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文學院古籍所）
三傳的“注疏”把“屬辭比事”看作闡發《春秋》書法義例的一種有效的方法，認為三傳對書法義例的闡發主要是運用此法；同時，他們也運用此法進一步擴充了《春秋》的書法義例，並提出了屬辭比事的相類等原則。通過“屬辭比事”闡發書法義例具有一定的靈活性、開放性，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杜預的經承舊史說，則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這種方法的無限使用。三傳的“注疏”在運用“屬辭比事”時，以充分必要式的理解邏輯，力圖在事辭義之間建立一種必然的聯繫，從而使書法逐步條例化，並導致了書法的進一步膨脹。
相傳《春秋》是孔子所作，其中蘊含着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春秋》學者探討微言大義的過程中，通過闡發《春秋》的書法義例以明其義的這種阐释方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闡釋方式最初是由《公羊傳》、《穀梁傳》和《左傳》三傳所開創；後來，何休、范寧和杜預分別為三傳作注，徐彥、楊士勳、孔穎達又分別作疏，對三傳的書法義例作了大規模的擴充。
三傳的“注疏”在闡發書法義例時，所使用的一個基本方法就是“屬辭比事”。“屬辭比事”一語，最早見於《禮記》。《禮記·經解》孔子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對於“屬辭比事”一語，鄭玄注云：“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辯之事。”孔穎達在《禮記正義》中進一步解釋道：“屬，合也；比，近也。《春秋》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這就是說，《春秋》之作，是聚合、連綴有關文辭，比次、排列相關事實。這實際上是原《春秋》著作之旨，從《春秋》文本的寫作和表述層面，對《春秋》文辭、記事特點所做的解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是孔子本人的看法，還是後人對《春秋》認識的一種總結而假託孔子，不得而知；但自從有《禮記》此語之後，“屬辭比事”確實成為後世《春秋》學者理解、解釋《春秋》的一種方法。如三傳學者主要從實踐層面對“屬辭比事”加以運用；宋代以來，開始有許多《春秋》學者屬意于“屬辭比事”這一術語，闡明其含義，明確其作用。不過，由於學者們解釋立場的不同，他們對這一術語的理解也有異。
“屬辭比事”作為理解《春秋》的一種方法，從三傳及其注疏的具體闡釋看，它首先是一種比較的方法。利用“屬辭比事”這種方法，經過前後比較，以明《春秋》書法之異，這是強調書法的特殊性。如，文公七年：“晉先蔑奔秦。”《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穀梁》認為這裏不記作“出奔”是書法所在，因為同樣是出奔，其他出奔者多言“出奔”，先蔑出奔却不書“出”，這必定蘊含有孔子之義，故《穀梁》解釋說，這裏不書“出”，是因為先蔑當時在國外，並逃離軍隊，跑到秦國。其次，利用“屬辭比事”這種方法，經過前後比較，以明書法上的共同性，這又是一種歸納法，即經過比較同類事件，加以歸納推衍，揭示某種書法條例。如，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何休注：“內女歸例月。”徐彥：“即此文‘冬十月’、隱七年‘三月，叔姬歸于紀’、成九年‘二月，伯姬歸于宋’之屬是也。”依徐彥的解釋，“內女歸例月”這一例，實際上是何休對隱公二年、隱公七年和成公九年等經文經過前後比較、歸納而得出的，即《春秋》對魯女出嫁之事，一般都記其月份，因此，何休推衍說，魯女出嫁，《春秋》都記月份。
“屬辭比事”作為探求《春秋》書法的一種方法，在三傳中得到初步運用。後來，三傳的“注疏”更是運用這種方法，彌縫、補足、擴充三傳的書法義例；同時，他們對“屬辭比事”的認識也更加明確、深入，但在理解邏輯上已與三傳有所不同。本文擬從三個方面考察、分析三傳的“注疏”對“屬辭比事”的認識和運用情況。
一
三傳“注疏”中的屬辭比事
何休、范寧、杜預在其注解中對三傳的書法義例作了進一步的彌縫與擴充，其中，何休、范寧認為，《公羊傳》、《穀梁傳》主要運用屬辭比事這種方式，來闡發《春秋》的書法義例。如，何休、范寧常常用“據”字分別闡明《公羊傳》、《穀梁傳》發問的依據。如：
1、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何休：“據凡伯稱使。”
