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蘇鎮先生
【内容提要】東漢經學以闡釋和構建仁義忠孝等道德信條及行爲規範爲重心。在這一任務面前，今、古文學各家雖仍有不同，但無根本分歧。今文學壟斷太學，仍是官方學術的主要形式，但其章句學方法不再是主流。古文學以蘭臺或東觀爲大本營，用校勘、訓詁等方法，逐步統一經文、經義和經説，成爲推動東漢經學發展的主要力量。
東漢時期今文學和古文學的變化、興衰與合流，是經學史上一個既有趣又重要的現象。前人對此多有論述，但仍有未盡之處。本文將對其中的幾個環節略作考證，希望有助於加深對這一現象的認識。
一
衆所周知，西漢後期的今文學以章句學爲主要特徵，重視“家法”或“師法”，“經有數家，家有數説”，大師各自名家，“專相傳祖，莫或訛雜”， 儒生則“各習其師”，“坐守師法”。東漢建立後，在最高統治者的提倡、太學十四博士制度的影響以及學術傳承固有的慣性作用下，這種經學仍是官方學術的主要形式。但在思想内容和治學方法上，它卻發生了重大變化，與西漢明顯不同。只是變化的過程和原因微妙隱蔽，前人對之皆無清晰的認識，因而未 見具體描述。其實，歷史在這一環節上還是留下了一串印跡，隱約顯示出可以辨識的綫索。其中第一個印跡，便是兩漢之際今文學章句大增大減的現象。
約自宣帝以來，今文學各家出現“援引他經”、“以次章句”的熱潮。如夏侯建先“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 出人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另創小夏侯學。“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夏侯建不僅“左右采獲”《尚書》學中大夏侯和歐陽兩家的内容，還廣泛引用五經中其他各家之説， 來豐富自己的章句。其目的是彌補《尚書》學固有的漏洞，增强在論辯中“應敵”的能力。《公羊》家也有類似情形。何休《公羊傳解詁序》稱:《春秋》“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説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援引他經失其句讀，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徐彦疏：“此‘説者’，謂胡毋子都、董仲舒之後，莊（嚴）彭祖、顔安樂之徒……恐己説窮短， 不得不廣引外文望成己説。”阮元按：“言其形勢惟問難者多，是以不得不廣爲之説也。”《穀梁》家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 也是一例。這種做法的直接結果，是使章句篇幅大增。小夏侯章句肯定多於大夏侯章句，秦恭治小夏侯學，又“增師法至百萬言”，其中《堯典》“篇目兩 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歐陽《尚書》“朱普學章句 四十萬言歐陽《尚書》牟氏章句“有四十五萬餘言”;《齊詩》也“章句繁多”；《公羊》顔、嚴兩家，據何休説，“講誦師言至於百萬”。
然而進入東漢後，今文各家又紛紛删減章句。桓榮受朱氏章句，以其“浮辭繁長，多過其實”，“減爲二十三萬言”，是爲《桓君大太常章句》,桓郁 “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是爲《桓君小太常章句》。張奂受歐陽《尚書》牟氏 章句，亦以其“浮辭繁多”，“減爲九萬言”。伏恭受《齊詩》，“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鍾興“受嚴氏《春秋》”，劉秀命其“定《春秋》章句，去其復 重”。樊鯈也曾“删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樊侯學’”。弟子張霸 “以樊鯈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與此同時，今文學家還紛紛引讖緯解經。如樊鯈“以讖記正五經異説”樊英 “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景鸞“作《易説》及《詩解》， 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這樣一來，新章句中勢必加入大量讖緯。考慮到這一因素，原有章句被删去的内容應比上述數字所反映的更多。
西漢後期的今文學家援引他經以充實章句，自然會破壞其家法的純粹性。夏侯勝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應有此意。但他們並未放棄各自的基本 立場和觀點，反而使之進一步强化。范曄説他們“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就是這個意思。東漢删減章句的目的則與之相反。《後漢書•章帝紀》載：劉秀晚年，以“五經章句繁多，議欲減省”；明帝初年，樊鯈提出，“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頗令學者得以自助”；章帝以此爲由，下令召開白虎觀會議，“講議五經同異”。從這段記載看，劉秀、樊鯈等欲删減章句，同章帝召開白虎觀會議一樣，也是爲了消除各家的分歧，以“正經義”。事實上，在今文學家大量删減章句的同時，其立場和觀點確實淡化了，家法藩籬不那麽森嚴了，於是學者兼治各家章句的現象日益普遍。如張玄“習 《顔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説，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後拜《顔氏》博士，“諸生上言玄兼説《嚴氏》、《冥氏》，不宜專爲《顔氏》博士”。可見除《顔氏》外，他還“兼通”《公羊》學的其他“家法”。又如楊秉治歐陽《尚書》桓君章句，“兼明《京氏易》”;馮豹“以 《詩》、《春秋》教麗山下”魯丕“兼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他們兼治兩種以上的經，跨度更大。再如陳重、雷義“俱學《魯詩》、《顔氏春秋》”。《魯詩》與《穀梁》學同源，與《公羊》學應有較多不同或對立處。東漢有同時治此二學者，説明它們之間已無太大隔閡。由此看來，東漢今文學家從其章句中删去的大量“浮辭”，不只是煩瑣重複的文字，還包含那些曾令各 家尖銳對立、争論不休的内容。
