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5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学衡微信公众号举办“儒藏学衡讲座”第八次活动。本次特别邀请了同济大学哲学系谷继明副教授做题为《惠栋的经学史研究与经学史中的惠栋——附论经学史的定位》的报告。北大哲学系、《儒藏》中心杨浩老师主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博士生等参与讨论。

谷继明副教授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博士，一直致力于易学哲学、经学史、宋明理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显著成绩。目前已出版《王船山周易外传笺疏》《周易正义读》《周易外传校注》，并即将出版《周易内传校注》《易汉学新校注附易例》、王弼《周易注》（十三经古注系列之一种）等著述及古籍整理成果。

关于惠栋易学与经学研究的评价及定位问题，本次讲座谷继明老师主要从惠栋的易学研究内容及经学史、主流学界之评定、与戴震学术地位比较等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关于惠栋的主流认识，一般认为他是清代朴学大师、考据学的代表或领袖。如以其“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故古训不可改也”，将惠栋定位考据学家，认为他的学问主要在于清代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不过，除了考据学家外，也有些学者指出惠栋学问的更多面向，如陈祖武认为：“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依托。”“戴学毕竟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乾嘉学派吴皖分野说商榷》）陈黄中说他“识趣高迈，又雅不欲仅以经师自命”（《惠定宇先生墓志铭》）。可见所谓的小学，并非惠栋的志向。如果一味从传统的经学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建构出发，将理学看做是宋明的主流，将考据学看作是清代的主流，同时又将学术史看作具有一条脉络乃至“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个偏见，让我们把惠栋只是作为考据学家的代表。

其次，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认为，不能用考据学家来看待戴震（刺猬狐狸），戴震最自负的恰恰是钱大昕认为“不必传”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但不管把戴震看做考据学还是语文学家，我们都可以说戴震是“用语言分析来讲哲学思想”的一个学者（或思想家？）。从学于戴震的段玉裁、王念孙等，也是真正地要走向小学独立的道路。但惠栋完全是另外一种思路。我们也当然不能用考据学家来看惠栋，惠栋用以表达其哲学思想的，不是语言分析。戴震名曰《字义疏证》，“字义”恰恰是宋学的写作体裁，戴震拿过来这一体裁，不过是把考据放在里面，但仍然继承的是以字（概念）来讲思想的路子。——这意味着他做的是独立的语言学，独立的义理学（哲学），但非经学。惠栋则非是，其“求古”之学的实质，是要恢复整个汉代的经学特别是经义系统，进而上溯先秦。他不是依托着独立的“字义”来讲的。“字义”意味着从经义系统中剥离出来，回归到原典本身，依据作者自己的哲学思考来重新组织其体系。惠栋强调“师法”，就是要恢复原有的整个经义系统。惠栋著述在此方面典型的代表，专题性的如实呈现汉代师法者，是《易汉学》；依经作注，重新建构汉代经义师法者，是《周易述》；阐发其哲学与政治理想者，是《易微言》与《明堂大道录》。而这正是戴震所难以理解的。

第三，由此就可以重新审视高邮王氏《经义述闻》的《周易》部分对惠栋的批评。此书的《周易》部分，常常对惠栋有所批评。但检视其中条目，可以说王念孙、王引之根本理解不了惠栋。王氏与惠栋根本在两个频道，批评不到点子上。王引之在与焦循的通信中抱怨：“惠定宇先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王文简公文集》）但王引之与焦循也不相同。就易学而言，王氏父子以《易经》文辞训诂为中心（可以算上朱骏声）；惠栋以师法经义为中心；焦循直接离开文本和师法，师心自用，自建象数体系。

第四，惠栋讲的微言和大义，是一个精心建构（或恢复）的系统。如果简要地表述，就是：《周易》的爻变之正成既济（元亨利贞）（《周易述》），即《中庸》的天地位、万物育（惠栋有《易大义》，即《中庸注》之别名，漆永祥先生已辨析），即《公羊》学的致太平，即《礼运》的“天下为公”（惠栋有《礼运注》，今佚，可见他对此文献及理念的重视），即《月令》讲的明堂之政（《明堂大道录》）。明堂是政治的施设形式，天下为公是政治指导理念，致太平是政治目标，《中庸》的天地位万物育是天道（宇宙论）支撑，《周易》的爻变之正成既济是这些所有道理的象数化表达。惠栋的著作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目的的、精心安排的。

由是，《易汉学》不仅仅是一部考据学或者易学史著作。惠栋的汉代易学史研究，就是要恢复出整个汉易的师法体系，再通过裁断，上推至七十子的大义，乃至于孔子的微言。由此再衡之以己心，推出自己对于形上学和政治的构想。经学史（易学史）研究是惠栋建立自己思想的阶梯。惠栋既然强调经义系统，强调师法，就必然恢复师法——这就是他经学史研究的缘由。《易汉学》完成后，必然有后面这一系列“微言”、“大义”、“大道”的著作。在师法考证和恢复中，“由词以通其道”并没有什么地位。

第五，相比惠栋来说，为什么戴震在中国哲学史的论述中被重视，是因为他的著述形态符合哲学的定义。所以戴震、阮元、焦循这些人，就被认为是清学里最有哲学的，从而是有思想的、有义理的。可是，哲学不完全等同于思想和义理。探研字义的叫做古典学，研究概念的叫做哲学——这是以文字为本位，而不是以经书经义为本位。所以古代那些经学家根本得不到定位。因为他们不独立地探讨哲学概念（像戴震那样），故哲学史的人不管；但把他们归入纯粹的“小学”，却实在是不得其要领。所以要注意将哲学与思想、义理直接等同的看法（除非哲学自己扩大定义范围）。同时要改变古典学就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典章名物舆地的认识——这只能叫古典语文学，而不是古典学的全部。如果这些学科都不愿意改变定位，只好还是用“经学”这个提法。（若为了避免与史料学、小学的“经学”相等同，或许还应该专门划出“经义之学”）。

最后，谷继明老师认为，把惠栋当作清代考据学的先导或代表，显然是不准确的。近代以来的经学史建构，实在受了戴派很大的影响，于是惠栋便被当成了为戴震铺路的人物。由此再检讨，这种线性的（甚至是单线的）经学史叙述是不合理的。

讲座结束前，谷继明老师与前来听讲的学者、博士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