應該說，這樣的認識還是比較客觀通脫的；但皇侃似乎並不滿足於此，而是將其“體”落腳在理論的闡發上，“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為義”，仍然將全書看作一個思想理論的體系，各篇之間有若連貫，“輪環不窮”。正是憑藉此思想，使他在據篇名和首章得出篇義的思路指導下總結出了各篇的篇義。
邢昺《註疏》解題篇義闡釋對皇侃《義疏》解題總結篇義的思路和做法也有所繼承。如《論語·爲政》內容包括孔子論爲政、論孝、論君子、論察人、論爲學、論禮等內容，難以統一，朱熹《論語集注》就不再歸納篇義，而邢昺《爲政》解題卻云“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爲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爲政之人也”，明顯受到了皇疏解題“《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也”的題材意識影響；又如《里仁》內容有孔子論仁、論道、論君子、論孝、論言約等，內容複雜，朱熹亦不總結篇義，邢疏卻在皇疏思路的基礎上將篇義歸結爲“明仁”；尤其令人費解的是邢疏《學而》解題“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邢疏本已歸納了新篇義，但卻仍不舍皇疏“明人必須學”的舊解釋，以致篇義兩說難以統一。邢疏解題受到皇疏解題影響的還有《八佾》、《公冶長》、《雍也》、《述而》、《鄉黨》、《顔淵》和《子路》七篇，共計十篇。相較二疏的這八篇解題，不難看出其間的因仍關係，皇疏解題篇義在一定程度上爲邢疏篇義的歸納規範了題材、內容和思路，邢疏解題對篇義的解釋明顯受到了皇疏的制約。
認識到邢疏解題歸納篇義受到皇疏解題影響的同時，我們也能明顯看到邢疏解題對皇疏解題的突破，看到邢疏解題的新發展。邢疏這方面的創新尤其值得稱道，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在皇疏原有思路的基礎上通過深化和豐富篇義內涵來擴展內容並實現突破，如邢疏《爲政》解題雖仍以爲政爲題材和視角，但其用“孝敬信勇”、“聖賢君子”的內涵來深化和豐富爲政的內容已從全篇立論，突破了皇疏的束縛；又如邢疏《里仁》解題歸納篇義爲“明仁”也遠比皇疏解題“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的內涵寬廣，更符合《里仁》的實際，類似的情況還有《八佾》、《公冶長》、《雍也》、《述而》和《鄉黨》五篇，共七篇。二是對皇疏解題既有一定程度的認可和繼承，更有新的篇義的歸納，如邢疏《學而》解題既認可皇疏解題的篇義，又通過全面總結各章歸納出了新的篇義；又如《顔淵》和《子路》兩篇，邢疏解題都歸納了新的篇義，但卻於《子路》解題云“大意與前篇相類，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明顯也受皇疏解題影響。三是基本抛棄皇疏解題篇義，邢昺根據自己的歸納和理解給出新篇義，有《泰伯》、《子罕》、《先進》、《憲問》、《衛靈公》、《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和《堯曰》共十篇。
邢疏解題的這三種情況反映了一個共同現象，就是邢疏解題對篇義的歸納更多來自于全篇內容的認識，而不是篇名或首章。這種較爲開放客觀的思想與前文所論邢昺對篇名的認識有關。由於邢昺已經認識到《論語》篇名由摘錄篇內首章二三字而來，只是個標識，沒有特殊意義，與篇義沒有密切關係，自然也就不會據篇名作片面的牽強生發，所以其解題很少解釋篇名。這使邢昺能從皇侃據篇名以立義的思路束縛下擺脫出來，轉而主要從全篇各章去總結歸納篇義；同時，也正是這種客觀通脫的篇名認識，消解了與篇名直接關連的首章的代表性意義，從而使邢昺能夠偏離皇侃據首章闡釋篇義的做法，而將大多篇義的歸納範圍擴展到了篇內各章。在這種不同於皇侃思路的指導下，邢昺通過總結全篇內容來歸納篇義，做出了遠較皇侃客觀深入的篇義認識，比較符合《論語》各篇的實際，推進了對《論語》內容的具體認識。
