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5日下午，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儒藏讲坛”第五期在北京大学红二楼顺利举行。本期主讲人是来自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李若晖教授，讲题是“更礼以教——《诗·商颂·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

在导言部分，李若晖教授首先指出，根据他自己在《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一书中的研究，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实质上是君主制国体之下究竟实行何种政体。李若晖教授认为，今文经学以家人之礼的“亲亲”来制定经国大典，未能奠定大一统王朝的立国之基。今文经学所推崇的“推士礼以致于天子”的理念，以及士礼与天子礼同构的制度被古文经学家认为缺乏高层政治决断力。古文经学则以现行体制为基准，在儒学内构建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古文经学始则以《春秋》学居于礼学之上，将《春秋》之“尊尊”替换为秦制之尊卑，并进而以《周礼》为核心重建经学，由此糅合古今，形成了郑玄礼法双修与何休君天同尊的经学体系。但《久旷大仪》因限于篇幅和结构，未能对郑玄的经学体系展开论述，职是之故，李若晖教授指出目前自己的着力点就是先从《毛诗》郑笺入手，对郑玄的经学体系进行深入剖析。

接下来,李若晖教授先以他的近作《“忠臣尽心”：〈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一文为例进行了分析。他从《鹿鸣》传笺歧解与经义建构切入，梳理出毛传和郑笺对于《鹿鸣·小序》中“《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的解释及其隐含的虚君与尊君之差别。毛传的解释意味着君不以一己之智治国，而是尊重群臣，倚仗群臣治国，由此必然导向虚君。郑玄则竭力将赴宴者区分为“嘉宾”与“群臣”，由群臣招呼贤者成为嘉宾，并置之周之列位。于是郑玄的经义是在国家制度中，只允许存在君臣之分，绝不容有非臣之宾师，乃是一绝对的君尊臣卑观念。

基于同样的思路，李若晖教授围绕《商颂·那》毛传与郑笺之间的关联与分歧，试图重构对汉代大儒郑玄的经学性质和使命的认识。《那》是《诗经·商颂》的首篇，一般被认为是祭祀成汤创业功绩的乐歌。对于《那》的解释及其主旨，毛传和郑笺有着不同的观点。李若晖教授认为差异的背后乃是由于郑笺的解释贯穿着“更礼以教”的原则，郑玄作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力图构建起一个经律同相、礼法双修的儒学体系。

首先，李若晖教授先从《那·小序》入手，通过考察毛、郑对小序“祀成汤”解释的差异，认为毛传强调诗在礼中，祀汤之礼用叙汤之诗，而郑笺则强调礼在诗中，诗所叙者乃祀汤之礼。对于《那·小序》中所言《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的说法，李若晖教授认为周太师以《那》为首，《那》以汤为首，但是殷礼所传之《商颂》并不以《那》为首，原当以祀契之诗居首。由此，李若晖教授认为周太师编《商颂》以《那》为首，是模仿《周颂》重编《商颂》，以周礼改造殷礼，而周太师这种“更礼以教”的原则亦在郑玄进行经义建构时得到贯彻。其次，李若晖教授着重分析了毛传、郑笺对于《那》诗字句训诂解释的差异，他认为郑玄对于《那》的释义乃是基于自身的经义建构。郑玄认为《那》为太甲祀汤，而非汤祀契等先祖；贬契不得称王，实际上是将天子不祀非天子的汉制（本于秦制）原则引入，进而将《商颂》礼制从周礼转向汉制。

李若晖教授进而总结说，《那》诗乃三代礼制重叠：既为《商颂》，自然为殷礼；周太师重加编次，以及毛传之阐释，乃以周礼改造殷礼；郑玄则不仅将周礼之改造贯彻得更为彻底，更进而以本朝的秦汉之制再次改造《商颂》之周礼阐释。毛传以《那》为汤祀先祖，于是合血脉与功业为一。郑笺以《那》为太甲祀汤，则是取秦汉极庙之制改释，崇功业而废血脉，将“更礼以教”作为原则贯彻到底。

最后，李若晖教授与在场的师生就《那》诗的具体训诂、郑学的研究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