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研究存在不少問題，本文首先從歷代公私書目著錄及刊刻情況，分析了《周易集解》命名的緣由，認爲改十卷爲十七卷係明代朱睦㮮所爲；然後在對明清主要版本校勘的基礎上，對朱睦㮮本、胡震亨本、毛氏汲古閣本及雅雨堂本的版本來源作了細緻的分析，指出其版本優劣及價值。最後，結合李氏生活的時代背景及全書內容，認爲《周易集解》的學術宗尚是折衷調和，以象數易學來彌補唐代官學重義理的學術取向。

《周易集解》是唐代李鼎祚彙集兩漢至唐四十一家《易》注而成的一部集大成的易學典籍，與官修《周易正義》堪稱唐代易學的雙璧。但與後者相較，作爲私人著述的《周易集解》，由於其崇尚象數的理路，在義理易學佔主流的宋明時代，其刊刻流傳甚爲稀少。不僅其書名不一、卷數難定，而其版本更是各執一詞，鮮能折衷。對李氏易學宗尚，也往往僅憑序言隻言片語，略微敷衍，認爲尊鄭黜王，或專主象數，視其書爲象數易學之淵藪，而李氏儼然成象數易學家。本文不揣淺陋，在對存世主要版本認真細緻的校對後，對以上問題略作回應。

一、《周易集解》的名義與卷數

關於《周易集解》的名目，從公私著錄看，《新唐志》、鄭樵《通志》作“集注周易”，宋尤袤《遂初堂書目》作“易解”，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作“易傳集解”，何楷《古周易訂補》引僅一處作“易解”，其他如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王應麟《玉海·藝文志》、馮椅《厚齋易學》、呂本中《紫微詩話》、俞琰《讀易舉要》、胡一桂《周易本義啓蒙翼傳》、馬端臨《文獻通考》、《宋志》、明曹學佺《蜀中廣記》、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或作“周易集解”，或作“集解”，而焦竑《國史經籍志》则作“集解周易”。

而從刊刻題名情況看，是書初刻爲宋慶曆臨邛計用章，再刻於乾道資中郡守鮮于侃，嘉定五年侃之子申之更刻大字本於漕司。今以上宋刻及影宋寫本都不及見，但據陳鱣《宋本< 周易集解>跋》、陸心源《影宋本< 周易集解>跋》並云：“影宋寫本首題‘易傳’卷第幾，下題李氏集解。”而嘉靖聚樂堂本據云出自宋刻(後有論述)，其第一卷卷首作“易傳集解”，餘卷作“周易集解”，版心均作“周易集解”。汲古閣毛本、《四庫全書》本題名均作“周易集解”。《秘冊彚函》及《津逮秘書》卷首作“易傳”，版心作“易解”。雅雨堂本卷首題名作“易傳”，版心作“李氏易傳”，喜墨齋周本題名、卷首、版心均作“周易集解”。而李道平《纂疏》及曹元弼《補釋》也均以“周易集解”爲題。

可見，《周易集解》，或稱“易傳”，或稱“易解”，或稱“周易集解”，或稱“易傳集解”，或稱“集注周易”，或簡稱“集解”，但以“周易集解”一名最爲流行。“易傳”、“易解”者，對《周易》經傳的解釋。“集解”，顧名思義，即集合眾家解説成一家之言，似乎更切合本書薈萃群言的特點。集解這種注釋體例，首創於三國時何晏的《論語集解》。何氏自云：“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名曰《論語集解》。”此種注釋體式彚聚眾人之説以成書，使讀者覽一書而窺全豹，省翻檢搜討之勞，得事半功倍之效。也由於此，往往集解體一出，原作大半散佚。於是，集解體書往往就成爲保存先賢資料的武庫。不僅如此，理想的集解體著作還是注釋創作權的保護者，通過記其姓名的方式呈現出文本注釋的悠久傳統和不同闡釋者的匠心所在。邢疏所云“示無勦說”，正明此意。韋昭《國語解》、范寧《春秋穀梁傳集解》、裴駰《史記集解》、裴松之《三國志注》、顏師古《漢書注》皆採用此種注釋體例，而成爲傳統經史注釋的典範。與此相仿的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前人卻有不同說法。錢大昕《左氏傳古注輯存序》云：“元凱名其書曰‘集解’，蓋取何平叔《論語》之例。顧平叔於孔、包、馬、鄭諸解，各標其姓名，而元凱於前賢義訓，隱而不言，則又近於伯尊之𣀮善矣。”而劉寶楠《論語正義》云：“集解者，集諸家解《論語》之義。杜預注《春秋左傳》，合經傳諸文，比其義類，亦名集解，與此言同旨異。”而今人程元敏氏《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疏證》則認同劉說，以爲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係集合《春秋》經與《左傳》解之。程氏從經傳分合的角度，對此作了詳細考察，認爲集合經傳，實杜預首創，並引陸德明《釋文》“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孔穎達“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爲證。其中，程氏藉以論證經傳分合的重要例證就是《周易》經文與《十翼》之間的離合。由於《周易》不僅有經，而且有《十翼》爲傳，這與《春秋》與三傳的關係相同，而且經傳之間十分緊密。並不像《毛詩詁訓傳》、《尚書大傳》與《毛詩》、《尚書》的關係。王弼《周易注》，沿襲費直以來以傳解經的傳統，《彖傳》、《象傳》、《文言》已分見於卦辭爻辭之下，經傳並釋，而《繫辭傳》、《說卦傳》、《序卦》、《雜卦》則由於其獨立成篇，故未能納入卦爻辭下並注之，王弼也未能單獨另注。之後，韓康伯賡續王弼未竟事業，《周易》經傳的注釋始稱完璧。唐代官修《五經正義》，《周易正義》以王弼《周易注》爲宗尚，於《彖傳》、《象傳》、《文言》承繼王弼以來的傳統，以傳附經，經傳並釋，經傳合二爲一。之後再附韓康伯注釋之其它四傳。而《周易集解》的編纂顯然受到官修《周易正義》的影響，區別在於《周易集解》還分割《序卦》而置於各卦之首，但末仍附《序卦》注釋。在此意義上說，《周易集解》的性質更接近於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但就全書内容而言，其實與《論語集解》相仿佛。可以說，《周易集解》實兼具《論語集解》與《春秋經傳集解》的特點。