2、僖公二十一年：“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公羊》：“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何休：“據執滕子不言釋。”
3、成公十六年：“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穀梁》：“執者不舍。”范寧：“據昭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不言舍。”
從上述幾例可以看出，何休、范寧認為，《公羊傳》、《穀梁傳》是通過“屬辭比事”的方法，前後比較，以明書法義例。如第1例，何休認為，同樣是天子大夫出使，隱公七年凡伯出使言“使”，而此處不書“使”，故《公羊》以不書“使”為書法進行闡釋。再如第3例，范寧認為，對於昭公二十三年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之事，《春秋》並沒有記載赦免之事，據此，《穀梁》推衍出“執者不舍”之例。
杜預雖沒有對《左傳》中的書法義例作出類似的說明，但他也認為，“屬辭比事”是理解《春秋》書法義例的一種方式。如他曾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闡明他推闡《左傳》書法義例的兩種方法：
第一，“觸類而長之”。孔穎達解釋說：“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為新意。”
第二，“推變例以正褒貶”。孔穎達解釋說：“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
從孔穎達的解釋看，這兩種方法實際上是屬辭比事法，即經過比較，加以歸納類推。具體說，依照《左傳》的已有解釋，去闡釋具有相同書法特點的其他事件。
既然“屬辭比事”是三傳闡發書法義例的重要方式，那麼，三傳之注也就循着這種思路，在其注解中也運用這種方法，分別對三傳的書法作了大規模的闡發、擴充。如：
1、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運、讙、龜陰田。”何休：“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
2、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范寧：“文三年‘王子虎卒’，不日。此日者，錄其恩深也。”
3、宣公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杜預：“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
以上三例，都是通過“屬辭比事”的方式，前後比較，明其書法異同。如第1例，何休認為，同是齊人歸還魯國土地，宣公十年齊人來歸還濟西田不書“來”，而此處之所以書“來”，是因為運、讙等地，早已不是魯國的土地。第2例，同是周王室大臣之卒，對王子虎死亡不記日期，而尹氏死亡却記“日”，范寧認為，這是因為在參加周天子的葬禮時，尹氏接待了魯國人，與魯有交接之恩。第3例，同是齊人歸還魯國土地，定公十年齊人歸還鄆、讙、龜陰田書“來”，而此處之所以不書“來”，杜預認為，這是因為魯公親自到齊國接受這些土地。
此外，三傳之“注”還利用“屬辭比事”的方式，歸納推衍，以探求其“例”。關於這一點，本文的引言部分曾引何休的說解，加以說明。其實，不僅何休是如此，范寧、杜預也是通過這種方式，來推求《春秋》之“例”的。如，莊公二十年：“夏，齊大災。”楊士勳：“范例云：災有十二，內則書日，外則書時。”通過楊士勳的闡釋可以看出，范寧經過歸納認為，《春秋》共記載火災十二次，其中魯國火災記載日期，國外的火災記載“時”。再如，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杜預：“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系國。”孔穎達：“吳滅州來，晉滅下陽，如此之類，皆不系國，知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系國也。”在這裏，杜預立“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系國”之例，即大的城邑《春秋》只記載其名字，不用再表明國家歸屬。依孔穎達的解釋，杜預此“例”是比較了“州來”、“下陽”等城邑之後，經過歸納推衍而求得的。