邢疏解題通過總結《論語》篇內各章得出的篇義內容較多，往往難以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不得不採用羅列的方式將主要內容統統記載下來，如《學而》解題云“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徳、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泰伯》解題云“此篇論：禮讓仁孝之德、賢人君子之風，勸學立身、守道為政，歎美正樂、鄙薄小人，遂稱堯、舜及禹、文王、武王”，類似的又有《顔淵》、《子路》、《憲問》、《衛靈公》、《陽貨》、《微子》、《子張》和《堯曰》八篇，這意味著從這些篇各章的內容來看難以一致，這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人們對統一性篇義的認識，客觀上使邢疏解題具有了思想解放的啓發意義，進而使人們擺脫皇疏所構築的完整闡釋體系的束縛，此後，宋儒大多不再全面總結二十篇的篇義，朱熹的《論語集注》也只是給出九篇的篇義傾向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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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昺《註疏》解題篇次認識對皇侃《義疏》解題的繼承與改變
《論語》的篇次編排緣於《論語》的編纂，揆諸情理，應該說《論語》篇次編排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文獻缺失，後人已難明其實。今天，人們多已不再關注《論語》的篇次編排，主要原因有：一是據陸德明《經典釋文》來看古《論語》和魯《論語》篇次並不一致，今傳本爲魯《論語》；二是《論語》除去《八佾》、《公冶長》、《雍也》、《述而》、《鄉黨》、《顔淵》、《子路》、《微子》、《子張》九篇的內容大致可以從“以類相從”的體例上去認識外，其他十一篇的各章很難說有什麽體例；三是《微子》記隱逸高士，《子張》記弟子之言，《堯曰》記帝王和孔子遺語，頗似附錄；四是《論語》有分別出現在不同兩篇中的重復文字六處，還有分別出現在不同兩篇中的幾處類似文字。這四個方面都一定程度上衝擊著《論語》編纂說，也削弱了《論語》篇次編排的認識論意義。因此，《論語》篇次編排認識在文獻考察上有一定的障礙。但是，《論語》篇次的編排卻直接關係著其《論語》解釋的權威性和體系的完備性，從而迫使皇侃和邢昺在這方面提出自己的說法。
皇侃《義疏》解題以魯《論語》二十篇篇次爲序，將這個篇次看作一種當然而固定的次序來認識，其闡釋的依據是他對篇義和篇名的認識；但是，爲何依據篇義和篇名來認識篇次而不是對《論語》各篇做出重新編排，則需要做出“合理”的闡釋才行。所以，皇侃《義疏》解題對篇次的認識實質上是一種篇次的闡釋，給出的是篇次如此安排的理由。對於從篇名得出篇義的《學而》、《爲政》、《鄉黨》、《顔淵》、《子路》、《衛靈公》、《季氏》和《陽貨》八篇，皇侃認識篇次也是主要從篇名分析入手的；對於從首章得出篇義的《八佾》、《里仁》、《公冶長》、《雍也》、《述而》、《泰伯》、《子罕》、《先進》、《憲問》、《微子》、《子張》和《堯曰》十二篇，皇侃也是主要據篇義來認識篇次的。可見，皇侃對篇次編排的認識確實和他對篇名和篇義的認識聯繫在一起，他在篇名和篇義認識上的不足自然也會表現在其篇次認識上。事實上，皇侃《義疏》解題對篇次的闡釋更見隨意性：皇侃認爲有按發展順序排次者，如《爲政》次《學而》、《公冶長》次《里仁》、《鄉黨》次《子罕》、《先進》次《鄉黨》、《憲問》次《子路》、《微子》次《陽貨》，有按相反或逆推次序排列者，如《八佾》次《爲政》、《里仁》次《八佾》、《述而》次《雍也》、《子罕》次《泰伯》、《衛靈公》次《憲問》、《子張》次《微子》，有按重輕次序排列者，如《雍也》次《公冶長》、《泰伯》次《述而》，有按優劣排列者，如《子路》次《顔淵》，有按地位排列者，如《季氏》次《衛靈公》、《陽貨》次《季氏》，等等，認爲篇次排列的具體理由有多種，有的甚至相互衝突、前後矛盾，根本無法做到標準統一。爲了能夠將二十篇的前後順序說出道理，皇侃在篇名或篇義的基礎上的用心可謂勤矣；但是，這仍無補於其說的蒼白乏力和生硬牽強：一是皇侃依據的篇名和據首章得出的篇義本身並非《論語》篇次排列的依據，最多只能說是各篇的標識和開頭，皇侃的思路未免本末倒置，其闡釋雖偶有合理者但多屬附會，更遠離《論語》實際內容；二是皇侃給出的前後兩篇相次的理由紛繁多樣，幾乎任何相鄰兩篇的理由都不一樣，而《八佾》次於《爲政》有兩說，《子罕》次於《泰伯》之由卻因孔子說成了《子罕》次於《述而》，難以理愜。這些都說明皇侃的篇次認識有相當的主觀性，和其從思想上建構闡釋體系的追求有關。