在易學史上，最早採用此種集解體的並非李鼎祚。《隋志》《周易》類著錄有《周易馬鄭二王四家集解》、《周易荀爽九家注》、《周易楊氏集二王注》、張璠《周易集解》。由題名可知，此四種蓋均集解體《易》著。可惜的是前三種早已不傳，其詳情不可確知。而張璠《周易集解》雖久不傳，但從隻言片語尚可見其一斑。張氏序云“蜜蜂以兼採爲味”，《七錄》云其集二十八家，《釋文》云二十二家，並足見其搜採之勤、網羅之富，宜乎今人稱其“扶幽闡微，繼往存絕之意，良可感人”。李氏《周易集解》繼承了集解體《易》書的傳統，薈萃群言，折衷求和爲其學術重要特點，而非如王弼《周易注》之戛戛獨造，樹立新幟，其在易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也由此而奠定。

至於《周易集解》卷數，自來有兩種説法。其一，認爲《周易集解》原有十七卷，今佚失七卷。此説最早出自《崇文總目》，之後《新唐志》、《邯鄲讀書志》、《中興書目》、《通志》因襲之，而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雖著錄李氏《集解》十卷，但又云：“《唐錄》稱鼎祚書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豈後人併之耶？”其二，認爲《周易集解》本即十卷，無所謂十七卷之本。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周易集解》十卷，其下小字注云：“案《唐書》作十七卷，晁公武謂‘今止十卷，而始末皆全，無所亡失，或後人併之也。’”而《經義考》引李燾亦云：“鼎祚自序止云十卷，無亡失也。”而見之於宋元公私書志及《易》籍者，宋馮椅《厚齋易學》、王應麟《玉海·藝文》、馬端臨《文獻通考》、元脱脱等《宋志》、俞琰《讀易舉要》、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明曹學佺《蜀中廣記》、陳第《世善堂藏書目録》、焦竑《國史經籍志》、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朱睦㮮《萬卷堂書目》均著錄爲十卷。但十卷本之《周易集解》，見之於今者，只有宋刻嘉定大字本及明胡震亨《秘冊彚函》本、毛氏《津逮秘書》初印本、剜改本，而晚清李道平作《纂疏》，雖以周氏枕經樓十七卷本爲據，但又還十卷本之舊。孫星衍《周易集解》亦是以十卷本爲準進行補遺。相反，自嘉靖聚樂堂本問世以後，十七卷本始大行於世，不僅汲古閣毛本作十七卷，雅雨堂本、《四庫全書》本、照曠閣《學津討原》本、周氏枕經樓本、《古經解彚函》本、《叢書集成初編》均作十七卷。四庫館臣云：“自宋以來止有十卷，無十七卷，可知也。毛氏既析十卷爲十七卷，以合《唐志》之文，又改自序中一十卷爲一十八卷，以合附錄《略例》一卷之數，而宋以來之卷次遂不可復識矣。”劉毓崧云：“雅雨堂所刻《集解》强析十卷爲十七卷，欲以復其舊觀，所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其實，最早變亂者既非盧氏雅雨堂本，也非毛氏汲古閣重刻本。此兩本之前，朱氏聚樂堂本早已爲十七卷本，且末附王弼《略例》，以充十八卷之數。且從現有資料看，朱氏是明清時期第一個著錄《周易集解》爲十七卷的藏書家。四庫館臣及劉氏的說法，實由於當日見聞不廣，未覩聚樂堂本之過。或僅見朱本之序而未及檢閱全書，故不免以訛傳訛。