三傳之注分別對三傳的書法義例作了大規模的闡發，嗣後，徐彥、楊士勳、孔穎達等人又作了進一步的疏解，他們沿着三傳之注的思路，進一步貫徹了“屬辭比事”這一方法，可以說，“屬辭比事”法在三傳之疏這裏得到了廣泛的運用。
首先，徐彥、楊士勳、孔穎達等人，常用“屬辭比事”的方法，對傳注的闡釋，提供依據。如，從徐彥的具體解釋看，他在這方面的用語比何休更加豐富，除了“據”這一術語外，常見的還有“執不知問”、“決”、“正以”等。如，桓公十五年：“許叔入于許。”何休：“稱叔者，春秋前失爵，在字例也。”徐彥：“正以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經書許男故也。”除此之外，徐疏中還有“難之”、“怪之”等術語，也是以屬辭比事的方式來揭示其書法的。楊士勳同范寧一樣，認為《穀梁傳》也主要是通過“屬辭比事”來闡明《春秋》書法的。如他也常通過“據”這一用語來說明《穀梁傳》書法的依據。僖公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穀梁》：“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楊士勳：“據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不言‘之’。”此外，楊士勳還舉了一個反面例子，說明《穀梁》對屬辭比事的運用情況。文公十五年：“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楊士勳：“《公羊傳》云：‘郛者何？郭也。’此不發傳者，《春秋》唯有此事而已，非例所及，故略之也。”“入其郛”在《春秋》中唯有此事，沒有用來可比較的，故《穀梁傳》沒有以屬辭比事的方法揭示有關書法義例。孔穎達在其疏中則常用“決”字，說明杜預書法的根據。如，閔公二年：“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杜預：“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孔穎達：“此決莊元年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也。”
其次，除了用“屬辭比事”的方法證成傳注的書法義例外，還在傳注的基礎上運用這種方法闡釋新的書法義例。如：
1、定公元年：“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徐彥：“《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地，即下六年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秋‘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之屬是也。”
2、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楊士勳：“然彼不言戎之伐我，此云齊人侵我者，彼是戎狄，不使之近我，似若望風退走然；此齊是中國，侵又淺事，故舉之以見公追非正也。”
3、昭公十六年：“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孔穎達：“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彼書楚子之名，此不書楚子名者，彼注云：‘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此非蠻人所告，蓋楚人不以其君名告，故不得書其名也。”
第1例，徐彥通過前後比較發現，《春秋》對諸侯擒獲大夫事件，多不書地點，因此推衍說：“大夫見執，例不舉地。”第2例，楊士勳認為，同樣是魯侯追趕來犯之敵，此處記載齊人來侵犯，而莊公十八年之所以未記載戎來侵伐，這是因為戎是夷狄之國，故不記載來犯之事，而齊是中國，又是小規模的戰鬥，故記載魯侯追趕來犯之敵，以明不合正道。第3例，孔穎達認為，同樣是楚子誘殺，昭公十一年書楚子之名，此處之所以不記載其名，這是因為楚人並沒有把其國君的名字赴告給魯國。