我們知道，西漢時，“任德教”還是“任刑罰”、“以德化民”還是“以禮爲治”等問題，曾是學者們關心和争論的焦點。東漢建立後，這類話題很快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如何“正身導下”、推行“教化”，成爲士大夫們探討和實踐 的主要課題。與之相應，對仁義忠孝等道德信條和行爲規範的闡釋與構建，成了經學研究的重點。這一變化有兩方面意義：一是各家章句中原有的許多内容不僅變得多餘，還會妨礙研究重心的轉移。被删除的章句中或許包含了這些内容。二是在新的研究對象面前，各家雖仍有不同，但無根本分歧。東漢經學的合流趨勢應是從這裏開始的。
《後漢書•徐防傳》載：和帝時，徐防提出：“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爲章句，以悟後學”；又在上疏中説：“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在他看來，今文章句之學主要是用來“示人好惡”、使之“改敝就善”的。范曄在《後漢書•儒林傳》論中進一步概括説：東漢今文章句之學雖“迂滯”不能“遠至”，“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在他們描述的今文學中，各家章句所闡釋的“聖意”、“聖法”都是仁義忠孝等道德信條。也是和帝時，《魯詩》學家魯丕闡釋今文章句之學的價值説：“臣聞説經者，傳先師之言……法異者，各令自説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皋陶之相戒，顯周公、箕子之所陳，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這裏，儒家經典的内容主要是上古聖賢用來“化成天下”的 道德説教，各家“師法”所傳之“義”則是對這些説教的進一步闡釋，其間雖有相“異”之處，但非截然相反，故可兼存而“博觀”之。與西漢太學今文各 家“義雖相反，猶並置之”的情形相比，東漢今文學的狀況有所不同。
二
由於同樣原因，古文學與今文學也不再水火不容。這不僅使二者真正合流成爲可能，也爲古文學再次興起提供了契機。《後漢書•賈逵傳》載：章帝命古文學家賈逵“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乃具條奏之曰：
臣謹撻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 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 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順。
賈逵認爲，在闡釋君臣父子之義等道德信條方面，《左氏》不僅與《公羊》 無根本分歧，還明顯優於《公羊》。這一看法揭示了學術重心轉移後《公羊》與《左氏》乃至今文學與古文學之間出現的新格局。明乎此，便可對章帝以降 今古文學的興衰與融合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章帝本來就“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看到賈逵的奏章後“嘉之”， “令逵自選《公羊》嚴、顔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又“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這一舉動與當年宣帝在宫中 舉辦《榖梁》學講習班相似，史稱“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對儒生們研習《左 氏》等古文學起了推動作用。其後，賈逵又“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 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並作《周官解故》”。其結論肯定與他先前提出的《左氏》優於《公羊》的觀點一樣，認爲古文學與今文學無根本分歧，且優於今文學。於是，章帝又“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縠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此處“諸儒”指太學各家博士。以賈逵選《公羊》高才生教以《左氏》之例推之，章帝此詔應是令《公羊》嚴、顔博士選弟子受《左氏》和《榖梁》，《尚書》歐陽、大小夏侯博 士和《詩經》齊、魯、韓博士各選弟子受古文《尚書》和《毛詩》》這樣一來， 《左氏》、《榖梁》、古文《尚書》、《毛詩》四家雖仍“不立學官”，但得以在太學中開設課程，其弟子又“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得到特殊待遇， “由是四經遂行於世”。