但值得注意的是，聚樂堂本朱氏序云十卷，實則十七卷，末附有王氏《略例》。從其《周易集解》序與內容的自相矛盾來看，改十卷爲十七卷者多半爲朱氏，而非毛氏、盧氏，毛本、盧本不過是踵武朱刻而已。既然朱、毛所藏皆爲宋嘉定大字本，其爲十卷本無疑。而朱氏據所藏刊刻者自然是嘉定十卷本。而毛氏雖云據宋本刊刻，其實根據朱本，確鑿無疑。況且，其所藏亦是嘉定大字本及其影抄本。一嘉定大字本，不應一作十卷，一作十七卷。至於李富孫斷定：“十卷、十七卷在宋時已有兩本，朱、毛所據者爲宋刻，是當泥《唐志》十七卷而妄爲臆分。”也是想當然耳。而翁方綱、劉毓崧、黃以周等人對《新唐志》十七卷之説解，雖亦有理，但本書首尾俱足，似不可過分拘泥。故《周易集解》原書當是十卷無疑。

二、關於《周易集解》版本獻疑

《周易集解》成書後，流傳不廣。目前所知，其最早刊本當屬北宋慶曆年間計用章刻本。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李氏《集解》十卷，尤袤《遂初堂書目》著錄唐李鼎祚《易解》，當即此本。至南宋時，已極爲稀見。於是，乾道二年（1166），鮮于侃守資州，斥學糧之餘，鏤板重刻是書。四十七年後，即嘉定五年（1212），鮮于侃之子鮮於申之以爲“板復荒老，且字小，不便於覽者”，又以大字刻之漕司，故此本又稱“嘉定大字本”。宋本之傳於世者世所罕覯。嘉定大字本，原爲毛晉舊藏，後歸季振宜，然後進入內府，現藏於普魯士國家博物館，然僅存三卷。而明清疊經汲古閣、黃丕烈、陳鱣、張金吾、陸心源等收藏的影宋抄本，亦乃據嘉定大字本影寫。毛扆《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首列《周易集解》十卷，宋版影抄。陳鱣《宋本周易集解跋》云：“影寫者用明時戶口冊籍紙，上有‘嘉靖五年’等字，旣薄且堅，反面印格，摹寫工整絶倫，纖豪無誤。前有‘毛裦字華伯號質庵’印，裦卽毛晉之長子，知爲汲古閣藏書，裝潢極精，以墨箋爲而背，藏經紙作韱，殆所謂‘宣綾包角藏經箋’也。凡十冊，每冊黏韱，遒是舊題。考毛扆斧季《汲古閣祕書目》以此居首。”“《周易集解》十卷，影宋寫本。今所行十七卷本作‘周易集解’，下云‘唐資州李鼎祚輯’，非其舊也。前列《易傳序》，偁‘秘書省著作郎臣李鼎祚序’。次載晁公武書，又次李燾書，又次鮮于侃書，又次侃子申之書，末附《易傳略例》，後載計用章序。每葉十六行，行十八字。自乾、坤二卦以外，卦爻下俱列某宮某月二世等字，作三行。凡遇貞、恒等字俱缺筆。”然此影抄宋本後亦不知所蹤。

明清兩代，是書之刊刻不斷。現見於文獻記載者，最早爲明宗室西亭朱睦㮮。朱氏於《易》初主王弼，後復取鄭玄，謂鄭學莫備於唐李鼎祚，刻其《集解》以傳世。嘉靖三十六年刊刻“聚樂堂”本，書名“周易集解”，前有嘉靖丁巳冬刻書序及上海潘恩序，半葉八行，行十八字，注皆低一格大書，白口，四周雙邊，版心上方有“聚樂堂”三字，中縫題作“周易集解”。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本，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加以影印。朱本自謂：“是編刻自宋季，人間希有存者。頃歲，予得之李中麓氏，復用梓校以傳。”按：李中麓即李開先 (1502—1568) ，字伯華，號中麓子、中麓山人及中麓放客，山東濟南人。明代文學家、戲曲作家。一生好戲曲，好藏書，好交友。其藏書甲於齊東，與金陵焦竑稱爲“南北兩大家”。曾編輯有《李中麓書目》，早佚。據朱氏序，李氏所藏爲宋季刻本，而朱氏自著《萬卷堂書目》著錄爲十卷，則朱氏當日所藏者實爲十卷本之《周易集解》，而朱氏聚樂堂本即據此刊刻。萬斯同《明史》云:“又好藏書，江都葛氏、章丘李氏家富圖籍，甲於海内。睦㮮傾貲訪購，竭四十年之力，至一萬二千五百六十卷，起萬卷堂貯之，倣唐人四部法，用各色牙籖識别，爲學徒授經之暇，輒磨丹漬墨，讐勘萬卷堂中，汲汲如不及也。”張萱《西園聞見録》說:“海內藏書家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盡購得之，起萬卷堂，日諷誦其中。”朱本《周易集解》刻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而《授經圖》則著錄爲十七卷，《授經圖》據自序則完成於萬曆元年（1573），在朱氏關於《周易集解》卷數的記載上，《授經圖》當是據己刻而言。而《萬卷堂書目》據自序作於庚午年，查朱氏生平知庚午年即穆宗隆慶四年（1570），則是據己所藏珍本而言。而嘉靖三十六年刻書序認同十卷爲足本的說法，而全書內容卻是十七卷，後猶附王弼《略例》，正好顯示出其所藏爲十卷本而刊刻者爲十七卷本的事實。