再次，徐彥、楊士勳、孔穎達等在使用屬辭比事這一方法時，還提出了屬辭比事的相類等原則。按，關於“屬辭比事”的原則，早在何休《公羊傳解詁》中，就已有所揭示。文公十五年：“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何休：“言齊人不以棄歸為文者，令與敖同文相發明。”《春秋》之所以書作“齊人來歸”，而不書作“子叔姬來歸”，目的是與公孫敖相互啟發。何休於此提出的“同文相發明”，實是屬辭比事的原則，即文字表述相同或相近，其義可以互相啟發。關於公孫敖之事，《春秋》在同年曾有記載：“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兩相比較，《春秋》對子叔姬和公孫敖的記載，都是“齊人歸”的這種表達方式，此即“同文”。《春秋》記“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表明齊人憎惡他；同樣，“齊人來歸子叔姬”也是此義；此即“同文相發明”。從這裏可以看出，何休所提出的這一原則，是強調辭與義的對應關係，即辭同則義近。在何休的這一解釋基礎上，三傳之疏對“屬辭比事”的原則，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如，徐彥在使用屬辭比事這一方法時，提出了屬辭比事的兩個原則：
1、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公何以不言即位？”何休：“據文公言即位也。”徐彥：“問曰：桓公元年春亦書即位，傳所以不從始，而遠據文公何？答曰：正以文公正即位之始故也。桓公篡而即位，非其正，故雖即位在文公前，猶不據之。”
2、襄公五年：“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公羊》：“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休：“據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徐彥：“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據蔡侯，此據郤克者，欲逐其相類故也，何者？彼齊侯、鄭伯是君，且事不干魯，故據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親，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引譬連類，得其象也。”
第1例，何休以文公書即位為例來闡明《公羊》發問的理由。徐彥認為，何休之所以選擇文公，而不是選擇桓公，是因為桓公通過篡位這種非正常的手段繼承的君位，而文公則是依照禮制即位。在這裏，徐彥實際上強調了“屬辭比事”要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第2例，在闡發《公羊》發問的依據時，何休對同樣的發問，先後用了不同的事例進行說明。如在闡發《公羊》的“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這一發問的依據時，何休在桓公五年以“蔡侯東國”為例進行說明，而在此處却以“晉郤克與臧孫許”為例。對相同的發問，何休為什麼選取不同的事例說明呢？徐彥認為，這是要“逐其相類”、“引譬連類”，即要選擇性質相近的事件進行比較對照。如此處的叔孫豹等都是大夫，故何休選取了晉國的大夫郤克等為例進行說明；而桓公五年的齊侯、鄭伯是國君，故何休選取了蔡侯為例加以說明。在這裏，徐彥實際上闡明了“屬辭比事”的一個原則，即同類相比的原則。
楊士勳在運用“屬辭比事”時，也注意到了“屬辭比事”的相類等原則，如，桓公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其不言使焉，何也？”范寧：“據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稱‘使’。”楊士勳：“此年‘天王家父來聘’，五年‘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范不據之，而遠據四年宰渠伯糾者，彼宰是官，此公亦是官故也。”在這裏，范寧以桓公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為例，說明《穀梁》發問的理由。楊士勳認為，王室大臣出使的，除桓公四年宰渠伯糾外，還有本年家父的出使，五年任叔之子的出使；范寧之所以選擇宰渠伯糾為例進行說明，是因為“宰渠”與祭公之“公”相類，即都是官位。
孔穎達在運用這種方法探求書法時，則具體提出了“事相類”、“文相類”的屬辭比事原則。如：
1、桓公十七年，《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杜預：“公子達，魯大夫。”孔穎達：“知非鄭人者，若是鄭人，當在君子之前言之。傳先載君子之議，後陳子達之言，是達聞其言而評之，與臧文仲聞蓼六之滅，其事相類，故知是魯人也。”
2、莊公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杜預：“羈蓋曹世子也。”孔穎達：“杜以此經書‘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其文相類，故附彼為之說。”
