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多弼（Torbjörn Lodén），生於1947年，著名漢學家，斯德哥爾摩大學教授，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和考古學院院士，北歐孔子學院院長，1973一1976年曾任瑞典駐中國大使館文化專員。學術興趣主要是中國思想史。主要著作有《論1928-1929年關於普羅文學的論戰》（瑞典文，1980年），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的英文翻譯（1988年），《從毛到財神：思想和政治在現代中國》（瑞典文，1998年），Rediscovering Confucianism: A Major Philosophy of Life in East Asia(2006年)及論文150多篇。2009年10月，羅多弼教授應北京大學張國有副校長和湯一介教授的邀請，擔任該年度蔡元培學術講座和湯用彤學術講座主講教授，並發表兩場專題演講。現徵得羅多弼教授的同意，將他第一場演講的講稿在此刊載。
罗多弼
北京大學和湯一介教授邀請我擔任第十二屆蔡元培學術講座和第十三屆湯用彤學術講座的主講教授，這是我莫大的榮譽。自從四十年前開始從事漢學研究，我就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時期的知識份子特別感興趣。蔡元培教授，湯用彤教授跟胡適，陳獨秀，李大釗等人一樣，在中國都是現代學術的先驅。他們不但是學者，也是參與社會的，具有使命感的，負責任的，獨立的知識份子。他們既自由追求新的知識和理解，也為社會改善而努力。 在這個意義上，五四的大師，包括蔡元培和湯用彤兩位教授，早就成為了我的榜樣。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知識份子都着眼于文化，因為他們認為文化改革是社會改善的主要手段。一方面，他們重估中國文化傳統, 另一方面他們研究西學，西方文化。 他們具有一種深刻的危機意識，認為中國從鴉片戰爭就面臨崩潰的危險。因此，他們認為救國是最迫切的任務，也是最重要的任務。
如果要救國，就必須開個藥方，開藥方，首先需要診斷病狀。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思想認為，中國之所以不能抵抗外來的威脅是因為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藥方是打倒孔家店，引進西學，以現代化為手段創造一個富強的中國。
由此可見，按照五四的思想，傳統文化的犧牲是救國的代價。我估計五四的激進知識份子覺得不得不開這個藥方也給了他們自己很多痛苦。這種痛苦經常表現在五四的思想上，也在中國早期的新文學上。魯迅的作品也許是最明確的例子。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所反映的危機意識把西方當作對中國的威脅。因此，並不奇怪五四也把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對立起來。什麼是中國的，就不是西方的；什麼是西方的就不是中國的。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被描寫為兩種本質上不同的傳統。
當然，不但是主張推翻本國傳統文化的人，不但是主張打倒孔家店的人認為文化傳統之間的區別是本質上的區別。比如，我們大家都知道，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歐洲和印度代表世界上三種本質上有區別的文化和人生觀。但是，毫無疑問，自從五四運動到最近，認為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一種保守的、反對革新、反對現代化的思想觀點，在中國意識形態上占統治地位。那幾十年為中國傳統文化說話的人也有，但不是主流。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跟其他思想一樣，是一些特殊的歷史條件、加上個別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的產物。在古代，從先秦到鴉片戰爭以前，據我所知沒有像我剛才描寫的把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傳統對立起來的思想。
在中國古代有正統和異端的區別。不過這個區別似乎不是中國和外國的區別，而是正邪的區別。因為，古代的天下，用當代的概念來講，沒有本質上不同的，互相競爭的文化傳統。在古代，華人強調一統，包括文化的一統。按照儒家的思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文化的區別與其說表現一些根本上不同的，可以互相比賽的視角或者態度，不如說反映水準或者程度的區別，修養高低的區別，有沒有教化的區別。
改革開放以來，很多中國人已經開始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批判。越來越多的人對傳統文化感興趣。儒家，道家，佛學都很熱門。這種反思，這種回歸傳統的趨勢是不是反映中國最近幾十年已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是不是中國人已經擺脫了鴉片戰爭的情結，認為為了救國，就必須犧牲中國文化傳統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呢？
在這裏我不得不提一提我自己的一些價值判斷。五四對傳統的批判，大概可以說太過分了一點。但是，另一方面也很難否認清末的傳統文化許多方面真的已經僵化了，過時了。教育，科舉制度，父權和大家庭的壓迫，纏腳等都很限制人的自由發展。儒家傳統以及整個中國文化的傳統 ，跟人類其他的文明一樣 ，很多元化。我們知道對儒家的經典著作有很多不同的詮釋和理解。大概可以說，作為官方思想的儒家跟經典著作原來的意思相比，經常是一種被歪曲的儒家思想。
換言之，五四的知識份子所批判的具體現象，我認為是現代化和人道社會的阻礙，所以很應該批判。但是把批判擴大到一個全盤的否定，就實在太過分了。
