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明嘉靖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上接宋、元十行本，下啟監本、毛本及殿本，在《十三經注疏》版刻鏈條中佔據重要地位，對明以後至今日經典文本的面貌有深刻影響。本文通過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與宋、元十行本及明清諸本的比較，初步考察了其文本來源、版式體例特點、異文特徵，探討其對後世諸本的影響，及在今日經籍校勘整理中可能發揮的作用，由此也可獲得對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的深入認識。

《春秋穀梁注疏》書影

明嘉靖李元陽本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

明嘉靖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上接宋、元十行注疏本，下啟明萬曆北監本、崇禎毛氏汲古閣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在《十三經注疏》版刻歷程中佔據承上啟下的地位，深刻影響了明以後直至今日經典文本的面貌。但長期以來，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只是作為通行俗本的“閩、監、毛”本之一而被人認知，關於其版本源流、文本質量及在《十三經注疏》版刻史中的地位，尚缺乏深入探究。本文擬以《春秋穀梁注疏》為例，通過李元陽本與宋、元十行本及明清諸本的比較，考察其文本來源、版式體例特點、異文特徵，探討其對後世諸本的影響，及在今日經籍校勘整理中可能發揮的作用，由此也可獲得對李元陽本《十三經注疏》的深入認識。

一、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的刊刻底本

李元陽本的刊刻底本為十行注疏本，此為學界共識。但十行本有宋刻、元刻之別，元十行本又有多種不同印本，各印本補版情況不同，文字各異。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的刊刻底本究竟為十行本的何種印本呢？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註疏》書影

《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宋刻元修本

我們將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與國圖所藏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以下簡稱“宋十行本”）、京都大學藏元十行本早期印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以下簡稱“元十行早期印本”）、北京市文物局所藏元十行本晚期印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以下簡稱“元十行晚期印本”）相比較，[2]可以發現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的異文特徵更為相似，宋十行本多有形近而訛、轉行處衍脫、因上下文致誤等情況，元十行早期印本基本沿襲其誤不加改正。而元十行晚期印本中，宋十行本及元十行早期印本的明顯訛誤，已得到相當程度的糾正。如卷十三成公七年疏文“以方改卜郊”，宋十行本與元十行早期印本同衍“方”字，元十行晚期印本則剜掉了重複的“方”字。卷十四成公十四年疏文“則翚之被責居然顯矣”，“責”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皆誤為“素”，元十行晚期印本挖改為“責”字，等等，其例甚多。[3]此類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顯誤，而元十行晚期印本已加改正之處，李元陽本皆同元十行晚期印本。

元十行晚期印本對早期印本的校改遍佈全書，有的校改正確無誤，可與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宋余仁仲刻本《春秋穀梁傳》（以下簡稱“余仁仲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抄宋單疏本《春秋穀梁疏》（以下簡稱“單疏本”）或宋十行本相合；有的校改則缺乏足夠的版本依據，乃出自校訂者臆改、妄改，由余仁仲本、單疏本或宋十行本可證其非。此類元十行晚期印本臆改、妄改之處，李元陽本亦基本沿襲。如卷十五襄公六年傳文“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立”上有“非”字。元十行晚期印本剜掉“非”字，留下一字空格。李元陽本沿襲晚期印本，無“非”字。阮元《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以下簡稱“《校勘記》”）於此出校云：“十行本‘非’字空缺，閩、監、毛本無‘非’字，石經、余仁仲本有。顧炎武云：石經多一‘非’字。何煌云：‘非’字疑衍。案宣十五年傳‘非稅畝之災也’，注云：‘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與此傳‘非’字義同。繒非滅，謂之滅者，立異姓是滅亡之道，故責之。顧說、何說並誤。”[4]按石經、余仁仲本、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皆有“非”字，晚期印本剜除“非”字有所不當，此處李元陽本沿襲了晚期印本的不當校改。又如卷十五襄公十一年疏文“是其文亦相通也”，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亦”作“玄”，元十行晚期印本剜改為“亦”。檢單疏本此處，作“是其文互相通也”，是。蓋“玄”“互”二字字形相近，宋十行本因誤“互”為“玄”。元十行本據宋十行本翻刻，襲誤未改。晚期印本校订者發現“玄”字不通，遂依上下文義改作“亦”。李元陽本遂沿襲了晚期印本的此處改字。卷十六襄公三十年疏文“姬能守災死之貞”，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災死”作“尖在”，元十行晚期印本剜改作“災死”。檢單疏本此處作“姬能守夫在之貞”，與上下文義相合。宋十行本“尖在”之誤，蓋因“夫”、“尖”二字字形相近而致。元十行早期印本沿襲宋十行本誤字，晚期印本校订者發現“尖在”文義不通，遂據己意改為“災死”。“災死”文義似稍通，而並非楊疏舊貌。此例李元陽本亦沿襲了元十行晚期印本的改字。卷十九定公四年注文“楚無能抗禦之者”，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及余仁仲本“抗禦”皆作“亢御”，元十行晚期印本剜改作“抗禦”。《校勘记》於此出校云：“余本‘抗禦’作‘亢御’。《释文》出‘能亢御之’，与余本合。案十行本係剜修，当是本作‘亢御’，浅人妄改。”[5]元十行晚期印本的此處妄改也被李元陽本繼承下來。