第1例，孔穎達提出了“事相類”原則，即進行屬辭比事的事件性質要相似。在這裏，孔穎達認為，杜預之所以認為此處的公子達是魯國的大夫，是根據事相類的原則進行推衍的。在此處，《左傳》引公子達之語以評價鄭國的高渠彌，這與文公五年引臧文仲之言以評價楚滅蓼、六之事相類；既然相類，知道臧文仲是魯國人，那麼公子達也應是魯國人。在第2例中，孔穎達提出了“文相類”的原則，即文詞的表達方式要一致。孔穎達認為，杜預之所以認為曹羈是曹國世子，這是因為《春秋》對此事的記載，先書其出奔，後書赤回國，這與“鄭忽出奔衛，突歸于鄭”的文字表達方式是相類的；故鄭忽是世子，則曹羈也是世子。
二
屬辭比事的靈活性與局限性
屬辭比事這種探求書法的方式具有一定的靈活性和開放性，因此，《春秋》的書法義例才會不斷被擴充。在運用這種方法時，徐彥、楊士勳、孔穎達等都曾提出屬辭比事的相類原則，但相類原則其實是比較模糊的，何為相類，不同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因此，他們所比較的對象也會有所不同。如：
哀公十一年：“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何休：“不從內與伐，使吳為主者，吳主會，故不與夷狄主中國也。”徐彥：“案宣十二年，‘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林父序于楚子之上，亦應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而注云‘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為君臣之禮以惡晉’者，正以楚莊王稱子，據彼君文成矣。有王伯之事，雖以臣及君，不嫌晉直。今吳稱國，君文不成，而序國書之下，寧得類乎？”
按，哀公十一年和宣公十二年之事，同是中國大夫與夷狄交戰，同是中國序上，夷狄序下，因此其事相同，其辭相類，其義也當相近，但何休的解釋却前後不同。在哀公十一年，何休認為，不使吳序上，是不贊成夷狄之國主導中國之事；在宣公十二年，何休認為是贊同夷狄之楚而憎惡晉國。對此，徐彥認為，何休的解釋之所以前後不同，是因為這兩件事其實是不相類的，宣公十二年楚莊王稱“子”，表明他是國君；而在此處，《春秋》直稱吳，未稱其爵；因此，在文辭上，兩者不是同類的；文辭不同，故何休所釋也不同。
再如：
昭公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左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杜預：“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召，不行會禮，故不總書。”孔穎達：“服虔以為此會宋、鄭、衛之大夫不書，叔弓後也。服見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歷序諸國，乃云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服意准彼為義，故云叔弓後耳。
“彼為盟主所召，故諱後期。此則楚非盟主，何以當諱？《春秋》之意，豈欲魯棄晉而從楚，乃為之諱其會楚遲也？且彼不書所會，乃總書諸侯，此若是會，經何以不總書叔弓會諸侯之大夫，傳何以不言叔弓會楚子、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于陳也？今傳以四國大夫共會楚子，義非扈類，足以可明。”
在這段疏文中，孔穎達批駁了服虔的解釋。服虔認為，文公七年魯侯與諸侯之會與此處叔弓與楚子之會，在文辭上是相類的，即文公七年對與會的諸侯《春秋》不一一序列，此處也對宋華元等諸國大夫也不一一序列；其文相類，則其義相近，文公七年不序列諸侯，《左傳》認為是魯侯晚到，那麼此處不序例大夫，應是叔弓晚到。孔穎達對此作了批駁。首先，他指出，文公七年之會是盟主所召請，而此處楚國並非盟主，這是事不相類；其次，文公七年不序列諸侯，《春秋》用“諸侯”作為總稱，而此處却沒有用總稱大夫之詞，這是文不相類；事不相類，文不相同，其義豈能相同？
從以上兩例可以看出，屬辭比事這種方式，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側重點不同，比類不同，所闡明的書法義例也不同。