五四時期，主張拋棄傳統文化的人也主張吸取西學和西方文化, 尤其是一些跟現代化和現代意識有關係的價值和制度， 比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這種啟蒙思想我覺得很值得吸取。最可惜的態度，就是絕對選擇的提法。我認為，沒有必要全盤西化和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 也沒有必要回歸傳統和全盤否定西方文化。
今日世界的一個特點是，隨着全球化的深化，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參照，借鑒全人類的各種文化遺產。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當然，如果看全世界，參照不同文化傳統的可能性分配得很不平等。而且，各種傳統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今天的經濟權利。最近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的吸引力和擴展，不用說跟歐洲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有關係。同樣，中國文化當前和未來的擴展和吸引力，跟中國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也有關係。
在這種全球化的情況下，在中國和在西方很多人可以自己去品味不同文化遺產的財富。這個選擇大概比百貨商店的選擇重要得多。在面臨這個選擇的時候，看來很多的中國人走上了回歸中國傳統的道路。
這個現象很有意思。至於為什麼的問題，你們當然比我更有資格回答。但是，我上面已經說了我估計回歸傳統的趨勢跟鴉片戰爭的情結和中國最近幾十年的發展有關係。實際上，中國人的生活方式這幾十年很快就西方化了，全球化了。但是也許因為很多中國人自信越來越強，所以他們也更為自己的文化遺產感到驕傲。不過在我的心目中，今天中國人對中國文化的興趣，還有兩個重要原因。
一，我的印象是在中國有很多人覺得改革開放留下了一個精神上的空白。所以人們就開始回到傳統，也開始着眼於各種宗教，特別是基督教。精神上的空白大概是一個不能否認的事實。不過用什麼來填補這個空白當然是一件每個人自己可以和應該決定的事情。回歸傳統只是一個選擇。
二，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的西化導致了一種認同危機 (identity crisis)。好像有很多中國人覺得，一個中國人應該用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界定他是誰，如果否定自己的傳統，就否定了自己本來的身份。這種觀點反映的態度不能輕易否定，因為它往往基於很深厚的感情。但是我們面對這種態度，還可以指出，全盤西化，完全拋棄中國傳統最多是一個口號。生活在中國，說漢語的人當然不會完全跟中國傳統決裂。作為中國傳統的產物，漢語也反映中國文化傳統。正如我的朋友劉再複教授經常說的那樣，不但是我們說一種語言，語言也說我們。換言之，說漢語的中國人大概不可能完全拋棄中國文化。
這個講座的主題是“未來世界和中國文化傳統”。到這裏我講的主要是有關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傳統。我講的這些問題跟我的主題有關係，但是我的主題的主要含義是中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地位和角色。
我自己覺得我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在瑞典介紹中國文化。因此，我經常考慮中國文化在未來世界可以扮演什麼角色，可以起什麼作用。
我的出發點是中國文化遺產是一個寶庫，而我應該為打開這個寶庫而努力。這就是說，不管這個寶庫具體有什麼東西，都應該把它打開，把內容提供給感興趣的人。這樣全人類的生活會更加豐富多彩。這是我採取的看未來世界中的中國文化傳統的最寬的視角。
但是，我們也可以提一個我們很難做出判斷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傳統有什麼東西在我們展望的未來社會裏會成為全人類文化的特別重要的、特別寶貴的組成部分。不用說，作為瑞典人，我探討這個問題就擺脫不了我自己的文化背景。經過我的思考，我認為中國文化傳統中有三個方面，在未來世界可以發揮特別重要的影響。
第一是中國傳統中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自從先秦時代起，一種世界性和普遍性就貫穿中國思想。“天下”，“天命”，“天子”這幾個在中國傳統中占中心地位的概念都具有普遍性：天下無所不包。天下的人都基本上一樣：性相近而習相遠也。儒家的思想並不限於一個民族或者一個國家。相反，它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且，不管一個人出生在哪兒，他/她都可以成為聖人，孟子甚至說舜“東夷之人也”(《孟子·離婁下》)，“發於畎畝之中”（《孟子·告子下》）。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就逐漸拋棄了天下的概念。中國成了許多國家當中的一個國家。辛亥革命產生的中華民國是一個國際舞臺上的多民族國家。
19－20世紀是由獨立的民族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每個國家都有一個神聖的任務，就是保護它的獨立和主權。民族國家第一個支柱，就是本國的文化傳統。因此，界定一個國家的文化也算是一項很重要的任務。這就經常導致強調文化的獨特性，忽視人類文化的普遍性。在中國恐怕也是這樣。革命家，改革派，保守人士 —— 他們大多數都很強調傳統文化的獨特性。 孔子越來越中國化了。
現在全球化的勢力日益強大，各個國家的絕對獨立和絕對主權日益被各個國家互相依賴所代替。這是一個發展的趨勢。跟今天相比，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以後的未來世界，毫無疑問是一個更全球化的世界，許多方面也是一個更一體化的世界。而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一個一體化的世界，也需要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這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可以提供寶貴的資源。
