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第110册已于2009年1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该册包括经部四书类四书之属的两部书，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四书或问》。

一

朱熹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界影响最大的人物，《四书章句集注》是其代表作之一，《四书或问》则是其辅助读物。所谓“四书”是“四子书”的省称，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中《论语》、《孟子》是孔子、孟子的语录，《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据信分别为曾子、子思所作，故合称“四子书”。尽管二程即对四书推崇备至，然而直到有了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支撑，“四书”的名称和地位才真正确定和巩固下来。明清科举唯重四书义，考四书义均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故而此书对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书章句集注》将理学的各种思想都贯穿到对四书的阐发当中，在训诂考据上大体经得起考验，在体味文义的精准上则大大超越了汉魏古注，是一部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都很高的名著。

朱熹早先辑录张程及其后学关于论孟的解说编为《论孟精义》（《儒藏》精华编第109册收录），其友人石

辑录周张二程及其后学关于《中庸》的解说所编《中庸集解》则由朱熹删订为《中庸辑略》（《儒藏》精华编第104册收录）。后来朱熹扩大资料取材范围，广搜汉魏至时人的解说并加损益，裁成一是，著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和《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后世合称“四书章句集注”，又略称“四书集注”。所以“四书”原本是丛书之名，宋元人注四书都是四部书各有各的书题，明清始出现书名径题“四书”，“四书”题下再分别题《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者。

《四书章句集注》书影

《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当涂郡斋本

四部书的次第，四库提要认为原先为《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后来刊本因《学》《庸》篇幅小，拼成一册居首；尽管四库提要认为此非关宏旨，但四库本还是采用了这样的次第。按，这个次第确实是朱熹教人阅读的次第（见《朱子语类》卷十四和《晦庵集》卷二十六），不过当年朱熹是将《大学》、《中庸》集中撰写的，与《论语》《孟子》则不同时，所以这个阅读次第是否真的在《四书章句集注》的传本中出现过，似可怀疑。

《儒藏》精华编《四书章句集注》的校点联系的是《朱子全书》中该书的整理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徐德明先生。所用版本亦同，即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当涂郡斋本为底本，取国图和台湾“中研院”藏残宋本、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藏两个元刻本、清初仿宋大字本为校本，又参校以源出元沈氏尚德堂本的明正统司礼监本和清嘉庆间吴氏本，可谓相当齐备；惟当年《朱子全书》本实以民国间翻刻的当涂郡斋本为工作本，在国图核对底本的时间有限，《儒藏》此次整理径取《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之当涂郡斋本重新校对，在文字上更为可靠，如《宪问》“原壤夷俟”章“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注“以其自幼至长，无一善状，而久生于世，徒足以败常乱俗，则是贼而已矣”（《朱子全书》本，页199-200），底本“自幼至长”实作“自幼至老”，与通行本不同，亦通。校勘记的质量也有所提高。如《论语集注·阳货》“礼云礼云”章，宋当涂郡斋本朱熹引程子曰：“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倚，一不正，便是无序。”初稿原校与《朱子全书》本同，改“倚”为“椅”，云：“‘椅’，原作‘倚’，据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改。”其实“倚”为椅子之“椅”的本字（唐宋古书中习见，如《朱子语类》等），其义由椅子有靠背可倚靠引伸而来；而“椅”本为一种树木的名称，后借为椅子的“椅”。故改“倚”为“椅”，属本末倒置。《儒藏》本不改底本“倚”字，出校云：“‘倚’，残宋本、元甲本、司礼监本、吴刻本作‘椅’，系后起借字。”（详孙钦善《〈儒藏〉编纂学术谈》，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如《朱子全书》本省称司礼监本为“监本”，不妥，《儒藏》本改称“司礼监本”。

二

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时对旧说是如何取舍的，理由如何，朱熹将之载于《四书或问》，并要求其学生在读《四书章句集注》时参看《或问》。后来《四书章句集注》不断修订，《或问》却来不及相应改订，因此朱熹生前禁止《四书或问》出版行世。然而《四书或问》依然为学者所重，加之后世朱熹和《四书章句集注》的地位越来越高，故而流传至今。从今天的眼光看，《四书或问》尽管存在与今传本《四书章句集注》不相应的情况，但毕竟是少数，总体上还是反映了朱熹撰写《四书章句集注》基本的思想和学术考量，至于那些不相应的地方，适可以考见《四书章句集注》早期稿本的情况，从而反映出《四书章句集注》修订的过程。

大约是由于朱熹禁止《四书或问》行世的缘故，该书尽管于朱熹生前即有盗刻，然而今天传世的宋元本已经见不到全本，唯《大学》、《中庸或问》原本附《章句》以行（明永乐间所编《四书大全》就是如此），流传较广；直到明代张元祯在翰林院时手抄了《论语》、《孟子或问》，与《大学》、《中庸或问》合刻，弘治七年刻于南康，十七年再刻于湖藩，自后流传日广。

《四书或问》书影

《儒藏》精华编（110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儒藏》精华编《四书或问》的校点联系的是《朱子全书》中该书的整理者，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所黄珅先生。由于目前已知最早的完整汇刻本明弘治张元祯刻本只有十七年本现今有残本藏于天一阁，因此《朱子全书》本《四书或问》底本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刻《四书章句集注》所含《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和清康熙中吕氏宝诰堂刻《论语或问》、《孟子或问》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所藏残宋本《大学》《中庸或问》《论语》《孟子或问纂要》、明正德本、日本正保本和清《四库全书》本为校本。《儒藏》整理时大致沿用，然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弘治十七年本的明代翻刻本，取为校本，由此解决了不少疑难。如《孟子或问》卷八“君子深造之以道”章底本作：

其（程子）所谓“闻浅近事莫非义理，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便雖放开，不靠书册”之类，则又著夫自得之验而欲学者有以审之也。

正保本和四库本“便雖”作“雖便”，意义差别不大；明翻弘治本作“便須”，文从而字顺（参李畅然《〈儒藏〉编纂随札——目录版本校勘六则》，载《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由于明翻弘治本是全本，保留了当时专门为《孟子或问》写的一个序，《儒藏》本附录的序跋资料得以更为完备。

更为重要的是《儒藏》整理时将校本重新核对一遍，由此补充、增加了一倍以上的校记条目，《朱子全书》本校记有不准确或者资料有误者，此次也一并做了订正。《朱子全书》本的附录在文字上错讹甚多，此次一一核正。此外全书在标点上也改订多处。因此《儒藏》本《四书或问》的问世无疑对该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资料更全更准确的基础文本。

本册审稿人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闫光华编审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新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