屬辭比事這種探求書法的方式雖然具有一定的開放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上文曾說，用“屬辭比事”的方法以探求書法，是比較靈活的，但是傳或注的說解有時是比較複雜的，當用這種方式來理解時，他們有時會發現這種方式對書法的探求並不一定都適合。僖公元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徐彥：“季子之逸慶父，齊桓之討哀姜，二義相違，而皆善之者，誅不辟親。王者之道，親親相隱，古今通式。然則齊桓之討哀姜，得伯者之義；季子之縱慶父，因獄有所歸，遂申親親之恩，義各有途，不可為難矣。”季子逸賊，齊桓討賊，事情相關但性質相反，其義也應不同，可是“傳”都對他們加以褒揚，對此，徐彥彌縫說：“義各有途，不可為難。”這其實是對屬辭比事闡發書法義例的有效性，產生了疑惑和不解。
而孔穎達則認為過度屬辭比事，其實是代前人立說。如上文所舉昭公九年之例，孔穎達反駁服虔之說，最後說：“且叔弓若後，傳當言之。傳不言後，而服以為後，是欲代丘明為傳，非解之也。”其實，包括孔穎達在內的三傳學者，又有誰不是代前人作注解呢？甚至說是代孔子立言呢？
一任屬辭比事，按照既定的邏輯闡發《春秋》的書法義例，必然會導致說解的前後不一，對於這種情況，三傳中的《公羊傳》曾提出“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之說，但這一說法近於狡辯，不能饜學者之心。在後來的三傳學者之中，首次對“屬辭比事”進行學理上說明的，當是杜預。杜預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從兩個層面對前人的過度屬辭比事以求書法的情況作了批判。首先，他從正本清源的角度，認為《春秋》多承舊史，因此文辭上的差異並非都是孔子書法。他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說：“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在孔子與《春秋》的關係上，杜預繼承傳統的看法，認為《春秋》是孔子在魯史的基礎上筆削而成，但他同時認為，這種筆削是有限的。仲尼作《春秋》，以“周公之遺制”為準則，對於舊史文辭加以刊改。具體說，對於舊史有違周公之制者，有違教化者，孔子就加以修改；對於其他無防大義者，雖文字有詳略等方面的差異，皆沿用不改。從這裏可以看出，孔子對於舊史文辭並非都處處着意，相反，有很大一部分是魯史舊史原文。這就是經承舊史。從這裏可以看出，杜預的經承舊史說，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屬辭比事這種方法在探求孔子書法時的有效性。而在具體的說解中，杜預也往往把《春秋》文辭上的差異，歸之於三個方面：史異辭，從赴告，史闕文。如，昭公十二年：“晉伐鮮虞。”杜預：“不書將帥，史闕文。”杜預的這種解釋，具有廓清傳統的書法義例的作用，因為按這種說法，《春秋》的記載在稱謂上的差異、用詞上的不同，有很多是魯史本身的原因造成的，並不都關孔子筆削。此外，杜預還從語言表達層面對前人的屬辭比事作了駁斥。他在《春秋經傳集解序》中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在這裏，杜預首先點明時人及先儒對《春秋》書法義例的看法。他們認為，治《春秋》就應當“錯文見義”，即通過屬辭比事的方式以探求書法；如果按照經承舊史的觀點來看《春秋》，則豈不是會出現雖有事同文異，但却無義例的情況嗎？這與先儒的做法是相乖異的。對於這種觀點，杜預作了有限度的批駁。他說，先儒所言，錯綜其文以明書法，這就如同八卦一樣，一爻變則卦不同，如此就會形成眾多之卦；若如此，一字之異即是書法，則書法可謂多矣。接下來，他從文法上及門派出發分別從正反兩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一字之變不足以形成不同的書法，一個字的存在是依存於一句話或幾句話的，一個字的變化並不一定會影響句義的表達。其次，他認為像這種以一字為褒貶的書法，雖然存在，但要判斷何為孔子所着意書法，應當以《左傳》為依據。對此孔穎達曾說：“文異者，丘明不為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也就是，只有《左傳》中所闡發的書法才是《春秋》書法，即《左傳》中所出現的如書與不書、稱與不稱等這類解經語，除此之外都不是孔子書法。因此，杜預以及後來的孔穎達在運用屬辭比事這種方法探求書法義例時，往往把書法限定在很小的範圍內，“傳”既不言，則歸之史異辭，無義例。
三
屬辭比事與三傳“注疏”的邏輯方法分析
