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消息，最近北京大学的一批专家正在进行编纂儒家典籍的论证工作，《儒藏》的编纂工作有望激活，这将填补中国在儒家典籍体系研究中的空白。

对编纂《儒藏》的几点看法

北京大学中文系  孙钦善

萌端已久

关于聚编儒书而为儒藏的动议和举措，萌端已久。先有明末的曹学佺(1574-1646)，后有清乾隆时期的周永年(1730-1791)。两人虽先后相隔一百五十余年，但聚编儒藏的宗旨和做法却一脉相承。曹氏编儒藏，实仿佛、道二藏的做法，旨在聚编儒典，弘扬儒学，以与已有的佛、道二藏鼎立。其时曹氏已届晚年，历经十余年，因遭国难，功未竣而辍，究竟编到什么程度，不得其详。不过传文清楚告诉我们，他的编纂的方法是从经史子集四部书中选辑。周永年儒藏之议，不仅在宗旨上有袭于曹学?，在方法上亦有所承，即按经史子集四部收集编纂儒书，合为一藏，使儒者之书有所皈依，传之久远。周永年儒藏之议毫无所成，推其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势单力薄，未得襄助；二是周永年为四库馆臣，《四库全书》的框架已涵盖其构想的儒藏，难以重起炉灶。值得指出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自有其缘起、宗旨和体例，与周氏儒藏之议并无牵涉。以上回顾了儒藏编纂的历史情况，对我们当今编《儒藏》，不无对照参考价值。

弘扬儒学

今人首先提出开展《儒藏》编纂工程的应属汤一介教授，十几年前他就提出编纂《儒藏》的设想。去年年底包括季羡林先生、张岱年先生、汤一介先生等在内的不少北大教授再一次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得到学校的支持。北大关于“《儒藏》工程”编纂工作申请立项的请示报告所说：“我国素有《佛藏》《道藏》，但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儒家文化典籍由于种种原因，却始终未能编纂成一套《儒藏》。为此我校众多教授提出了编纂《儒藏》的建议，学校认为这一建议十分及时，十分重要。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使我校教师受到极大鼓舞，这已经成为我校编纂《儒藏》的根本动力。目前，儒家思想在全世界备受重视，早在1988年‘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就有诺贝尔得奖者提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之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汤一介教授在多篇文章中也反复阐述了编纂《儒藏》的意义和目的，如《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一文说：“《儒藏》的编纂不仅是为了弘扬和发展中华文化的真精神，而且也是为面向世界，对当今人类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去惑除疑

首先一个疑问是书名：《佛藏》、《道藏》都是宗教经典，儒学不是宗教（尽管有过不妥当的“儒教”之称），何以称“藏”？记得在讨论中我还提出过改称“儒典”的建议。后来一想，也不尽准确，因为“典”固然指典籍，但既可以指单体一本书，又可以指群体丛编的书，易生歧义。而由动词聚藏、典藏(cang)转化来的名词“藏”(zang)，则专指丛编收藏的群籍。虽然现在已习用“藏”作为佛教或道教经典的总称，其实“藏”也不一定是宗教经典的专称（即以《道藏》而论，其中也包括不少道家的著作），有趣的是，周永年当年议儒藏，也曾有人在书名上提出疑问，如《儒藏说》载：“或曰：‘子欲聚儒者之书而仍袭二氏之名，可乎？’曰：‘守藏之吏见于《周官》，老子为柱下守藏史，固周人藏书之官也。二氏以藏名其书，乃窃取儒者之义，今日之举；岂曰袭而用之哉？’”周氏的回答虽不无牵强，但也不无道理，特别是对“藏”字内涵的理解是准确的。所以不必非要避二《藏》之嫌，对儒书绝对不能称“藏”。关键在实质上有明确的界定，说明虽称“儒藏”，而儒不是宗教。实际我们正是这样做的，如在前面提到的汤一介教授的那篇文章中，就有明确的阐述：“而孔子开创的儒家，与先秦其他各家的最大不同，就是儒家始终以自觉传承六经为己任，六经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正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世代努力而传承至今。历代儒家学者对《尚书》、《诗经》、《易经》、《春秋》等的不断整理、解释，和对其中思想文化的推衍与发展，构成了儒家典籍体系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就经典的根源来说，与根源于印度的佛藏和后起的道藏不同，儒家的典籍体系不是某一宗教的经典，而是中华文明的经典。”该文还明确地把《儒藏》称为“最完备最完整的儒家思想文化著述的总汇”。

