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精华编第98-100册已于2022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本册隶属于经部群经总义类，收录重要文献清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儒藏》精华编第98册《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书影

儒家经典由夏商周三代文明发展而来，其中西周国子教育的主要科目《诗》《书》《礼》《乐》经由孔子及其后学的继承和发展，与经由孔子编纂和赞修的《春秋》与《周易》，在战国时代已经有六艺、六经的说法。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失传，于是汉代流传《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五经。而后世加入的《春秋》三传、《礼记》、《论语》、《孟子》、《尔雅》、《孝经》，包括《周易》的十翼都是以传记存在。两汉之交，古文学派兴起，《毛诗》、《春秋左氏传》、《周礼》逐渐被学者接纳，但仍未取得经的地位，熹平石经就是显证。后汉，随着孔子地位的抬高，《论语》与《孝经》进入经的范围，于是有七经的说法。唐初修《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于《春秋》取《左氏传》，于三礼舍《仪礼》、《周礼》而取《礼记》，于《诗经》取毛、郑而不从三家《诗》，非两汉师儒相传之五经。而陆德明所修《经典释文》，虽儒道混同，但所收儒家经典已不限于五经、七经、九经三传之目，而是收《周易》、《尚书》、《诗经》、三礼、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唯独不收《孟子》。之后唐开成石经、蜀广政石经，甚至于北宋初十二经义疏，均沿陆氏之轨辙。逮至两宋之交，《孟子》始入经，而有假托孙奭之《孟子疏》之作，而蜀石经有补刻《孟子》之举。之后，十三经之名不胫而走，始成为儒家经典之总称。嗣后，学界虽有十四经、十八经、二十一经的说法，但其影响远不如十三经之深远。北宋刊刻诸经经注、义疏往往别行，而《释文》拆开后附于单经或卷后。南宋开始，经注与义疏始合为一书，甚则合经注、义疏、释文于一书。而《十三经注疏》也汇刊于宋末，但其中《仪礼》并非《仪礼注疏》，而是杨复《仪礼图》附经注。直至明代李元阳，始有完整之《十三经注疏》刊本。历经南监、北监、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相沿成替，为当时出版业的大宗。而清代学者，自顾炎武、张尔岐起，就措意于儒家经书校勘。至浦镗、惠栋、卢文弨等人，经书校勘成为学界潮流。而乾隆间，日本山井鼎《孟子七经考文》及物观之《补遗》的输入，也为经书校勘提供了资料。于是有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之问世。可以说，《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集经书校勘大成的著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本为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做准备。系阮元嘉庆初年任浙江学政、巡抚期间，邀集苏浙学人，由段玉裁总其事，臧庸、顾广圻、徐养源、洪震煊、严杰、孙同元、李锐等分任，李锐校《周易》、《谷梁》、《孟子》，徐养源校《尚书》、《仪礼》，顾广圻校《毛诗》，臧庸校《周礼》、《公羊》、《尔雅》，洪震煊校《礼记》，严杰校《左传》、《孝经》，孙同元校《论语》。故问世后，即为学界所重。关于校勘记的优点，刘玉才教授概括：一，广罗善本，备列异同。二校勘理念先进，方法全面。三，学术考订成果丰硕。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问世后，由文选楼于嘉庆十一年（1806）十月刊成，后又经挖改、修补、增订，故存世文选楼本有前印、后印之别。嘉庆二十一年，南昌府学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即后世所称阮刻《十三经注疏》，由卢宣旬据文选楼本摘录《校勘记》内容，附于各卷之后，不仅有删改，还有增补。此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另一存在形态。但此本由于与《十三经注疏》合刻，故流传颇广。而阮元于道光初年调任两广总督，于学海堂编刊《皇清经解》，亦据文选楼本刊入《十三经注疏校勘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由刘玉才教授领衔的团队完成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整理本，其学术重点在文选楼本与南昌府学本二者的差异。此次整理，我们在原整理本的基础上，把底本由文选楼初印本改为后印本，并通校了学海堂本。仍由刘玉才教授主其事，参与者有张学谦承担《周易》、《论语》、《孝经》，王耐刚《孟子》，王耐刚、王勇《尚书》，袁媛、刘斌《毛诗》，唐田恬、王勇《周礼》、《尔雅》，袁媛、于天宝、薛可《左传》，张文《仪礼》、《谷梁》，唐田恬、张文《礼记》、《公羊》。部分稿件经于天宝通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