李元陽本繼承了元十行晚期印本對早期印本的校正成果，而元十行晚期印本的臆改、妄改之處，李元陽本亦絕大部分沿襲，說明李元陽本的刊刻底本確為元十行晚期印本無疑。

二、李元陽本的版式、體例特点

李元陽本以元十行晚期印本為刊刻底本，但並非原樣翻刻，而是經過重新編輯校正，版刻面貌、文本體例等與元十行本有較大差異，注疏綴合方面也對底本的疏漏做了改進。

李元陽本在版式上的改變最為顯明。宋、元十行本皆半葉十行，經傳文大字，注文小字雙行接經傳，釋文雙行小字接注文，疏文雙行小字接所疏釋經注之下。李元陽本將行款改為半葉九行，其經傳文大字，釋文、疏文小字雙行，與十行本同。而注文改為中字單行的形式，突出了注文的地位，並使經傳文、注文、釋文、疏文層次分明，一目了然。宋、元十行本按年分段，每年內各節經傳文、注文、釋文、疏文緊密相接，往往連續數葉無換行。李元陽本則將每年內每節經傳文都換行另起，經文首行頂格，次行以下皆低一格，眉目清晰，便於讀者閱讀查檢。

在內容標識方面，十行本僅在疏文前以墨圍大字“疏”字標識，傳文直接經文不加標識，注文小字雙行接於經傳文下，亦不加標識。李元陽本則分別在傳文、注文、疏文前以白文陰刻大字“傳”、“注”、“疏”字標示內容，疏文原出文中的“注”字也加白文陰刻標識。經疏文字內容繁複，十行本又是密行小字，標識不明，閱讀起來比較吃力。經李元陽本改造後，全書經、傳、注、釋文及疏文標識明確，各節經傳眉目清晰，讀起來就醒目多了。

在注疏綴合方面，李元陽本也做了改進。十行本將原本單行的經注本與單疏本合為一本，將經傳文、注文、陸德明釋文與相應疏文穿插配合，其間的編輯工作頗為複雜，疏文與經注的綴合难免有失次及不當之處。李元陽本对十行本注疏綴合方面的不當之處做了相應調整，如卷十三成公三年疏文“‘其辭’至‘譏矣’○釋曰：不稱謚，明其恭。三日哭，著其哀。是成公為無譏矣”，乃疏釋傳文“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十行本綴於下經文“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之釋文“去，起呂反”下，李元陽本前移至傳文“以成公為無譏矣”之下。成公五年疏文“‘婦人’至‘來歸’○釋曰……故不更發之”，乃疏釋傳文“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十行本綴於下經文“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於穀”之注“穀，齊地”下，李元陽本前移至傳文“反曰來歸”下。成公六年疏文“‘春王’至‘自會’○釋曰……故致會書月也”，乃疏釋經文“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立武宮’○釋曰……亦以勝齊立武宮也”，乃疏釋經文“二月辛巳立武宮”。在北大藏單疏抄本《春秋穀梁疏》中，此兩節疏文各自疏釋經文，區隔明顯。十行本未將兩節疏文分置，而是合併為一段，綴於“立武宮”之注文“義與此違”下，這應當是注疏綴合時的疏忽所致。李元陽本將“‘春王’至‘自會’○釋曰……故致會書月也”移前，兩節疏文分置於所疏釋經文之下，就比較合理。

李元陽本在版式、體例、注疏綴合方面對底本所作的改造，使原本密集的版面變得眉目清朗，經籍文本的複雜內容層次獲得更有效的揭示，注與疏的綴合也更為合理，極大改善了讀者的閱讀體驗。