另錢曾《讀書敏求記》曾云：“近代藏書家推章丘李氏、金陵焦氏，王孫則西亭之萬卷堂。汴亡，竹居文史盡隨怒濤去矣。灰刼之餘，未知金陵圖籍猶有存焉否？今斧季所購，乃中麓秘藏之物。”不知錢曾所云中麓祕藏之物是否有宋本《周易集解》在内。如果這樣，朱氏云得自李中麓氏，後又歸汲古閣，又流落到季振宜架上，最後成清内府珍藏，祕不示人，《天祿琳琅書目》前後編竟亦不錄，而民國時忽發現於柏林普魯士國家圖書館，十卷六冊。而歷經二戰之劫火，等再被世人發現時，已是僅存第八、九、十三三卷二冊而已。

明萬曆間(1603)，沈士龍、胡震亨、孫百里輯刻《秘册彚函》，亦收有李鼎祚《周易集解》（以下簡稱胡本）。據胡氏跋語，所據者乃趙淸常傳抄本，出自焦竑藏本。焦竑編有《國史經籍志》，其中著錄李鼎祚《集解周易》十卷，則焦氏當時所藏所見者亦爲十卷本。只是由於胡本係輾轉傳抄，故錯訛較多。今與朱本相校，發現胡本雖錯訛不少，但其所據很可能都是宋嘉定十卷大字本。此本卷首爲刪節李鼎祚序“自卜商之後”至“以貽同好”，次爲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周易集解》解題，解題後附胡震亨辨正及胡氏《李氏易解附鄭康成注序》，書後附《周易釋文》一卷，姚士粦補輯之《周易》鄭康成注。卷後有計用章後序，沈士龍跋，但無《略例》及鮮于侃與申之兩序，均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版心魚尾上方空白，魚尾下作“易解卷某”，卷首首行作“易傳卷第一”，次行題“繡水沈士龍、武原胡震亨”。關於胡本的優點，黃丕烈曾概括爲三點：第一，卷數與分卷同宋嘉定大字本；第二，乾坤以下諸卦，皆列某宮某月某世字眼，亦與宋本相同。第三，卷末載計用章後序。谷繼明則從行款的角度指出胡本在每引用一家經說後提行的特點，與宋本同，而與朱本以下用○來作標識不同。而後者往往造成不必要的麻煩。兩人對胡本的認識比較到位。而張紹仁氏則與影宋抄本校過後，認爲“此《易傳》李氏集解十卷，次第雖不謬於古文，但其中之舛錯脫訛，幾不可讀。”其實，胡氏自己也認識到此刻的問題，說：“轉相傳寫，差誤不少，行求焦氏原本校之，會迫計諧，未暇也。”胡本文字的錯訛較多，可能主要是依據宋本抄本的原因。但是，胡本雖文字錯訛不少，但其中也有朱本、毛本不及之處。如卷四“從坤性而降”，朱本、毛本“性”作“往”；“俱下服順承乾也”，朱本、毛本“下”作”不”；“下包六二”，朱本、毛本“六”作“初”；“ 爲乾所祐，故吉且利也”,朱本、毛本、盧本“利”均作“和”，俱可用以正朱本、毛本之讹。