東漢古文學家治學的一大特點，是博覽多通，不守章句。如“尤好古學”的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班固“博貫載籍， 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梁鴻“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盧植“能通古今學， 好研精而不守章句” 。或許是受此影響，自古文學在太學中開設課程之後，太學今文各家的學術風氣也爲之一變。《後漢書•徐防傳》説：和帝時，太學諸生習經皆“不依章句，妄生穿鏊，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博士策試弟子亦“皆以意説，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奸路”，致使“每有策試，輒興争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太學十四博士所治皆爲章句之學，因而章句之學被抛棄勢必導致太學衰落。《後漢書•樊準傳》説：安帝以來，“儒學陵替…… 博士依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翟酺傳》説：順帝初年，太學“頹廢，至爲園采芻牧之處”。《儒林傳》序則説：安、順之際，“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薨豎，至於薪刈其下”。
爲了挽救今文章句之學，徐防提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 伐，皆正以爲非。”和帝命公卿議論，“皆從防言”。鄧太后臨朝，又命公卿 “妙簡”博士之“選”，並規定“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順帝時，重建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 既而又改革察舉制度，規定“諸生試家法”。這一系列措施，使太學得以復興，也使今文章句之學得以維持其正統地位。但後者在學術上的衰頹之勢不可逆轉，儒生們仍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 。古文學取而代之，成爲推動 經學繼續發展的主要力量。
在東漢古文學家中，鄭興、賈逵是兩大重鎮。《後漢書•鄭興傳》載：“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又載：興“少學《公羊春秋》，晚善 《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注引《東觀記》曰：“興從 博士金子嚴爲《左氏春秋》。”金子嚴應是新莽所立《左氏》博士。天鳳年間，興又“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興才，使撰條例、章句、傳詁，及校 《三統曆》”。由此，鄭興又成了劉歆的學生。興子衆“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據《後漢書•儒林傳》，鄭衆所通的《易》、《詩》，是古文《費氏易》和《毛詩》。《後漢書•賈逵傳》載：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范曄論曰：“鄭、 賈之學，行乎數百年中，遂爲諸儒宗。”
鄭興在東漢初年影響較大。史稱“世言《左氏》者多祖於興”，“自杜林、 桓譚、衛宏之屬，奠不斟酌焉”。但當時的古文學者多不信讖緯，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打壓。如：
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 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後漢書•鄭興傳》）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譚復上疏曰：“……今諸巧慧小才使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圭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其後有詔會議靈臺處所，帝謂譚曰：“吾 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爲讖。”帝問其故，譚 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 血，良久乃得解。（《後漢書•桓譚傳》）
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 中多近鄙别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以此沉滯。（《後漢書•儒林•尹敏傳》）
《後漢書•儒林•衛宏傳》也提到這些古文學家的學術活動，説衛宏“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後從謝曼卿受《毛詩》，從杜林受古文《尚書》。徐巡先“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學顯，由是古學大興”。此處“古學”不能理解 爲古文之學，因爲東漢初年古文之學並未“大興”。同書《杜林傳》亦載此事而較詳：
河南鄭典、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暗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周得 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離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絶。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
據此，杜林的主要貢獻是使古文《尚書》得以流傳。故《衛宏傳》所謂 “古學大興”，應是古文《尚書》之學大興的意思。杜林所言“《古文》不合時務”，及陳元所説“《左氏》孤學少與”，才是當時古文學的真實處境。