其次，编纂《儒藏》，选书为难。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影响深广，涉及古籍面很大，选出代表作也还可能，要在临界处甄别划清，作穷尽式的选定，谈何容易！北大的编纂方案坚持实事求是，避免绝对化，这样就解除了自己原来畏难的疑虑，相信是可行的了。例如采取分两步走的程序，从“少而精”到“大而全”，先编精华本再编太全本，就很切实、合理。而且可以分别出两套成果，以满足不同的需要。所谓“精华”不是相对于糟粕而言，而是相对于一般而言，指具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所谓“大全”也不是说绝对穷尽、丝毫不漏，只是相对而言，尽量做到完备和完整。在编选时还强调从文献学和思想史两个角度着眼，这也是在选目上做到全面性的保证。现在我们已经编出精华本的草目，对大全本的选目也已初步考虑。实践证明，虽然具体掌握编选尺度很难，但并不是不可能实施的。

第三，《儒藏》作为一种新的丛书板块虽然可以划分出来，但又不能不令人担忧在出版上与其他已出版的大规模丛书造成交叉、重复。这个问题能否产生，关键在于以什么形式出版。如果《儒藏》群书还是单纯影印出版，势必会造成与已影印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等大型丛书严重重复，甚至会动摇《儒藏》编纂出版的必要性。北大方案充分考虑到各种出版形式的得失，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书成后，出版形式不出两途：一是影印，一是点校重排。前者可见原书形象，有利于收藏；后者便于利用。”最后根据需要和可行，决定精华本以排印校点形式出版，大全本以扫描断句形式出版，并附以底本影像光盘用作对照，这样就比较周全，稳妥了。当然点校也好，断句也好，都有很大的难度，但为达到有利于推广的目的和效果考虑必须知难而进。

《儒藏》的影印与排印

中国社科院  庞朴

近日从“儒藏网”（www．ruzang．org)的“问题讨论”栏上，读到日本东京大学中央文化研究所桥本秀美先生《关于<儒藏>编纂的意见》一文，文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当今出版的诸多古籍排印本的纰漏，特别是点校工作上的差错。文章分为七大块，曰：“一、排印出版会添乱，二、点校质量高不了，三、先影印才能点校，四、要典籍需精校，五、专门书无需排印，六、排印臭扬海内外，七、影印则功德无量”，每一块都举有实在的案例，言出事随，持之有故。

想来这是桥本先生鉴于《儒藏》将以排印形式出现，所发出的疾呼。而宣称将以排印点校形式出版儒藏精华本的北大《儒藏》工程组，则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了这个反对的意见。双方这种坦诚相见的现象，看来是个很好的兆头，至少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昭示着，《儒藏》工程已为学界所关心，而这一工程的进行，将是开放的，集思广益的。

据说，《儒藏》工程目前还处在招标竞拍阶段。将来如果真的做起来的话，不用说，将是一件艰巨浩大的古籍编纂工程。其主要工作，可以包含搜集、鉴别、分类、编排、标点、校勘、注释、今译、外译、出版等十大项，各项的轻重缓急，将依编者所设定的读者对象、所理解的完善要求、所具有的编纂力量而定。其中，有些是可以缓做和不做的，如标点和注释，今译和外译；其余则是必做的。而最终归结到出版上，又有影印和排印之不同。

一般说来，影印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办法，它不仅免除一次转写致错的机会，且能保持一副最佳的历史面貌。而标点排印则费时费事，且易出错出丑，吃力又不讨好。两相权衡，如果不再考虑其他因素的话，不言而喻，人们必将主张影印的办法，即按照行为经济的原则，选择费力显然最小、成果可能更佳的路线。

可是，有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容编者简单作出这样的决定。那就是他即将面对的千百万普通读者对象。

我们知道，整理古籍，除了管理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目的外，更主要的，是为了要给人读；即使是管理和保存，最终也还是为了让人读。因而读者，便是整理者们心目中的首席服务对象，是他们的上帝。而所谓读者对象，拿《儒藏》来说，无非两大类，一是文献方面和儒学方面的专门家，一是非专业的一般读者；后者的数量，显然大于前者千百倍，成为编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要素。