胡氏《秘冊彚函》經始於萬曆三十一年，後未成而燬於火，而殘板歸毛晉。毛晉在《秘册彚函》基础上，增廣爲《津逮秘書》，而《秘冊彚函》未燒者自然由毛氏原版重刊，《周易集解》亦在其中。關於毛氏《津逮秘書》，研究者甚多，但多着眼於胡、毛關係及成書過程。至於《周易集解》的刊刻則很少論列，或言之不詳。最早提到汲古閣《津逮秘書》本與《秘冊彙函》本關係的是四庫館臣。四庫館臣云：“震亨初刻所藏古笈爲《祕册彙函》，凡版心書名在魚尾下，用宋本舊式者，皆震亨之舊。書名在魚尾上，而下刻‘汲古閣’字者，皆晉所増也。”四庫館臣的這一說法揭示了《秘冊彙函》本與汲古閣《津逮秘書》本的異同。這對大多數汲古閣刻本無疑是正確的，但是毛氏汲古閣《津逮秘書》本《周易集解》的情況要複雜得多。毛氏初刊《津逮秘書》本《周易集解》，雖用胡氏原版，但卻略有改動，於每卷卷首次行原題‘明武原胡震亨’下，增補‘海虞毛晉同挍’六字，其承襲之跡宛然可見。再後來，毛氏徑直抹去胡氏姓名，署‘唐李鼎祚撰’，於版心徑題“汲古閣”字樣，是爲毛氏再刊《秘冊彙函》本。此兩次刊本，均如《秘冊彚函》本，書後附《補鄭康成易注》一卷，係姚士粦補。清代學者陸心源以影宋本校胡本，發現錯訛之處頗多，稱胡本“雖分卷與自序合，奪誤最多”，如卷一“用九，見群龍無首，吉也”，胡本作“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此外，句之脱落、字之訛謬，更難枚舉”。筆者以朱本、胡本與毛本相校，發現朱本與胡本雖卷數不同，但文字方面存在很大的關聯，而與毛本差異頗大。如卷一“器用隨宜，所以利民”，“器”作“氣”；“乾坤二卦成兩既濟”，“兩”皆作“雨”，“居寬行仁，德博而化”，均脫“仁”字。卷二“二陽爲朋”，“朋”均作“用”；屯卦注“大貞凶也”，後皆無“貞凶也”三字。卷三訟卦“遁三之二”，皆作“三之”倒；師卦“坎爲車多眚”，朱本、胡本“眚”作“貴”；“同人離爲戈兵”，“同人”皆作“周人”；比卦“使師二上居五中”，皆作“師使二居五中上”。凡此，都可說明二者所依據的版本存在某種程度的關聯，而這些地方都與毛本不同。

可能是毛氏發現了《秘冊彚函》並非善本，故又重加刊刻。故其行款、分卷、內容均與前兩種大異，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版心魚尾上方作“周易集解”，魚尾下寫卷數，最下方標“汲古閣”，卷首首行題“周易集解卷第一”，次行題“唐資州李鼎祚輯”。其後附陸德明《易釋文》一卷、王弼《周易略例》一卷。此爲汲古閣刊刻《津逮秘書》本之第三種十七卷本之《周易集解》。何義門跋汲古閣本云：“斧季言：是書胡氏初開彫者訛脫不可讀，其尊人得宋本，遂重開之，獨爲一書之冠。”真英雄欺人之谈。毛氏藏有嘉定大字本，尚有影抄宋嘉定大字本，都是十卷本。今細檢最後出之汲古閣毛本，卷首既有朱睦㮮序，又是十七卷本，可以看出其實源自朱本。卷四泰卦“中謂五，坤爲朋”，朱本、胡本、毛本皆作“中謂坤一朋”，“兌爲朋”，皆作“兌爲用”；“危者使平，易者使傾”，皆作“危者使傾”；“以信應君”，“君”皆作“于”；“雷出地，奮豫”，“豫”上皆有“逸”字；“陽氣極而一陰爻生”，皆有“爻”字。凡此，皆可說明毛本與朱本、胡本亦有關聯。很可能，毛本就是以朱本爲據而刊刻的。另外，毛本最受世人詬病之處，在於將《繫辭傳》“知之未嘗不行也，《易》曰‘不遠復’”一段割裂爲二，分置於十五、十六兩卷。其實，這也是沿襲朱本之誤，將之歸罪於毛本，顯然是找錯了對象。而毛本並非完全遵照朱本，而極有可能用宋本校勘過。而日後雅雨堂本的刊刻有許多與毛本雷同，而與朱本、胡本相異處，大多可據以訂正二本之誤。黃丕烈言：“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臆改，殊爲恨事。”對於《周易集解》而言，可能言過其實。至於毛氏爲何不徑據宋刻或影宋抄本刊刻，或宋刻或影宋抄本之得在刻書之後，致陳鳣有“獨怪毛氏旣有是書而所刋之本絶不相照，豈付梓時，猶未獲此書邪”之嘆。