受皇疏解題的影響，邢疏解題對各篇的位次也作了說明，邢昺解題對皇侃《義疏》解題篇次闡釋也有一定的繼承：有的基本承襲皇疏解題，如《學而》解題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爲政》解題云“先學而後從政，故《爲政》次《學而》也”、《微子》解題云“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有的採用皇疏篇次闡釋的思路，如《子路》解題云“且回也入室，由也升堂，故以爲次也”、《季氏》解題云“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陽貨》解題云“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也有的可能受到皇疏解題的啓發，如《述而》解題云“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聖人次之”。不難看出，邢疏解題的這些篇次認識，頗有一些是因循了皇侃篇次緣於篇名的思路得出的，另外邢疏解題對《鄉黨》、《先進》、《顔淵》和《衛靈公》的篇次認識也可歸入這一思路行列。對於大多數篇次排序的理由，邢昺也是標準不一：有前後順序者，如《爲政》次《學而》、《八佾》次《爲政》；有以類相次者，如《雍也》次《公冶長》、《鄉黨》次《子罕》、《憲問》次《子路》；有賢聖相次者，如《述而》次《雍也》；有以聖賢相次者，如《先進》次《鄉黨》；等等。應該說，邢昺這種多角度、多標準闡釋篇次安排的思路也和皇疏解題有一定的關係，其中存在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當然，依據魯《論語》文本是皇侃和邢昺如此立論的前提，而邢昺透過篇次排序來追求闡釋體系的完善也是承襲了皇疏解題的思路。
邢疏解題對《論語》各篇位次的說明又有對皇疏解題的發展、突破和創新，反映了邢昺的新認識，這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雖然邢疏解題認爲《論語》九篇的篇次受到篇名影響，但真正基本接受皇侃觀點和思路的只有《學而》、《爲政》、《子路》、《季氏》、《陽貨》、《微子》五篇，其他十五篇都給出了新的篇次闡釋，篇數遠大於接受者，直接說明邢疏解題在篇次認識方面對皇疏解題創新遠大于繼承。二是邢疏解題新的十五篇篇次闡釋大多依據邢疏解題篇義得出，由於其篇義多來自邢昺對全篇內容的認識，其概括性遠較皇疏解題的篇義全面客觀，自然這樣的篇次認識的合理性大大增強；同時，由於邢疏解題總結的篇義內容較多，前後篇次之間的聯繫不那麽直接、密切，從而使邢昺認識的篇次排序相對鬆散，只是“順次”連接，不及皇侃“諦定篇次”的認識嚴密，這也減弱了邢昺利用篇次排序進行闡釋體系的構建。三是雖然邢昺仍然承襲皇侃利用篇次排序來進行完整闡釋體系構建的思路，但是邢疏解題於《雍也》次《公冶長》、《鄉黨》次《子罕》、《子路》次《顔淵》和《憲問》次《子路》的排列作了以類相次的闡釋，將“以類相從”的排列方式由篇內各章擴展到篇次之間，明顯異質於皇侃“輪環不窮”的篇次認識，更多屬於文獻組織層面，理論性較弱，淡化了思想立論的傾向，也進一步消解著邢昺利用篇次排序來進行闡釋體系的建構。雖然邢昺沒有就《顔淵》次《先進》和《衛靈公》次《憲問》給出位次理由，但稍加分析，不難看出邢昺認爲《顔淵》和《衛靈公》兩篇也是“以類相從”次於《先進》和《憲問》的。五是邢疏解題認爲《子張》是“以其皆弟子所言，故差次諸篇之後”，《堯曰》則“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兼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以殿諸篇，非所次也”，認爲這兩篇與前十八篇不同，屬另一類，實已先劉寶楠認爲這兩篇屬於附錄，這更加遠離了利用篇次排序來進行闡釋體系建構的思路。可見，邢昺對篇次的認識，較皇侃更符合《論語》實際，確實反映了邢昺文本認識上的深刻，也反映了邢昺更加遠離了利用《論語》篇次排序進行闡釋體系的建構，意味著對皇侃建構的排序思路有一定程度的突破和揚棄。
