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6日，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办的“儒藏讲坛”第三期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红二楼举行。本期主讲人是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李畅然副研究员，题目是《“对文则别，散文则通”——“十三经”形成的纵横两线、传记升经机制的类型学暨著作间内容关联模型》。

儒家经典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载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活水。儒经体系始终保持着适度的开放性，大致经历了从五经到十三经的扩展；其具体历程颇为曲折，而非直线演变。本次讲座李畅然老师将西汉五经作为给定不移的起点，聚焦于从五经到十三经所扩展的八九部传记著作——《周礼》《礼记》，《春秋》三传，以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探讨其升经机制上的异同。

导言中，李老师指出战国中后期经书之义来源于经线在纺织工艺中的地位，中间经历了春秋时指社会基本法规的过渡。至于“经”之本义，当取义于径直。各家学派都有其经典。儒家十三经形成过程的经典叙述大致成立，唯有两大疑点。一、有曲折：《论语》早在东汉即列入“七经”之目，唐代“九经”却不列入。二、名称滞后：唐代即备十二经之实，却未见其名；宋熙宁四年即备十三经之实，一百八十年后始见“十三经”的史料。本次讲座即为寻求合理解释。

讲座主体的前半部分介绍“对文则别，散文则通”的语用机制和五经扩展为十三经的纵横两线。近义词经常可以混用，即“散文则通”；“经”“传”因高低不同，一般是混传称经。这种混称日常随时发生。除了古典目录和晋唐涉及纬书的例子以外，与经目相关的最早例子则是《易传》。东汉七经、晋宋十经、南宋民间九经、十一经以及十三经都属于“散文则通”，主要便于收藏流通时的计数，不成典要，十三经名称的滞后即与此有关。须辨析的是《春秋》三传计入九经，实非反过来混经称传，而出于借代。

经目扩展所谓的纵横两线，纵线是从“五经”到“九经”，也即《礼》和《春秋》各分为三，属于单经义的衍生、扩展，一般是单个进行；横线则主要是从西汉“五经”到东汉“七经”，从唐“九经”到宋末“十三经”，以及从南宋“六经”到同期民间“九经”，是外围的《论语》等几部带有群经总义性质的入门教材在整体上的扩展。两条线索都受“散文则通”这一基本语用原理的支配，但只有区别了单经义与群经义两线，才会理解东汉七经在唐九经中未留痕迹的这一曲折。

在古典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单经义与群经义分属于经部的两大板块，这几乎决定了其升经的历程暨稳定性。原典、内传、外传、群经总义、个人别集，可以构成内容关联序列；个人别集如果经典化，就是新的诸子原典。

讲座后半部分提出了传记升经的三类机制，大致构成一个经传密合程度的序列。关系最密切的是附着型，主要指注疏体著作。注疏起先也与原典别行，但由于其内容分布步趋原典之章句，因此东汉至南北朝出现包含《春秋》三传在内的经传合写，南宋则注疏合刻终成主流。其次是替代型。纵线里的《礼记》之所以能替代本经，是因为它揭示出礼的意义、功能，更具超越性，不像《仪礼》《周礼》只记载外在的旧制。关系最远的是另行扩展型。纵线里的《周礼》其实完全是另一部著作，它一入经即遮住了传统《礼》经的光芒，事属经典，不可复制；横线里的《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要么整体另行扩展，要么整体皆否。三类机制中附着型阻力最小，却容易动摇；替代型较难，却更稳固；另行扩展型总体上阻力最大，升经地位的稳固性则有强有弱。

单纯为八九部书的升经历程分为三类，意义有限。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到学派乃至文化的接触冲突交融当中，则会发现其参考价值。如基督教在唐代未能扎根，明清之际主要采取了附着型的传教姿态，晚清在殖民势力的支持下改以另行扩展为主，佛教中传也大致经历了从附着到另行扩展的历程；至于基督教在美洲特别是中美洲的传播，则主要是替代型。三大模式自然也可以用到汉文化的传播当中。人类社会的权力流动仿此。此外替代型下属的四个小类，则为探讨经传、注疏合会包括今本《易经》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框架。

南宋还出现过“空位吸引”。唐宋九经至南宋初稳定为六经，导致民间以《论语》《孟子》《孝经》凑足九经之数。这形式上是广义的替代，但本质上仍是另行扩展。“九经三传”破坏了单经义居群经义之前的古老传统，其与“十一经”的变换，或许为“十三经”的提出有所铺垫。

李畅然老师关于十三经形成过程的探讨深入细致，引入了传统的训诂学原理，并尝试归纳出三类升经机制，使大家对儒家经目发展史有了新的理解。在场师生就归纳类型有无意义、三传合会的传本始于何时、汉唐五经的异同、唐制是否存在从五经到九经的发展等问题与李老师进一步沟通，氛围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