三傳，特別是《公羊》《穀梁》二傳在對《春秋》的書法義例進行闡釋時，所表現出來的邏輯並不嚴格。筆者曾對《春秋》三傳的判斷邏輯作過整理，據筆者分析，三傳（主要是《公羊傳》和《穀梁傳》）所立之“例”，既有非充分式的假全稱判斷，也有充分式的真全稱判斷，但充分必要式的真全稱判斷並不多；再者，對書法變例的闡釋，也往往不按照正例所規定的邏輯進行，不同的變例，不同的書法，其闡釋往往是不同的。對於這些情況，筆者已另辟專文加以說明，在此限於篇幅，只舉一例略加說明。如，隱公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公羊》：“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在這裏，《公羊》立“外取邑不書”正例，這一正例是假全稱判斷，而非真全稱判斷，更非充分必要式判斷，因此，這一正例的含義應是：凡是其他諸侯之間的掠取城邑之事，《春秋》一般不記載。依此例，莒人攻取杞之牟婁，本不當記載，可是《春秋》又為什麼記載呢？《公羊傳》認為，《春秋》之所以記載此事，是憎惡開始攻取別國城邑。從這裏可以看出，《公羊》的“疾始取邑”並不是從正例“外取邑不書”所規定的內外意義角度解釋的。總之，三傳（主要是《公羊》《穀梁》二傳）在闡釋《春秋》的書法義例時，往往隨義性比較強，並不遵循嚴格的邏輯。這也符合他們的邏輯，即書法義例只是一個符號，符號與義之間並不存在確定的聯繫。
但是這種情況到了三傳的注疏這裏發生了變化。他們往往把三傳的解釋作為既定之例，在辭與事義之間建立必然的聯繫，進行合乎邏輯的闡發。如上文所說的“屬辭比事”這種方法，即是這種邏輯的表現。這種辭和事義之間的聯繫，在三傳注疏中往往表現為事同則辭同，辭同則事義同；或者說事不同則辭不同，辭異則義相反。如：
1、定公四年：“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何休：“日者，定、哀滅例日。”徐彥：“既言定、哀滅例日，乃是滅為例矣。……案哀公之篇，更無書滅之經，而知例日者，正以文承定公之下，定公猶日，則哀公明矣。”
2、昭公二年：“冬，公如晉，至河乃復。”《穀梁》：“恥如晉，故著有疾也。”范寧：“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然則十三年、二十一年如晉，與此義同。”
3、襄公十四年：“己未，衛侯出奔齊。”楊士勳：“‘衛侯朔出奔齊’，傳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彼亦惡而書名，則北燕伯、蔡侯之徒，亦是書名以見惡也。”
4、定公十年：“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杜預：“稱弟，示首惡也。”孔穎達：“杜知是首惡者，以其特云‘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是辰牽率仲佗、石彄，故云‘首惡’也。若不為首惡，當如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楚’，不須‘暨’字以間之。”
第1例，何休對“滅”這類事件立日月時例：“定哀滅例日。”定公、哀公時期的滅亡事件，《春秋》都記載日期。徐彥認為，這一“例”是何休按照事同則辭同的原則，經過歸納推衍而來的；他說，哀公之時，《春秋》並無“滅”之文辭，何休之所以認為發生在哀公時的滅亡事件一定記載日期，因為哀公與定公同為所見之世，此即事同；事同則辭同，因此定公時期記載“滅”之日期，那麼哀公時期也必然記載日期。
第2例，昭公曾多次到晉國，《穀梁》曾解釋兩例，昭公二年解釋為“恥如晉，故著有疾也”，昭公十二年解釋為“季孫氏不使遂乎晉”。對這兩種解釋，范寧根據事同辭同則義同的原則，提出了“互文”說；他認為，同是昭公到晉國，且文辭相類，那麼其義也應相同；因此，這兩種解釋看似不同，實際上是互相啟發的，即由於季氏從中作梗，昭公不得進入晉國，故以此為恥，假託有病。同樣，對於《穀梁》沒有解釋的幾例，也當如此理解。
第3例，楊士勳認為，桓公十六年衛侯出奔、昭公三年北燕伯出奔、昭公二十一年蔡侯出奔，其事相類，都是出奔；其辭相同，都書其名；因此，其義也相同；桓公十六年衛侯出奔書名，是表示憎惡之義，那麼，北燕伯和蔡侯出奔書其名，也是憎惡之義。
第4例，杜預認為，這裏書作“弟”，是表示宋公之弟辰是首惡。之所以認定辰是首惡，孔穎達根據辭異則義相反的原則進行了說明。孔穎達認為，同是出奔，定公十年在出奔者辰與仲佗之間有“暨”這一連接詞，而昭公二十二年在出奔者華亥和向寧之間沒有“暨”字，此即辭相異；辭相異則義相反，昭公二十二年“宋華亥、向甯、華定”三人連書，非是首惡之義，則定公十年用“暨”字當表示首惡之義。
從以上幾例可以看出，三傳的注疏在闡釋書法義例時，認為辭與事、義之間存在着一定聯繫，因此他們力圖在事、辭、義之間建立某種對應關係。這種認識，往往使得《春秋》書法不斷條例化，可以說，三傳發展到注疏，大部分書法都可歸結為“例”，“例”也越來越細密。