綜合來看，邢昺似乎已經看到，《論語》思想的整體性應更多從《論語》的全部內容的分析概括中得出，而不應過多牽涉到篇次順序的安排。邢昺的這種認識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意義，對宋儒的啓發性較大，宋儒尤其是朱熹等均不再致力於《論語》篇次排列的闡釋與邢疏解題有一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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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疏解題針對皇疏解題思想方面的調整與發展
皇疏解題的重要思想特點是具有鮮明的玄學內涵。今天，人們已通過皇侃對《論語》經文的義疏認識到皇疏用玄學解釋《論語》的時代特質，但卻往往忽略對其解題的分析。皇疏解題闡發玄學意涵的有《爲政》、《里仁》、《述而》、《泰伯》、《子罕》、《鄉黨》和《堯曰》七篇，尤其有代表性的有三篇：一是《里仁》解題云“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孔子曾有性近習遠語，可說是性近論，習遠指善惡出於人爲，孔子雖看重環境教育的作用但並不認爲此占決定意義，而突出強調習染意義的是墨子和佛教的學說，皇侃此處“人性易為染著”言論暗含著性無善惡的潛詞，還與老莊的玄同思想和王弼、郭象的應物論有關；二是《泰伯》解題云“物情見孔子棲遑常謂實係心慮，今明泰伯賢人尚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雖位非九五，豈以粃糠累真”，明顯化用《莊子·逍遙遊》“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語，而出以郭象的物情論和聖真論，認爲孔子棲遑苦心正爲其聖體自性，合于自然之道，不應就外迹膠著理解；三是《堯曰》解題云“事君之道，若宜去者拂衣，宜留者致命，去留當理，事迹無虧，則太平可覩，揖讓如堯”，以理爲最高範疇，此理多關涉個體“事迹”，大體指每個事物“性分”所決定的此事物生化的必然性，“其理故當，不可逃也”，事物因此“自足其性”而無虧。可見，皇疏解題闡發的玄學言論側重於性無善惡、個體自性和自然玄同，並以此來闡發儒家的聖賢思想和言行。
邢疏解題針對皇疏解題的玄學解釋作了全面調整。首先，邢疏解題全部刪去了皇疏解題的玄學言論，上文提到七篇的邢疏解題中幾乎不見絲毫的玄學痕迹，這和邢昺對《論語》經文的疏中多處保留了皇疏的玄學言論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如邢疏《里仁》解題完全刪去了皇疏解題的“人性易為染著”之論，但卻在《陽貨》“性相近章”中疏云“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爲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相近也；既爲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爲君子，若習於惡則爲君子，是相遠也”，偏離了孔注和《樂記》，糅合進了皇侃的玄學思想；又如邢疏《泰伯》解題在抛棄皇疏解題的玄學篇義後歸納了新的篇義，但卻在《述而》“甚矣吾衰章”疏中云“寂然至無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明顯是吸收了玄學的道德有無論，說明邢昺在解題和經疏中標準不一，邢昺在經疏的義理闡發中多吸收玄學成分以立說，而在解題中則去除玄學回歸淳正儒學的意識非常明確。其次，邢昺在這七篇解題中刪去玄學言論後，還給出了新的思想解釋，如皇疏《爲政》解題重在釋政爲正的風俗化民，雖有《顔淵》、《學記》等文獻佐證，但仍難掩蓋其自然玄同的玄學傾向，而邢疏解題則重新解作“孝敬信勇”、“聖賢君子”，儒家的價值傾向明顯；又如邢疏《里仁》解題云“此篇明仁。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明顯突出了儒家的價值論本位。再次，邢疏於其他篇的解題也大多作儒學淳正篇義闡釋，也有力地肅清了皇疏解題的玄學影響。
