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是国际知名学者,他学术视野开阔,在中国哲学、宗教学、跨文化研究等学科领域皆有建树。他在中国学术史方面最突出的贡献,也许就是晚年倡导、推动并亲自领导了《儒藏》编纂这一重大学术工程。

要不要编纂《儒藏》,在学术界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包括北大校内一些学者,其实也持有不同看法。汤先生认为,编纂《儒藏》是必要的,对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乃至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都有重要意义。他据理力争,说服了众多学者和有关领导,终于由教育部设立了编纂《儒藏》这一重大项目。经过专家评审,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牵头来开展这项工作。我想,教育部的这个决定是合理的。因为编纂《儒藏》主要依靠两支队伍,一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队伍,一是中国古典文献整理队伍,北大在这两个学科都有比较雄厚的力量。特别是北大有汤一介先生这位著名的哲学家,他作为《儒藏》编纂工作的首席专家, 是众望所归的。他作为学术带头人,具有号召力、凝聚力。

《儒藏》立项之后,如何着手进行,这是更大的难题。因为《儒藏》编纂工程工作量极大,难度也极大。汤先生非常清楚做这件事情的难度,他依靠众多学者,集思广益,制定了比较合理、切实可行的工作规划。他提出,《儒藏》编纂分两步走,第一步先编 《儒藏》“精华编”,收取中国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500余种及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以汉文撰写的重要的儒学文献100余种,共约2亿字,330册; “精华编”完成之后,则着手进行规模更大的《儒藏》全本工程,将进一步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学文献5000余种,约15亿字。现在看来,这样两步走的工作规划是非常必要的。接下来更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组织编纂队伍。首先,就是动员团结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进来,成立了以汤先生为首有十几位学者参加的《儒藏》编纂工作小组,包括几位主管校领导在内,经常开会研究《儒藏》启动事宜。当时,仅仅依靠现有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汤先生一开始就提出要培养人才。培养人才分两步走,一方面向学校申请培养《儒藏》编纂与研究研究生,向北大研究生院提出申请后,很快得到学校的批准,当年便设立交叉学科“《儒藏》编纂与研究”,开始招收第一届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后来又增加了博士后流动站。截至2016年7月,《儒藏》中心共招硕士4人,其中3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共招收博士71人(含秋季入学),其中留学生5名;先后有12名博士后入站工作,目前在站1人。另一方面,汤先生非常重视在编纂研究的实践中锻炼人才、培养骨干力量。

2004年6月,成立实体性研究机构《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目前有在编专职人员10人,招聘专职编纂校对人员4人,聘任全职校内退休教授7人,聘任校内兼职教授1人、校外兼职教授2人。现在看来,汤先生的这些做法是很有远见的,实践证明,通过科研实践来培养人才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北京大学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也为《儒藏》工程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此同时,汤先生也清醒地认识到,如此规模的工程,只依靠北京大学是绝对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吸收、邀请全国科研机构、高等院校乃至国外的专家学者参加进来。在汤先生的努力下,《儒藏》工程目前共有中韩日越四国70多所高校90多家研究机构近500位学者参与,其中国内共有21家高校的25个科研机构及社科院哲学所近300多位学者承担校点任务,韩国有30所高校46个研究机构的100多位学者承担校点任务,日本有近20所高校50多位学者承担校点任务,越南则主要是河内大学的10位学者承担校点任务。

汤先生从始至终都在亲自领导《儒藏》编纂工作,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全部心血。直到晚年,他身患重病, 还抱病坚持工作。特别是在《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新闻发布会上,当时他已住院,仍坚持带病出席,发表了令人感动和钦佩的讲话,呕心沥血,语重心长。可以说,汤一介先生的英名和已经出版及即将出版的《儒藏》将会在中国学术史上闪闪发光。

(本文作者为《儒藏》中心副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社科部部长)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