三傳的注疏通過屬辭比事的方式闡明《春秋》的書法義例，力圖建立事、辭、義之間的必然聯繫，這就可以把《春秋》的書法都納入到“例”的體系中。這種做法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三傳（主要是《公羊》《穀梁》二傳）對書法概括不周嚴、對一些變例不加闡釋的弊端，因為按照屬辭比事的方法，根據辭與事義的聯繫，都可加以同類貫通。三傳的注疏力圖在事辭義之間建立一種必然聯繫，這也反映了由傳到注疏理解邏輯上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以下兩種情況：第一，把三傳的解釋看成具有普遍意義的解釋，從而作為推衍的基礎；第二，以充分必要式的判斷邏輯，推衍三傳的說解以成“例”。正因為如此，三傳的注疏對書法義例的探求也就變成了邏輯的推衍，這一點，在上面所舉幾例中是非常明顯的。
不過，這種邏輯推衍到底是與實際不合的，於是注疏往往上下聯繫，加以比較、歸納推衍，輾轉相生，從而使書法層出不窮。如：
宣公十八年：“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
何休：“小國本不卒，故亦不日。”
徐彥：“正以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之屬是。若有所責者，則書日，即上十二年十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注云‘日者，屬上有王言，今反滅人，故深責之’是也。
“然則邾婁無道，殘賊人君于其國都，與滅相似，亦宜書日，以責其暴。而不日者，正以鄫為微國，本不合卒，是以略之，不書其日也。
“而僖十九年夏六月，‘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亦是無道，與此相似而書日者，彼注云‘日者，魯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是也。”
在這段疏文中，徐彥首先由何休的“深責之”，推導出“有所責者則書日”這一例，即對於滅人之國這一行為若有所譴責，《春秋》一般記載具體的日期。而這一年的“邾婁人戕鄫子於鄫”，與滅國相類，應在譴責之列，依例應書“日”，但《春秋》却書“月”，與例不合，故徐彥又釋道：“略之，不書其日。”鄫是微弱之國，《春秋》本來不應當記其國君死亡之事，故在此不記其“日”，以示略賤之義。接下來徐彥又聯繫僖公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這一事，認為在性質上它與“邾婁人戕鄫子於鄫”相類；“邾婁人戕鄫子於鄫”《春秋》記載月份，那麼“邾婁人執鄫子用之”也應書其月份，但實際上《春秋》却對這件事記載了具體日期，因此他又引用何休之說，認為這裏記載其具體日期，是對魯君的責斥，因為他沒有禁止魯女季姬與鄫子的淫蕩之事。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傳的注疏，通過屬辭比事，以邏輯推衍的方式，使書法義例逐漸豐滿起來，膨脹起來。這看似使三傳的書法義例更系統了，更完備了，但這種完備的過程，只能是左支而右絀，他們所闡發的書法義例的內在矛盾，也逐漸顯露、放大了。
綜上所述，“屬辭比事”作為闡發《春秋》書法義例的一種方法，在三傳的“注疏”中得到廣泛的運用。他們不僅認為三傳對書法義例的闡發是運用此法，而且也運用此法彌縫三傳的書法義例，闡發新的書法義例。同時，他們對“屬辭比事”的認識更加深入，提出了屬辭比事的相類等原則，並運用這種原則大規模地擴充了書法義例；而杜預等則對這種方法在探求書法義例時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提出了經承舊史說，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這種方法的無限使用。從注疏的具體闡釋看，他們對“屬辭比事”的運用和認識，也表明了從三傳到注疏的理解邏輯上的變化，三傳的說解邏輯並不嚴格，還比較粗疏，而三傳的注疏往往認為《春秋》的事辭義之間具有嚴格的邏輯對應關係，因此以充分必要式的邏輯闡發《春秋》的書法義例，把書法的闡釋變成某種邏輯的推衍，從而使書法逐步系統化、條例化，並導致了書法的進一步膨脹。
三傳“注疏”對“屬辭比事”的這些認識和運用，影響了唐宋以來的《春秋》學者，不過，從總體上看，他們對“屬辭比事”的理解，多不再糾纏於辭事義之間的必然聯繫，但基於學派與解釋立場的不同，唐宋以來的《春秋》學者對“屬辭比事”的理解也多有不同，於是“屬辭比事”四個字變得複雜迷離起來。關於这一問題，筆者已另辟專文論述，此不贅述。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三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