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两年,他的音容,他的形象,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远去、而在心目中有所淡化。他是我的老师,我还在他的麾下搞了多年的中国文化书院,后来又参与了《儒藏》中心的工作。现在,每当中心工作中碰到难题时,就不由地引发起对汤先生的思念,这种情况不是日渐减少,而是日渐增多。

《儒藏》编纂从提出、设计、论证、筹备,到2003年底在教育部正式立项后,形成了一个有中韩日越四国50多家合作单位、近500位学者参与、编纂字数可能超过《四库全书》的浩大学术文化工程,并且在十余年的编纂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果,这一切都是首席专家兼总编纂汤先生呕心沥血、亲力亲为才得以实现的。我真的不知道,还有哪一位学者在这方面能与汤先生相比。

随着教育部的立项,学校当即成立了实体性机构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后更名为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汤先生亲任中心主任。《儒藏》中心负责《儒藏》编纂整个计划的具体落实工作、编纂质量和进度的把关工作,肩负着与所有合作单位、所有参与编纂人员、所有上下内外相关部门的联络、沟通与及时处理问题的重任,还要每年招博士生和博士后,真是“千条线一根针”。而中心全职人员,在编的、合同制的、返聘的,加在一起也不过十几个人。十多年的事实证明,北京大学成立《儒藏》中心是一个极英明的举措,这是《儒藏》工程一直稳步推进的基本保障。而中心成员能够同心协力、中心各方面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则全仰仗着汤先生。中心的工作,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安排。平常日子,他每周至少有一两次到中心办公室了解情况、处理问题。《儒藏》中心开会,如无特殊情况,他定会全程参加。中心阶段性的工作布置和工作总结会,他总是事先认真写好发言纲目,从不开会时才随想随说。即使他病重之后,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时常坐着轮椅,到中心办公室看一看,从来没放下过中心的工作。中心遇到大一点的难题,不管是需要向领导层面反映的,还是需要与合作单位、相关学者沟通的,都要靠他去解决。《儒藏》中心有一些合理而必要的经费开支,限于现行的财务规则,无法从国拨项目经费中支出。为争取社会捐赠,汤先生想尽了办法,动用了各方面的关系,才筹措到可以维持这方面开支的款项。为了给《儒藏》中心争取与工作任务相匹配的环境和条件,为了中心工作人员应有的切身利益,他经常主动找相关领导或给领导写报告,为此操碎了心。他这样长年累月拼命的工作,大家既感激,又为他的身体担心。我曾劝他:汤先生,您学一点季先生吧,季先生领着不少学术大项目的最高头衔,他只是“运筹帷幄”。或者学一点守常,守常有“大事直接化了”的本事。他笑一笑,不怎么认同,还带点生气。“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祖训,在他心底是生了根的。“只要我活着一天,就要为《儒藏》工程尽我的力。”这是他逝世前两个多月,强忍病痛出席《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发布会时说出的震撼人心的话。在汤先生过世后的追思会上,朱善璐书记道出了大家内心的痛惜:“汤先生是为《儒藏》累死的!”为成就《儒藏》这个大事业,他真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他不仅是全身心的投入,他的学术声望,他处理问题的大智慧,他的组织能力、感召力、人格魅力、人脉关系等,这些方面的综合, 决定了他一直出色地领导着《儒藏》工程的大团队。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他如何对人,如何凝聚人心。

汤先生对中心的成员,不管是在编的、合同制的,还是返聘的,一贯是信任、支持、关爱、呵护,他不仅关心中心每一个人的工作情况,同时对每一个人的学术研究、身体状况、个人困难与家庭困难,都放在心上,为帮助中心工作人员创造好的自我发展前景或解决困难,他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多方联系,想尽了办法。中心的在编人员,谁到了职称晋升的时候,他每年都记得很清楚,每年都会提醒我们给学校写报告,还亲自向学校领导去讲,他是把中心的这些年轻人视为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孩子。