桥本先生无疑是中华古文献方面的专门家，这从他的上述意见一望而知。作为一位国际朋友，他的直率和真诚，让我们感激和尊敬；而他的广博的古籍知识，又使我们钦佩和仰慕。至于他所提到的那些古籍整理上的毛病，都也确实存在，而且还多的是。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已遭“排印臭扬海内外”之叽，我们的古籍整理工作，如果其读者对象中含有一般读者的话，我估计，仍然不会轻易放弃排印点校的形式，而且将会使之成为主要的形式；当然是在消灭差错的不懈努力中。

这是因为，读者中的绝大多数非专业者们，他们阅读古籍，主要和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古籍的思想内容。而古籍之所以整理出版，主要和首要的，也是为的向这些读者介绍其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物之有无标点，便不是一个无伤大雅的技术性问题，或者竟是什么“会添乱”的破坏性问题，而是关系到这些读者的理解精度和阅读速度、从而是关系到出版目的之能否充分实现的实质性问题。无视这一点，津津于目录版本，原汁原味，发思古之幽情，置读者于度外，是要犯目中无人之大忌的。

当然，目录版本也是不能不讲的。排印并不能忽视目录和版本，只不过是应该提前把它做在后台而已。而且不仅是目录与版本，其他诸凡注释、校勘、音韵、训诂之类，那些为专门家们所乐道的一切，都应该先在后台做好。为此所花费的工夫多少，所具备的功力深浅，都是要在排印本中体现出来的。譬如桥本先生文中所捉住的那些丑陋，便是编者所花工夫不足、所具功力不深的表现。

在这方面，影印本倒是藏拙的好去处，只是那样将苦了非专业读者了。影印本还是施展文献学才华的好场合，只是非专业读者多半会到此下马，举步不前的。这就是说，从一定角度看去，影印本只是编者的乐园，专家的福地。当然，这样的快乐和幸福，也是合理的，有时还是必要的，但是必须用得其所，绝对不宜泛化。

还是拿《儒藏》来说，编者和专家在此，便似乎需要暂时忍让一下，走出您的乐园，关起您的福地，且把一般读者的苦和乐，推到首位。因为，《儒藏》所藏的宝藏，将是中华文化的主干部分，所谓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弘扬伟大民族精神者，都是要从这里着手的。编出一套简洁明快的版本来，使一般读者也能清楚地识宝取宝，自如地切磋琢磨，这在当前社会中，是如何地必要而又刻不容缓，想来已无需费辞，而为每个了解历史关心现实的人士，所能同意与理解。

至于像桥本先生那样的专门家们所急切希望的，能有更多的影印善本孤本古籍问世，以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并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建议。但如果由此推广开去，要将整个《儒藏》都影印一遍，势必华而不实，就没有多大必要了；如果更由此而因噎废食，否定排印，指为臭扬四海，则请君不妨再予三思。

季羡林先生的一封信

现在海内外都有一种论调，说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重现辉煌的时期。在国内，根据权威人士传递的信息是我亲耳听闻，不可能不真实，中央将以两(?)年的时间致力于弘扬人文社会科学，这真是二美具，吉星照，我们正在此筹措编纂儒藏。

关于《儒藏》的学术意义，请在座的专家讲，我只提几点有关的意见。

(1)从人力上来讲，北大有能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我认为，倘能与有关的真正对国学有研究的机关、大学，甚至个人合作，这样编出来的更带有普遍意义，能成为中国学术界甚至世界学术界公认的有价值的著作。

(2)书目编成后，尽量用不同的形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3)书成后出版形式不出两途：一是印影，一是标点重排。前者可见原书形像，有利于收藏；后者便于利用。

                                                                                                         季羡林

                                                                                                      2002年11月27日

有关儒学的影印书太多了

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  张玉范

自孔子始创儒学以来，儒学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主流。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学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手培养民族的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学的研究不单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时也是继承民族传统，弘扬民族文化，使之继往开来，不断发扬光大的事情。这也正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方针。北京大学已经启动的“《中华儒藏》的编纂与研究”工程其目的即在于此。