邢疏解題在思想方面也有新的發展，並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他於《八佾》解題云“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雖然《八佾》主要是孔子談禮樂的言論，但將之上升到“為政之善，莫善禮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的高度則反映了邢昺自己的觀念，這和宋初重禮樂探討的政治和學術氛圍有一定的關係；又如上引邢疏《里仁》解題“仁者，善行之大名也。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則突出了儒學範疇“仁”的重要性和基本性，這爲宋儒在這方面的探討和發展作了一定的鋪墊；再如邢疏《陽貨》解題云“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陽貨》共26章，邢疏將第二章“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和第三章“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兩章合爲一章，借玄學和性三品等說構築完備的人性論和慎習論，理論色彩相當濃郁，邢昺在解題中把“性習知愚”作爲篇義的首要組成部分，明顯有突出意味，處於第二位的“禮樂本末”也有理論啓發意義，宋儒擅長探討“性習”與“禮樂”與此應有一定關係。四庫館臣“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漢學宋學茲其轉關”的評價用在邢疏解題上也是頗爲允當的。
綜上所述，邢疏解題對皇疏解題既有繼承，又有調整和創新。
皇疏解題在“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觀念的指導下，認爲《論語》的篇名與篇義關係密切，這使其側重從思想義理方面去理解篇名，並據篇名來得出《論語》五分之二的篇義和篇次；同時，皇侃由對篇名的關注，進而能在《八佾》、《季氏》、《憲問》和《堯曰》特殊篇名的基礎上認識到篇名關聯首章、標記首章之事，這引導皇侃將篇義的歸納和篇次的認識由篇名轉向首章。皇疏解題力圖通過篇名、篇義和篇次構築一個完整的理解體系，也可以說是闡釋體系，這個體系具有鮮明的用玄學解釋《論語》的時代特質。
對於皇疏解題的以上思路和觀點，邢疏解題往往有一定程度的繼承和保留，但是邢疏解題的更多表現是調整和創新。在皇疏解題篇名與首章關係密切的啓發下，邢疏解題有了更爲明確、深刻、系統的認識，认为篇名即來自首章的前二三字，因此也就不再解釋篇名，不再看重首章，其篇義概括多以全篇內容爲範圍，其篇次排列的理由也因此客觀、多樣、鬆散，以致出現對篇次排列體系的突破。相對皇疏解題利用篇名、篇義和篇次建構完整的理解體系，邢疏解題的思路已經出現了明顯鬆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突破和揚棄，而將思想的重心轉向對《論語》全部內容的認識。邢疏解題對皇疏解題的玄學特質作了較爲全面的厘清，在回歸淳正儒學的同時，又有重視禮樂和義理探討的思想傾向。
邢疏解題在對篇名、篇義和篇次認識上的這種調整和創新，對《論語》文本的認識、對宋代《論語》學乃至是宋代經學、文獻學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宋儒多不再從思想義理方面認識《論語》篇名、篇義、篇次都與此有一定關係；邢疏解題調整和創新中的客觀通脫思想對此後宋代經學的發展演變也富有啓發意義；邢疏解題重視禮樂和義理探討的思想傾向對宋代經學向義理方面發展並最終形成宋學也有一定的意義。因此，四庫館臣對《論語註疏》“漢學宋學茲其轉關”的評語也是可以用於評價邢疏解題的。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楊新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