《儒藏》中心的人都会记得他2008年11月9日在杭州主编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在发言中,他对《儒藏》编纂工作作了全面总结,最后用了很长的篇幅谈《儒藏》中心,特别是谈中心的年轻人。他说道:“我们中心是新成立的单位,学校给我们六个编制,给我们一定的返聘的权利,我们可以返聘一些教授,一些退休的教授到我们这里工作,总共加起来也就十一个人,现在要面对包括日本、韩 国、越南的一共三十几个单位,面对接近三百人的学者队伍,这么大的工作量要我们来做,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度。而且我们也是新建的单位,不是有很多经验,特别我本人是作哲学的,对古籍整理没有经验,而且我在北京大学从来不担任行政上的工作,没有行政上的经验,因此组织这样一个大的项目,可能说是很不胜任的。我们中心这些年轻的同志,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有时甚至觉得对不起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年轻人,星期天几乎都没有,他们的职称将来怎么办?非常多的问题。他们确实非常辛苦,由于人力不足,经验不足,难免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问题我自己应负责任,做得不好,这方面我们向各位主编表示歉意,确实没有办法。有些我们应该做好的没有做好,那应该作检讨。”他举出中心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并实事求是地具体说明主客观原因。接着说:“所有这些问题, 我觉得我不能怪我们这些年轻人,他们非常辛苦,到我们中心来看一看,他们在非常努力地工作,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有的连爱人都找不着,这个事情很麻烦,责任应该在我,所以请大家谅解,谅解我们的困难。我们就那么几个人,一个新建单位,也没有太多经验, 但可以负责任地、凭良心地说,我们是在兢兢业业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请大家相信我们。我们一定把这个工作做好,特别是很好地和大家合作。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更多地给我们中心提出意见。”汤先生的平易坦诚,拉近了各位主编与《儒藏》中心的关系,中心的人更是无不感激动容。汤先生在得病时,也念念不忘中心的工作。记得2011年元月9日放寒假前,中心开年终总结会,会后聚餐。他因病不得不去医院,不能出席会议, 就让小刘送给我一张字条,约我下午去他家谈一下上午开会的情况, 并且特别嘱咐:“吃饭时,帮我谢谢大家一年的辛苦。”他对中心的工作人员,一年到头心里想的总是“感谢”。

中心在工作中,有时会与校点人、部类主编等《儒藏》编纂的同仁有不同意见,发生摩擦,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心的相关人员能够自行处理好,但有时就非得汤先生出面不可,这类情况时有发生。有一位部类主编,因对签订中心、校点人、部类主编“三方协议”的做法不认同,提出辞职。汤先生多次给他写信,说明《儒藏》“精华编”按部类列为教育部24个重点项目和124个一般项目的情况,以及签订“三方协议”的必要性,并且说:“请求你不要辞去主编之职。”终于得到理解,回信表示继续担任主编。汤先生随即复信说:“我收到你的来信,甚为感动,我们到底是老朋友,总能沟通、谅解。请把《儒藏》看成我们共同的事业,我想我们一定能合作完成。”还有一位主编,因在具体工作上与《儒藏》中心发生意见分歧,给汤先生发电邮提出辞职。汤先生手书一封:“看到你的电邮已经近月了,给你打了几次电话,家里都没人接,想想还是写封信给你。这一个月来,先患感冒,后头晕,且杂事又烦多,这封信写晚了,请谅。《儒藏》中心的工作人员办事不周到,我向你道歉,这是因为有些具体事我没多管,以后我会管得具体一点。我们认识多年,也是老朋友了,对你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我十分感谢。《儒藏》工程应是我们共同的事业,让我们一起来把它完成吧!该部类无论如何请你主持下去,在此道谢了。等你自香港回来后,我会去拜访你, 听听你的意见,并当面道谢。”如此,这位主编也就没有辞职。一位八十多岁德高望重的长者,对五十几岁的晚辈如此温良恳切,自然是能挽留住人才。为了《儒藏》这个大事业,汤先生宁愿委屈自己。当然,汤先生非神非圣,处理事情也有不那么妥帖的时候,但他总能回转,化解矛盾。正因为如此,《儒藏》中心和《儒藏》工程的整个团队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凝聚力。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者爱人”,“仁”的本质就在于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能把自己的朋友、同事、长辈、晚辈像对自己的亲人那样关爱、信任,是最重要的。汤先生堪称仁者,“仁者寿”,汤先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中心常务副主任)

本文收入《汤一介与〈儒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