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第265册（分上下册）于2016年8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册包含两种书，一种是明代高攀龙的《高子遗书》，一种是明代刘宗周的《刘蕺山先生集》。

一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字存之，号景逸，无锡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不久，丁父丧。服阙，授行人司行人。二十一年，因上疏得罪首辅王锡爵，被贬官广东揭阳县添注典史，次年得准回乡，潜心学术。三十二年，与同乡顾宪成、钱一本等重建东林书院，倡导程朱理学，以纠正王学流弊为己任。四十年，顾宪成病逝，高氏任山长。天启元年（1621），再次出仕，历官光禄寺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年十月，高氏上奏弹劾御史崔呈秀，魏忠贤矫旨斥其结党，遂辞官归里。五年，东林六君子被杀。六年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高氏及黄尊素等人，高氏在无锡自沉。崇祯元年（1628），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

《东林列传》说：“东林，自顾泾阳先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归，与同邑高景逸、刘本孺、安我素诸君子讲学之所，一时清流趋之如市，而东林之名遂满天下。”作为东林学派的重要领袖，高攀龙在学界具有非凡的影响力，《明史》称他与顾宪成为“一时儒者之宗”。

高攀龙讲学，一以程朱为本，同时又颇受邹守益高弟李见罗的影响，与阳明心学保持着一定的关联。其学从“格物”入手，强调“随事而精察”，“随事”为处物，“精察”为事心，二者相须并进，才能达到豁然贯通的境界。事心之要在“主敬”，故称“敬之即心”。主敬即“主一”，必使人心时时与“明觉之本体”相契，才能动不逾矩。他所谓的“明觉之本体”，就是“良知”，也就是“心体”。而“心体”就是“性”，因为“性本善”，所以人一切的学问功夫最终都应落实在对性善的彰显上。明白了这一点，“格物”就是“致知”。另一方面，性是天理在人身上的表达，所以“理即性”。“穷理”就是“复性”，就是“尽心”。由上可知，高攀龙是要在理学与心学之间寻找一个自然的接洽点，以此来纠正阳明末学的放逸之弊。其学术中心点在于“性”字，所谓“学问起头要知性，中间要复性，了手要尽性，只一性字而已”（本书卷八下）。其学在明末清初影响甚大，黄宗羲《明儒学案》说：“今日之学者，大概以高、刘（宗周）二先生，并称为大儒，可以无疑矣。”（以上摘撮本书《校点说明》而成）

《高子遗书》书影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高氏一生著作甚丰，有《朱子节要》、《邵文庄公年谱》、《周易孔义》、《春秋集注》、《毛诗集注》、《困学记》等著作，文集则有后人辑此《高子遗书》。

《高子遗书》由高氏门人嘉善陈龙正编定，全书十二卷，初刻于崇祯五年，再刻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三刻于同治光绪年间，乾隆时亦曾收入《四库全书》。此次校点，以国家图书馆藏崇祯本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藏康熙本、光绪本为校本，酌校了文渊阁《四库》本。

此书校点者是浙江大学董平、柴可辅两位先生，通审人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丁如明先生。

二

刘宗周（1578—1645），字起东，号念台，绍兴人。因讲学于山阴蕺山，世称“蕺山先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进士，授行人司行人。天启、崇祯间，历官礼部主事、通政司右通政、顺天府尹、吏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仕宦期间，因诤言直谏，屡遭革职。南明弘光朝时，复起为左都御史。弘光覆灭后，绝粒而死。明鲁王谥曰“忠端”，清乾隆朝追谥“忠介”。

刘宗周之学，出自许孚远，后入东林书院、首善书院，博取精研，归于自得。忧心王学末流之言良知，参之情识，荡之玄虚，遂于崇祯四年（1631）别立证人书院，集同志讲学。刘氏早年从“主敬”入门，中年以后以“慎独”为宗，慎则敬，敬则诚。晚年愈加精微平实。前面说过，黄宗羲将刘氏与高攀龙并称为“大儒”。刘氏著述宏富，有《论语学案》、《人谱》、《圣学宗要》、《读易图说》、《证学杂解》等数十种专著，并有诗文集多种。这些文字大都辑入了四十卷本的《刘子全书》中。

《刘子全书》书影

道光十五年刻本

《刘子全书》由其弟子董玚、黄宗羲、姜希辙及宗周之子刘汋共同编订，康熙二十五年（1686）刻于山阴，此本今佚。嘉庆十三年（1808）福建陈广宁重刻，对康熙本有删改，流传不广。道光十五年（1835），萧山王宗炎又据初刻本重刻。道光三十年，山阴杜春生、沈复粲对《全书》续有辑录，刻《刘子全书遗编》二十四卷，光绪时重刻。以上是《刘子全书》系统之版本大概。乾隆十七年（1752），雷鋐刻《刘蕺山先生集》二十四卷。四库馆臣依据此本，删去《人谱》、《学言》等独立著作，成《四库全书》本《刘蕺山集》。此为《刘蕺山集》系统之版本大概。

此次整理，以雷鋐刻《刘蕺山先生集》为底本，以道光本《全书》及《遗编》为校本。此书校点者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秦峰先生，通审人是清华大学哲学系高海波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