其後，毛氏《津逮秘書》之版後又歸海鹽張海鵬。嘉慶十年(1805)，張氏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本《周易集解》（以下簡稱張本），跋稱：‘余初就汲古本校梓，繼得蘭陵孫觀察本，又心葵吴君處假雅雨堂盧氏本，互爲參訂。’據此，張本雖以汲古閣毛本爲基礎，但又以孫氏《集解》及雅雨堂本校勘。以此之故，今日所見《學津討原》本與雅雨堂盧本相去不遠，而非復毛本之舊。而同治十二年（1873），粵東書局刊《古經解彚函》本，書名題‘昭文張氏《學津討原》本，用德州盧氏雅雨堂本校補’，可謂屋上架屋矣。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著名刻書家盧見曾邀請漢學名家惠棟董理此書，成《雅雨堂叢書》本（以下簡稱盧本），亦作十七卷，封面題“李氏易傳”，左欄題“乾隆丙子鐫，宋本校刊”，右欄題“附《鄭氏周易》、《易釋文》，雅雨堂藏版”。實則末附《易釋文》，並有計用章後序。

雅雨堂盧本流傳較廣，影響頗大。關於雅雨堂本，值得關注的問題有二。其一是雅雨堂本的來源，也即其依據的底本。盧氏序自稱：“前明朱氏、胡氏、毛氏刊本流傳，然板皆迷失，又多訛字。……爲校正訛誤，刊以行世，並附宋王伯厚所採《鄭氏易》於後，以存古義。”只是論及明代朱本、胡本及毛本文字錯訛，故校正訛誤，刊佈行世。故耿文光稱：“盧氏校刊是書，前題‘易傳’二字，板口刻‘李氏易傳’。前有乾隆丙午盧見曾序，次李氏自序，末有慶曆甲申計用章後序，依前明朱氏、胡氏、毛氏三本校正刻入《叢書》。”而據其封面，則云“宋本校刊”。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一說：“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惟計用章序亦缺。”按計氏序，盧本有，陸氏所見本缺。陸心源《李氏易傳校》稱：“近時刻本以盧見曾雅雨堂本爲最善，惟分卷十七與自序不合。余舊藏抄本十卷，以宋嘉定壬申鮮於申之刻本影寫，頗有勝盧本處。”陸氏指出雅雨堂本與宋本多合，但以己藏宋嘉定大字影抄本相較，仍有未愜意處。陸氏未言何種宋本，但據其校勘，顯然與嘉定大字本有異。而張海鵬氏遂云：“盧得宋慶曆間平陽氏刻本，校正極爲精審，凡毛本訛舛脱佚，悉從盧本改正。‘《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與十五卷‘顏氏之子’爲一節，毛本誤分刻十六卷之首，今從盧本仍刻入十五卷。”事實上，盧本分卷從明代朱本、毛本，但又略有變動。前所云朱本、毛本割裂《繫辭傳》的錯誤，就是由盧本而得以糾正。周中孚云：“此本乃乾隆丙子盧雅雨以宋平陽氏刻本校刊，無《略例》，末有慶曆甲申計用章後序，较之毛本，多是正其字句之舛訛，而卷仍十七，未知其所見宋本如是，抑或以毛本改之，雅雨序不之及，今亦不可考矣。”筆者通過與毛本、胡本與朱本的對校，發現雅雨堂本在文字方面受毛本的影響很大，除卻惠棟私改之處，其它改動多與毛本相合。封面所提至宋本校刊的説法可能是書賈牟利而添上去的，並非實際用宋本校過，而盧氏序也可證明此點。

盧本的出現，爲李鼎祚《周易集解》的研究掃清了文本障礙。而這是與主持校勘工作的易學大家惠棟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正因如此，盧本問世後，即不脛而走。自此本出，《周易集解》的刊刻，如張海鵬《學津討原》本、木瀆周氏枕經樓本，無不受其影響。即或乾隆朝《四庫全書》本《周易集解》（以下簡稱《四庫》本），雖源出自汲古閣毛本，但據盧本改字之跡彰彰在焉。

但盧本問世後，也引起學界激烈的批評。如陈鱣云：

又有盧氏雅雨堂刻本，爲惠定宇臆改百六十餘處，與宋本校對，時多乖違，且如豫卦，《集解》豫皆作逸，乃避代宗諱，以故晁公武云《集解》皆避唐諱。今雅雨堂本盡改逸字作豫，是亦弗思之甚，更不可爲典要矣。

臧庸《惠定宇私改周易集解》云：

伊所校刻李鼎祚《周易集解》，其經與開成石刻、孔氏《正義》往往互異，初以爲有本，後乃疑之，何其與古多合。近在吴門得一明刻板勘對，始知《雅雨堂叢書》不足據。李《易》本與今本不殊，其異者皆惠所私改。向爲所欺，至今斯覺，意當世必有同受病者，不敢不爲一告也。

阮元云：

而其校刊雅雨堂李鼎祚《周易集解》與自著《周易述》，其改字多有似是而非者。蓋經典相沿已久之本，無庸突爲擅易，況師説之不同，他書之引用未便據以改久沿之本也，但當錄其説於考證而已。