第二是對差異的尊重。未來一體化的世界需要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但具有普遍性的思想不應體現為一種不允許區別，不允許多元化的正統；思想的普遍性不應成為霸權主義。相反，我們需要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多元化。我們需要對差異的尊重。
回顧中國歷史，很明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當權者手裏經常是一種維持正統、壓倒反對者的工具。很長時間，這是儒家思想扮演的一個角色。
但是，中國文化遺產也包含尊重差異的思想。連儒家傳統裏面也有這種開放、寬容的態度。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一個例子。道家這一方面提供的資源更加豐富。莊子在“至樂”一章講的一個故事非常清楚地表現出對差異的尊重。我在這裏借用陳鼓應教授《莊子今注今譯》的白話譯文：
你沒有聽過這個故事嗎？從前有只海鳥飛落在魯國的郊外，魯侯把它迎進太廟，送酒給它飲，奏九韶的音樂取悅它，宰牛羊喂它。海鳥目眩心悲，不敢吃一塊肉，不敢飲一杯酒，三天就死了。這是用養人的方法去養鳥，不是用養鳥的方法去養鳥。用養鳥的方法去養鳥，就應該讓鳥在深林裏棲息，在沙灘上漫遊，在江湖中漂浮，啄食小魚，水鳥群列而止息，自由自在地生活。鳥最怕聽到人的聲音，為什麼要弄得這般喧雜呢！如果在洞庭的野外演奏咸池九韶的音樂，鳥聽了會飛去，獸聽了會逃走，魚聽了會沉下，然而人們聽了，卻會圍過來觀賞。魚在水裏才能得生，人在水裏就會淹死，人和魚的稟性各別，所以好惡也就不同了。所以先聖不求才能的劃一，不求事物相同。
第三是傳統中國文化中的審美感。中國的詩歌和繪畫早就開始在全世界發揮影響。我深信中國的唐詩、宋詞、山水畫、書法等在未來世界會繼續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和觀賞。
開始準備這個講座的時候，我就打算分析具有中國特點的審美感。但是，我發現這非常難。
中國詩歌的傳統非常豐富，應避免用一些抽象的概念來總結這個傳統的特點或者本質。另一方面，難以否認的是，我讀中國古代詩歌的時候，經常感覺這些詩歌對於人和自然表現了一種有中國味道的審美感。古代的詩人，跟畫家一樣，經常把一個小的人放在大自然中，這個人跟自然就組成一個有機的、和諧的整體。
美籍華人漢學家劉若愚（James J.Y. Liu 1926-86）談中國詩歌中的人和自然的時候，就說：
Man is not conceived of as for ever struggling against Nature but forming part of it. […] Man is advised to submerge his being in the infinite flux of things and to allow his own life and death to become part of the eternal cycle of birth, growth, decline, death, and rebirth that goes on in Nature.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p. 49).
［中國古詩］並不表現人與自然的不斷鬥爭，而是描寫前者成為後者的一個部分……人的生命體應該融入到萬物的無窮流動中，生與死理應包含於大自然裏出生、成長、衰敗、死亡與重生的永恆輪回之中。
劉若愚教授用陶淵明的詩《形影神》表現這一點：
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
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可以說，這是“天人合一”這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很重要的概念在詩歌上的表現。
當然，不要把這種美麗的文字當作古代的現實。不過可以說，這種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廣泛流傳的思想表現了人追求與自然的一體化，嚮往和諧。
談人和自然，我這裏也願意引孟浩然的一首很有名的詩，《宿建德江》：
移舟泊煙渚，日暮客愁新。
野曠天低樹，江青月近人。
孟浩然這首詩有愁，所以情況不完全和諧，“江青月近人”是否意味着人追求跟大自然同化，成為一體？
我相信在當代和未來世界，很多人會認同中國詩歌對人和大自然的描寫，會認同這個描寫所代表的審美感和嚮往。
未來世界一定會成為一個比今日世界更加一體化的世界。各國之間的合作交流將增加，人們旅遊的自由和可能也將比現在大得多。跨文化的論壇將越來越重要。這些似乎全是必然的趨勢。
但是，一個許多方面更一體化的世界也會是一個文化多元化的世界嗎? 我們這裏講的一體化甚至會促進文化的多元化嗎？談這個問題我們大概就離開了必然的王國，進入了人類面臨的一個很重要的選擇：或者讓經濟發展控制文化，使得文化越來越單調;或者在全球化的情況下為保持和促進文化多元化而努力。
實際上，全球化對於給全人類帶來更多的選擇，包括更多元化的文化，會提供空前的可能性。在未來世界，全球的人都應該有可能參照全人類的文化遺產。在這麼一個包容全人類的文化遺產的未來世界，中國傳統文化一定會繼續引起很多人的興趣和喜愛。同時，在這麼一個全球化、一體化的世界裏，每個人首先是世界的公民，然後才是瑞典或者中國的公民。即使我生在瑞典，我也可以認同中國傳統文化中我喜歡的東西。同樣，一個中國人也完全可以認同所謂“外國的文化”。中國人可以超越全盤西化和回歸傳統的對立。但是，保護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恐怕首先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 。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