如前所述，東漢古文學的崛起是從賈逵開始的，而賈逵之學最明顯的特點正是相信和接受今文學與讖緯。本《傳》曰：逵“雖爲古學，兼通五家《榖梁》之説”，並“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賈逵在其論《左氏》優於《公羊》 的奏中還説：“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 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爲火德。《左氏》以爲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這段話表明，賈逵已經放棄了古文學家的傳統立場，承認了讖緯的神聖性。
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讖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賈逵能附會文致，最差貴顯。”後世學者對賈逵向讖緯妥協也多有詬病。但從歷史角度看，賈逵此 舉有重要意義。它使古文學得以跳出與官方意識形態對立的不利局面，從而在 朝廷的認可和支持下，發揮古文學的優勢，擔當起推進東漢經學進一步發展的重任。事實上，自賈逵以後，馬融、盧植、鄭玄等古文學大師，也是廣泛利用包括今、古文學和讖緯在内的各種資料來建構其理論體系的。而這種經學正 是東漢中後期的學術主流。
不過，賈逵等學者的治學方法是古文學的。因爲闡釋道德信條並構建相應的行爲規範，本來就是儒家經典的主要内容。對這些内容進行解説，只須在博覽各種經傳資料的基礎上，用校勘、訓詁等方法，排除其間的矛盾，揭示經典之本意，而無須從字裏行間發掘微言大義，更無須將許多經典中没有的内容强塞進去。東漢古文學家的學風較爲平實，原因在此。古文學的大本營不在太學，而在“蘭臺”或“東觀”，也與此有關。
三
蘭臺位於“殿中”，西漢時御史中丞及侍御史在此辦公，“掌圖籍秘書”及“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東漢無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爲御史臺率”，所領侍御史似亦於御史臺辦公。殿中蘭臺則成了藏書之所，設蘭臺令史。《續漢書• 百官志三》蘭臺令史條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書”。《論衡•别通篇》則曰： “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典國道藏。”又有以郎官校書於蘭臺者，稱校書郎。《後漢書•楊終傳》:“徵詣蘭臺，拜校書郎。”下文又有“校書郎班固、賈逵等”。《班固傳》：“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遷爲郎，典校秘書。”《文苑• 傅毅傳》：章帝時“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蘭臺藏書甚廣，其中包括儒家經傳章句等。故《論衡•對作篇》曰：“聖人作經，賢者傳記……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後漢書•宦者•吕强傳》載： “諸博士試甲乙科，争弟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
東觀在南宫，亦爲藏書之所。《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 觀，覽書林，閲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竇章傳》：“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李賢注曰：“言東觀經籍多也。”《列女•班昭傳》：“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曹褒傳》：褒奉命“於南宫東觀盡心集作”，成《漢禮》百五十篇。東觀藏書也包括儒家經傳章句等。《後漢書•張奂傳》：奂減歐陽《尚書》牟氏章句爲九萬言，“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東觀也有校書郎。《文苑•李尤傳》: “尤同郡李勝……爲東觀郎。”《寳章傳》：“章人東觀爲校書郎。”《馬融傳》：“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
從上引史料看，蘭臺和東觀好像是一碼事。東觀不見於《續漢書•百官志》， 恐非獨立機構。筆者頗疑東觀就在蘭臺中，是蘭臺的藏書之所，也是蘭臺令史和校書郎們的校書之處。《後漢書•儒林•孔僖傳》：“拜僖蘭臺令史……拜僖郎 中……使校書東觀。”《文苑•李尤傳》：“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令史。”孔 僖由蘭臺令史遷郎中，應是蘭臺校書郎，而在東觀校書。李尤被召至東觀，拜爲蘭臺令史，應亦在東觀校書。也許，校書郎們都在蘭臺中的東觀校書，或稱蘭臺郎，或稱東觀郎。這兩條材料爲我們的猜測提供了進一步的佐證。
東漢的古文學家大多有在蘭臺或東觀任職的經歷。除上文提到的賈逵、馬融、班固、傅毅、楊終、孔僖外，還有崔宴、延篤、盧植、許慎等。王充將今文章句之儒稱爲“儒生”，將博學多通、不爲章句的古文學家稱作“通人”，並曰：“蘭臺之官……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靈帝時人陽球則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可見，在東漢人眼中，蘭 臺或東觀是與太學並重且功能相近的又一官方學術機構。