三人都指出盧本經惠校專斷妄改的弊病。但也有人爲之辨誣，如李慈銘《荀學齋日記》云：

案《集解》於“亨”字皆作“開”，亦避肅宗諱也，今亦多改爲“亨”。但盧刻“豫”字經文，《集解》皆缺筆，疑惠氏別據一本。與簡莊(陳鱣)所得影宋寫本不同。

案：今本“亨”多作“通”，“豫”，或缺末兩筆，或作“逸”。李氏專從避諱字入手，爲惠棟辯解，尚不足以饜人心。而晚清林慶炳《辨周易集解》則云：

《周易集解》經文所與孔本互異，其爲惠氏私改者十有二三，餘皆李氏本然，不盡是惠氏私改。將其異文與《集解》本注辨之，臧氏所見明板《集解》與今本不殊，恐是後人解本，未足爲據。

徑直指出惠氏私改者僅十有二三，而其它十之七八係李氏本然。又云：

臧氏因惠氏好用古字，遂疑《集解》皆惠氏私改，而以明刻板爲據，不知自唐至明，流傳已久，而明刻板豈足以據耶？况《周易集解》乃漢儒《易》説之僅存者，莫不共寶其書。如李氏原本果與今本不殊，何其今所流傳竟無此本耶？余細玩其所引之注，而信其非惠氏盡改有斷然者。苟如臧氏改正，則經與注不相符矣，李氏詎有如是其謬歟？故特辨以明之。

認爲臧氏所見明本不足據，而信從臧氏之說，改經文，則必將使經注不相符。林氏先列十五條，認爲改動導致經注不一致，屬於惠棟私改妄改者。後引七十八條，逐條經文、注文分析，認爲惠棟改動正確。林氏可謂維護惠棟易學權威的護法。筆者在校對諸本過程中，發現惠棟校《周易集解》好用古字，其實是有原因的。惠棟不僅是清代漢《易》研究的奠基者與推動者，他的《後漢書補注》也是當時第一流的著作。由於精研漢史，使其在漢代，尤其是東漢一代的典章制度文物有很深的瞭解，對漢代學人的用字習慣也有獨特的認識，故其對《周易集解》中有關的内容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可以說，惠棟對《周易集解》一書的校勘是以其深厚的漢代學術素養爲基礎的。如果我們不能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惠棟，輕易斷言其好古佞古，唯古是從，是對惠棟一生事業的誤解和偏見。不管如何，如果沒有惠棟的校勘，《周易集解》一書的閲讀將十分困難，即使是宋本存在。正是由於惠棟的工作，使長期以來存在的文本上的舛訛得以全面系統地糾正，從而給研《易》者提供了一個可靠的文本，從而爲清代《易》漢學及象數易學的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文本依據。儘管，惠氏不免有妄改之處，但相對於其是正文字上的功績，是微不足道的。

而在明清諸刻中，最受後人推崇的當屬嘉慶二十三年（1818）吴縣木渎周孝垓校刊的枕經樓本（以下簡稱周本）。此本於書名頁題“嘉慶戊寅五月木瀆周氏刊行”，卷首末行題“姑蘇喜墨齋張遇堯局鐫”，書末則題“吴縣周孝垓平叔氏校刊”，故或稱木瀆周氏刻本，或稱周氏枕經樓本，或稱姑蘇喜墨齋刻本，其實一本而三名。此本雖脱胎於盧本，但又不完全遵從盧本，對其失誤多所改動，尤其是多處參考了胡本，故李道平謂其“據儒先論定，多所改正，較諸本爲完善”，故其《纂疏》即以此爲據。但周本畢竟源自盧本，故其用字上仍沿襲了盧本輒改之風。周本之後，又有仁和葉氏重刻周本。

