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13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第七期“儒藏讲坛”隆重开讲。本期主讲人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婧宸老师，题目为“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流传与刊刻”，由《儒藏》中心张丽娟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缘起，介绍董老师研究《说文》版本系统的缘起，简介《说文》版本系统的形成和基本知识；第二部分是关于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和宋元递修本《说文》的版本问题；第三部分考察清代前期影响较大的汲古阁大字本相关问题；第四部分讨论清代小字本《说文》翻刻本，包括藤花榭本、平津馆本及其翻刻本；第五部分阐述《说文》的版本源流与《说文》学研究的互动关係。
一、缘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铉等人奉诏校定《说文》，并下国子监刊版。由于修版、补版、翻刻，形成了《说文》版本差异。重要的《说文》刊本，往往与小学家、藏书家、校勘家的相互交流有著非常密切的关係，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源流。每一个刊本背后，特别是清代的《说文》刊本，事实上也反映著不同的校勘理念和校勘成果。
现存的主要版本或其分支，包括唐本（李阳冰《刊定説文三十卷》）、大徐本（徐铉《说文解字》）、小徐本（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本次讲座关注的是大徐本。
二、宋本《説文解字》的版本问题
董老师首先论述了徐铉校定《说文》与北宋监本的诞生。崇文院和国子监是北宋的中央藏书校书和出版机构，崇文院下有昭文、史馆、集贤院，与祕阁合称“馆阁”。据徐铉《上说文表》可知，大徐本的校定底本为“集书正副本”（即集贤院藏书）及群臣家藏的写本。在校定内容方面，徐铉等人的工作包括：大徐十九篆收入正篆；402条“新附字”收入部末；对部分内容增加注释（题李阳冰、徐锴、徐铉）；依据孙愐《唐韵》增加反切；增加标目，分为三十卷。大徐本经过校定后，下国子监刊版。大徐本的产生，不仅促进了《说文》的流传，也成为后世流传的版本之始祖。宋代的官修字书、韵书中所收录的《说文》，事实上也都是以大徐本为主要依据。
关于《说文》宋本的著录与流传，由于《说文》旧椠板式狭凑，清人多称为“小字本”（与汲古阁“大字本”相对）。目前存世的宋本共八帙，其中国图额勒布旧藏本、湘图叶启勋叶启发旧藏本、静嘉堂文库王昶旧藏本、国图黄姬水旧藏本，较为完整；杏雨书屋内藤湖南旧藏本、北大赵宧光钱曾旧藏本、台图宋葆淳旧藏本、国图周叔弢本为残本。另外，清人记载中，还包括周锡瓒本、叶万抄本、钱侗影抄王昶本（今藏上图）等重要的小字本《说文》。
清人在《说文》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小字本《说文》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异文和版式差异，如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指出：“三小字宋本（周锡瓒本、王昶本、叶万抄本）不出一椠，故大略相同而微有异。”对宋本《说文》版本研究，前贤时彦已有许多重要成果，但还有一些分歧和不足，如採用了有文字改动的翻刻本或影印本、未充分区别宋本《说文》上的版刻异文和非版刻异文、版本研究与《説文》研究的结合不够充分等，造成了对《说文》各本的刷印先后、版本性质的判断的一些疏失。
根据板片、刻工、文字和相关文献记述，存世的小字本《说文》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差别。杏雨书屋本、额勒布本、黄姬水本及周锡瓒本为早修本，经过元代一次修补版；叶启勋本、钱曾本、王昶本、周叔弢本、宋葆淳本及叶万抄本的祖本为晚修本，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各本之间，既有因修补版造成的版刻差异，亦间有因描润、抄补造成的非版刻差异。
从版本源流看，存世的南宋刻元代递修的小字本《说文》，祖出北宋监本，南宋前期刻于杭州地区，元代版移西湖书院。宋代可辨的刻工，集中在宁宗时期，元代有两次修版，第一次在大德五年（1301）前后（即早修本），第二次可能在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361—1362）（即晚修本）。第二次修版规模较大，多取其他字书、韵书并随文修改，校改质量不高。清人校勘时所引的宋本差异，除抄补、描润外，多由于《说文》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异所致。