古文學家利用蘭臺或東觀的藏書治學，首要任務是通過校勘統一經文。其中由朝廷組織的規模較大的校勘有兩次。第一次始於安帝永初四年。《後漢書• 文苑•劉珍傳》：“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騌、馬融及五經博士，校訂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誤，是正文字。”同書《安帝紀》繫此事於永初四年二月。《宦者•蔡倫傳》：“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家法。” “元 初”疑爲“永初”之誤。第二次始於靈帝熹平四年。同書《蔡邕傳》：“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這就是著名 的熹平石經。此次校勘完成於靈帝光和六年，刊刻石經《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對統一相關經文，起了重要作用。《蔡邕傳》稱：“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輛，填塞街陌。”
《隸釋》所載石經《公羊》、《論語》殘碑末尾處有校勘記。《公羊》碑：“《傳》桓公二年，顔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缺）何以書？記災也。’世 (卅）年，顔氏言‘君出則己人（下缺）’。顔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論語》碑“ ‘而在於蕭牆之内’，盍、毛、包、周無‘於’（下缺）。”《魯詩》碑不見此類文字，但洪适説：“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説，猶《公羊》碑所云顔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據此，當時校勘似主要以今文各本互校。
但古文學家馬融、許慎、盧植等人既參與其事，勢必在文字訂正方面産生影響。許慎《説文解字序》稱：“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只有先正其本，才能“理群類，解謬誤，曉學者，達神旨”；其所據之經，則是“《易孟 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 也。”除《易孟氏》實爲今文外，《書孔氏》以下四經都是古文，《論語》和 《孝經》也有古文。故許慎此處所謂“古文”，應指他在《五經異義》中常引的“古《左氏》”、“古《周禮》”等古文經。又：從上下文意看，“禮周官”應指 《禮》學中的古文《周禮》之學。段玉裁將“禮周官”斷爲“禮、周官”，似 不妥。《後漢書•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 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靈帝遂拜植爲議郎，與蔡邕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由此看來，據古文“正定”今文，是古文學家的主張， 也是他們積極參與校勘的主要目的。《後漢書•劉陶傳》載：陶曾“推三家《尚 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歐陽及大、小夏侯《尚書》同源，文字差異不會太大，故此“七百餘事”恐多是據《古文》“是正”今文。東觀校書的情形，由此可以想見。今文家的一些説法是建立在錯字基礎上的，故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之事。通過校勘訂正這些錯誤，可收釜底抽薪之效。
在訂正文字的基礎上，古文學家又用訓詁方法解釋經義，並嘗試統一經説。許慎的《説文解字》是訓詁方面的重要成果。許沖《上〈説文〉表》曰：“聖人不空作，皆有依據。今五經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自周禮、漢律，皆當學六書，貫通其意。恐巧説袤辭使學者疑，慎博問通人，考之於（賈）逵，作《説文解字》。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 川草木，鳥獸蚰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這段話集中體現了古文學家用訓詁方法疏通經義的用意。在統一經説方面，賈逵論《左氏》長於《公羊》便是一例，許慎作《五經異義》，鄭玄作《駁五經異義》，也是出於同樣目的。最後，鄭玄集其大成，遍注群經，“括囊大典，網羅衆家， 删裁繁誣，刊改漏失”。清人皮錫瑞曰：
鄭注諸經，皆兼采今古文。注《易》用費氏古文……注《尚書》用古文，而多異馬融；或馬從今而鄭從古，或馬從古而鄭從今……箋 《詩》以毛爲主，而間易毛字。自云：“若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謂 己意，實本三家……注《儀禮》並存今古文，從今文則注内疊出古文，從古文則注内疊出今文 注《論語》，就《魯論》篇章，參之《齊》、《古》，爲之注……注《孝經》多今文説。
鄭玄順應章帝以來今古文學合流之大勢，繼承並發展了東漢古文學家特别是賈逵、馬融一派的立場和方法，提供了能爲大家普遍接受的經文和解説，從而使“學者略知所歸”。從這一意義上説，所謂“鄭氏學”不只是鄭玄個人的成就，也是東漢經學百餘年複雜演進過程的結果。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
本文原刊于 《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本次推送时省略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