对于《儒藏》的出版是使用影印还是用整理校勘排印的方式，北京大学儒藏编纂委员会总纂汤一介教授在《关于编纂儒藏的意义和几点意见》一文中说：“《中华儒藏》分为两种：《中华儒藏》精华本和《中华儒藏》大全本。《儒藏》精华本是在儒家典籍的每部类中挑选十种左右重要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编辑成册，以竖排繁体标点本（附校勘记）的形式出版。现在儒家典籍多以影印形式出版……如再影印一部影印本《儒藏》大多是重复已有之影印本，似无必要，又影印本且不便于一般读者甚至研究者利用。《儒藏》精华本因有标点，又有‘校勘记’，更于更多的一般读者利用，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儒家经典的阅读和研究。《儒藏》大全本是对全部儒家典籍用扫描的办法，按我们规定的字体要求，经过识别、校定和断句，附以‘校刊记’的形式排印出版。”（见《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汤先生的意见不仅得到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赞同，而且海内外专家纷纷表示愿意加入《儒藏》的编纂工作。我非常同意汤先生的意见，因为现在的影印书实在是太多了。

影印书籍既能保持古书面貌，又可使原书不受损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至今，随着现代化印刷技术的发展，我国影印书籍也达到了从来没有的繁盛，印书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是任何时期无法相比的。影印出版的儒家书籍数量已经难于统计。这些书为学术的繁荣无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图书的出版早已经是一种商业行为，市场竞争激烈，许多商家为了谋取利益，竞相出版大部头的书，出版业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因而大量的书籍重复影印出版，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如再影印一部《儒藏》大多是重复已有之影印本，似无必要”。汤先生文章中还以近年出版的《四库》系列的大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就这几部《四库》系列的的书，粗略统计一下各部收书数量和国内的收藏情况：

1．《文渊阁四库全书》

清朝乾隆年间官修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庞大的一部丛书，它汇集了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重要的典籍，总计收书3400多种，其中经部689种，史部561种，子部924种，集部1280种。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在大陆销售100余套，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缩印，在大陆也售出近百套。近年香港迪志公司又投资将其做成可以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在大陆也有二十五家购买。这样算起来，不仅国内大的图书馆有收藏，就是一些中小图书馆也都有收藏。而且最近听说上海古籍还要重印。此外，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也将影印出版，藏于甘肃省图书馆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以及浙江图书馆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也有影印出版的动议，这样《四库全书》就已经遍地开花了。

2．《四库存目丛书》

该书总计收书4508种，其中经部743种，史部1086种，子部1253种，集部1434种。大陆有收藏的近百家。

3．《续修四库全书》

该书收书5388种：经部1237种，史部1113种，子部1642种，集部1396种。大陆有近300家收藏。

4．《四库禁毁书丛刊》

该书收书634种：经部16种，史部157种，子部59种，集部402种。大陆收藏170多家。

5．《四库未收书辑刊》

该书收书1328种：经部288种，史部278种，子部249种，集部513种。大陆收藏约30家。

上述所谓《四库》系列的丛书，总计收书9153种。其中经部书2972种，史部3195种，子部4127，集部5026种。（其中少量品种有重复）近年来影印出版的大部头的书还有很多。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收书120种；《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收书1252种；《中国野史集成》，收书1212种；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丛书集成新编》、《续编》、《三编》，所收四部之书达1万种。此外还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古今图书集成》、《山堂考索》、《十通》、《通志堂经解》，等等。

这些影印书在全国各地的收藏量都相当大，仅北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开架陈列的影印书就达4万种之多，查找起来并不困难。再重新影印一部《儒藏》实在没有必要。

标点排印的古籍，便于研究者查找使用，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便于普及。其缺点是易于出错。但是这种缺点是可以用合理的组织、把关以及通过现代化手段加以弥补的。汤先生说“这项工程决不是任何一个单位可以完成的，它要由有关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出版社通力合作才有可能完成”，“要全国（包括港台）专家学者通力合作。”这样出版质量就有了保证，使错误降到最低点。不仅如此，在排印本《儒藏》出版以后，我们还将出版原版图像光盘。这样，遇到问题可随时核对原文图像，完全弥补了整理本的不足。而且由于出版排印本就必然要形成电子文本，所以我们会考虑再进一步推出《儒藏》全文电子版。全文检索的功能，则是单纯的影印方案所万万无法企及的。

转载自《社会科学报》（2003年11月13日 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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