厘清《说文》宋元递修本的版本差异，能在版本学上推动对西湖书院参与刊刻、修补的相关版本的研究，也有助于明确清代学者流传的相关宋本的具体印次，并推进对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刊刻底本、刊刻过程的认识。
三、汲古阁本的刊刻及其影响
汲古阁本是清代第一个始一终亥本的《说文》刊本，清人称为“大字本”，清代初年流通最广。从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以来，即注意到汲古阁本的印本复杂。结合前人研究和董老师经眼的情况看，存世的汲古阁本，至少可以区别为五次剜改以前的试印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及五次剜改以后的初修印本、后印本等不同的印次。
从版本源流看，今藏南图的汲古阁本试印本上，有毛扆校跋，透露出汲古阁本刊成，在康熙四十三年前后。比较汲古阁本试印本和赵均抄本残卷、小字本《说文》可知，汲古阁本试印本上的篆形、说解，呈现出以赵抄本为底色，又曾据小字本、小徐本等他本校改后的面貌。可以推测，汲古阁本的写样底本，为赵均抄本或同祖的抄本，并曾以小字本《说文》校改，或在毛晋时即已经完成；同时，康熙四十三年校改试印本时，毛扆手边已无毛晋旧藏的小字本《说文》，故多取《系传》，参以其他字书、韵书校改。毛扆在试印本上的校改，大部分已吸收入初印甲本。康熙五十二年，毛扆第五次剜改汲古阁本时，取印次为初印甲本的某一个印本作校样进行校改。正如段玉裁所指出的，“四次以前，微有挍改，至五次则挍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第五次剜改之后的后印本，是乾嘉时期的通行本，也是朱筠椒华吟舫本和乾嘉时期几个汲古阁翻刻本的源头。
四、清代仿宋翻刻小字本《说文》
嘉庆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阁说文订》的初衷，是为给学者提供基于汲古阁本的校勘成果，而该书所揭橥的宋本《说文》，促成了依宋本行款翻刻的小字本《说文》的面世。
额勒布藤花榭刊本刊成于嘉庆十二年，学界亦称“鲍本”，板式略大于宋板，《书目答问》称“藤花榭额氏刻中字本”。其底本实为额勒布所藏早修本。但藤花榭本刊刻时曾参考毛氏汲古阁本及《汲古阁说文订》的“宋本”（晚修本的王昶本异文）进行校改，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文本面貌。
孙星衍刊平津馆本《说文解字》时，原拟包括翻刻宋本、撰写校勘记两项工作。翻刻宋本的工作，从书札题跋看，平津馆本的底本，实为孙星衍自额勒布处借得的宋小字本，但由于此时藤花榭本已经刊成，孙星衍不便明言其底本。尽管孙本封面题“嘉庆甲子”（嘉庆九年），但从相关材料看，平津馆本《说文》实际由顾广圻在苏州主持，约嘉庆十五年左右刊成。
孙本的校勘记，肇端于嘉庆初年姚文田、严可均所辑“群书引说文类”，至嘉庆十一年，严可均馆于孙星衍山东平津馆，又以辑佚材料为基础，重加案断，形成初稿。嘉庆十二年，孙星衍以严可均校语过录于大字本《说文》，嘉庆十四年吸收严说收入《重刊序》。嘉庆十五年孙本刊成后，顾广圻曾覆核严可均所引的《说文》、《系传》及字书、类书、他书引文，全面订正严可均校语的引文讹误，但校勘记的相关工作，约在嘉庆十九年终止，最终未能刊成。严可均在孙星衍去世后刊成的《说文校议》、同人传抄的顾广圻《顾氏说文学二种》，是严可均、顾广圻在平津馆本中刊刻时的不同校勘工作和校勘理念的反映。
平津馆本《说文》，由孙星衍、顾广圻主持，以“不校校之”理念，基本依额勒布旧藏宋小字本的板式、文字忠实翻刻，故《书目答问》有“孙本最善”之论。清代后期，陶升甫刻本、丁艮善刻本、蒋瑞堂刻本等本，依孙本行款翻刻；陈昌治本则据孙本文字，改爲一行一篆，成为今天通行的《说文》版本。
五、《说文》版本背后的《说文》学史
在清代《说文》学的背景之下，每一个《说文》刊本，既以同时代的《说文》研究为基础，也受制于刊刻主持者所能获见的版本和校勘理念。同时，清代学者的《说文》研究，既以各自的研究理念、同时代的《说文》学研究基础为背景，也受制于其所能获见的版本。
在清代《说文》的研究和刊刻中，也反映出不同学人在本校、他校、理校等不同校勘理念下的碰撞。清代《说文》校勘著作众多，核验相关底本可知，有的学者是亲自校勘，有些则过录他人的校勘成果，因此，在研究和使用清代校勘时，也要加以甄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