除此之外，嘉慶三年孫氏岱南閣刊巾箱本十卷，每條先列李氏集解，後列王弼注，又自採漢儒易説附於後，補李氏所不及。可謂李氏集解的另一種版本存在形態。

三、《周易集解》的宗旨

李氏《周易集解》，值得稱道之處有三：

第一，所選人物多，時代跨度大。

李鼎祚編纂《周易集解》，以彙集各家《易》説爲主，其收集之富，可謂前無古人。其自序稱：“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中興書目》、《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列舉出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玄、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弼、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沖、侯果、蜀才、翟玄、韓康伯、劉瓛、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穎達三十家及《九家易》、《乾鑿度》兩種。明朱睦㮮序又增伏曼容、焦贛二家。清朱彝尊《經義考》又列出伏曼容、姚規、朱仰之、蔡景君四家；在其《李氏周易集解跋》一文中又列出張倫一家。今按，全書實無此人。今人潘雨廷考出孔安國、延篤（叔堅）兩家，劉玉建考出《易軌》一種。去除重複，含李氏在內，共三十八家，並三種《易》作。在李氏之前，荀爽《九家易集注》收九家，包括荀氏亦十家而已。張璠同名著作《周易集解》，或云二十二家，或云二十八家，不及李氏《集解》遠甚。而據《隋志》記載，梁有侍中朱異《集注周易》一百卷，《周易集注》三十卷，均亡逸，無從知其所收經説多寡及經生之數。故李氏之作，是現存宋代之前收錄《易》家《易》説最多之作。由於《集解》在宋代的傳播，以集成爲職志的《易》學著作在唐以後極其盛行。如北宋房審權《周易義海》、南宋李衡《周易義海撮要》、明胡廣等《周易傳義大全》、清李光地等《周易折中》等書，無不是受李氏之啟發而以彙集眾説爲著述宗旨。明代焦竑編《國史經籍志》，於《易》類分《古易》、石經、章句、傳注、集注、疏義等類別，《周易集解》正著錄於集注類。在《周易集解》所收三十八家及三種《易》作，最早當屬孔子弟子子夏，而崔憬、侯果、孔穎達都屬唐人，可見，其採擇時代跨度之大，幾乎囊括了李氏之前而無遺漏，體現出不薄古人愛今人的兼容並蓄的學術氣度。

第二，集腋成裘，雜而不越。

在李氏之前，集解體的著述以何晏《論語集解》、裴駰《史記集解》等爲代表，傾向於薈萃眾説爲主而間下己意。李鼎祚《周易集解》在編纂上明顯傾向於這一著述風格。全書共集《易》注二千七百餘節，而李氏案語僅一百零八節，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四略強。由此可見，李氏《周易集解》集腋成裘，薈萃群言的特點。但是，李氏也並非盲目地收集《易》家《易》説，不加揀別而一概闌入，從而使整部著作群言淆亂，莫衷一是。事實上，針對部分經傳解釋存在的相異説解，祗要言之成理，能夠自圓其説，李氏往往兼收並蓄，不參己見。故漢晉《易》家之卦氣説、消息説、爻辰説、升降説、納甲説均存乎其中，其於明《易》則一也。而於諸説言之未盡，言之未詳，言之違忤者，則引之、伸之、辨之，務使眾説同條共貫，不相逾越。

第三，象數爲主，不廢人事。

李氏序云：“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天指天象，人指人事。李氏之前，世所流行的鄭、王兩家《易》注卻各有所偏，難以兼濟。在李氏看來，天象難明，人事易知，易學之難處正在於闡明天象，開示來者，故《周易集解》之編纂，就以明象爲第一要務。這也是李氏治《易》的途徑和策略。李氏即已確定明象的宗旨，故其選材自然就以象數易學爲主，王、韓偏於人事，自非其關注重點。李氏之前，兩晉南北朝流行的象數易學主要是鄭玄一派，所謂“鄭則多參天象”。但在李氏看來，鄭氏究非象數大宗，故其《周易集解》“集虞翻、荀爽三十餘家，刊輔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各列名義，共契玄宗”，所錄《易》注雖以虞翻、荀爽爲最多，而虞氏一家近一千三百節，幾佔一半，而荀氏三百餘節，約佔十分之一強，而所引魏晉南北朝佔主流地位的鄭玄《易》説不過區區五十一節，不足百分之二。兩相比較，可以看出李鼎祚《周易集解》編纂上以象數爲主的特點以及在象數易學中以虞氏、荀氏爲宗的取向。但是，我們應該明白，李氏編纂《周易集解》，是唐代官修《周易正義》已然籠罩學界的背景下完成的。在王、韓、孔義理易學挾官方之力量主導學術的時代，李鼎祚堅持己見，以爲天道、人事不可偏廢，因時代需要，積極倡導以鄭玄爲代表的象數易學，振絕學於既墜，挽狂瀾於既倒，確實難能可貴。李鼎祚之所以編纂《周易集解》，實爲糾正官修《周易正義》偏重王、韓義理易學而發，故於義理易學所選甚少，這並不意味着他忽視義理易學，相反，從其有限的選擇和精當的按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對義理易學的關注與重視。其“易之爲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的言論，無疑是其易學宗尚和旨趣的宣言。在此意義上，我們絕不能把李氏及其著作歸到偏於象數易學一派中去。

在易學史上，李鼎祚《周易集解》遠承鄭玄、虞翻、荀爽漢晉象數易學之大宗，近演王弼、韓康伯、孔穎達義理易學之端緒，“擘肌分理，惟務折衷”，以私人著述而與官修之《周易正義》並駕齊驅，爲唐代易學之雙壁。其學術地位與價值無可替代。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八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