三、李元陽本的文字校正

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中，因刻工偶誤造成明顯的衍脫訛誤情況比較突出，這些訛誤元十行早期印本在翻刻時基本沿襲。晚期印本做了一些校正工作，但仍有不少訛誤遺留下來。李元陽本在以元十行晚期印本為底本的刊刻過程中，對宋、元十行本沿襲下來的一些明顯誤字和衍脫，以及元十行晚期印本補版過程中形成的一些誤字，做了相當有成效的校正工作。

始自宋十行本、元十行本沿襲、元十行晚期印本未能改正的訛誤，李元陽本改正之例，如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三月作丘甲”、“公羊說作丘甲”，二“丘”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兵”，李元陽本改正為“丘”，與單疏本合。成公二年經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衛”字正當轉行處，脫下“人”字，李元陽本此處補入“人”字，與余仁仲本合。成公三年疏文“其丹桓宮”，“丹”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用”字，李元陽本改作“丹”，與單疏本合。成公八年疏文“《公羊》以為齊侯敗鞌之後”，“鞌”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案”，李元陽本改作“鞌”，與單疏本及《公羊》合。卷十四成公十年疏文“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云”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亡”，李元陽本改為“云”，與單疏本及昭八年傳文合。成公十三年疏文“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諸”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謂”，李元陽本改作“諸”，與單疏本合。成公十四年疏文“又葬須稱謚，莒夷無謚，故不書葬也”，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無謚”誤作“無論”，李元陽本改作“無謚”，與單疏本合。成公十四年疏文“而云同者，彼雖文承正月之下”，“同”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周”，李元陽本改作“同”，與單疏本合。成公十五年疏文“但書日以表失德”，“表”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素”，李元陽本改為“表”，與單疏本合。成公十六年疏文“偃為僑如所譖故云無罪”，“譖”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謂”，李元陽本改作“譖”，與單疏本合，等等。

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不誤，元十行晚期印本補版過程中形成的誤字，李元陽本亦多加改正。如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襄二十八年書春無冰”，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同，元十行晚期印本此正當局部補刻處，“二”誤為“三”，李元陽本改正。成公元年釋文“僂，於矩反，一音力主反”，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同，元十行晚期印本經局部修補，“力主反”誤為“刀主反”，李元陽本不誤。成公元年注文“同，姓也。姪子，字也”，宋十行本、元十行早期印本作“同，姓也。姓子，字也”，後一“姓”字為“姪”之誤。元十行本晚期印本本應將後一“姓”字改作“姪”，卻誤改前一“姓”字，作“同，姪也。姓子，字也”。李元陽本將晚期印本的這兩個誤字都已改正過來。

類似校正底本誤字之例，在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中隨處可見。特別是一些從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開始，沿至元十行本，直到元十行本在明代正德、嘉靖時期補版後印，幾百年間始終與經籍共生的誤字，至李元陽本始得改正，這不能不說是李元陽本的一大功績。

四、李元陽本的誤刻與誤改

李元陽本在糾正底本元十行晚期印本訛誤的同時，翻刻過程中也難免形成一些新的誤刻。如卷十三成公元年注文“巧心勞乎以成器物者”，“乎”為“手”之誤。成公二年傳文“侵車至海”，“車”下脱“東”字。成公四年疏文“舊解以為上文皆晉”，“皆”為“背”之誤。成公七年傳文“不言日急辭也”上，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成公八年疏文“《公羊》以為婚禮不稱上人”，“上”為“主”之誤。卷十四成公九年疏文“雖同是譏，事有有優劣”，衍一“有”字。成公十五年疏文“定元年晉執宋仲幾”，“晉”下脫“人”字。成公十五年疏文“以葬書時葬為正”，後一“葬”字當作“最”等。此皆宋、元十行本不誤，李元陽本始誤。其中如“手”誤“乎”乃因字形相近致誤，“以葬書時葬為正”蓋因上“葬”字而誤，“事有有優劣”兩“有”字正當換行處導致衍字等，當主要出自寫工刻工無意之訛。

除了寫、刊偶誤，李元陽本對底本的有意校改，因主要依據上下文義、本校他校，缺乏足夠的版本依據，有時可能導致臆改、妄改。如卷十四成公十四年疏文“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宋十行本、元十行本“公即位”作“公即云”，李元陽本改“云”作“位”，文義似較為貫通。然檢單疏本此處作“公即位，下文即云公子遂如齊逆女”，知宋、元十行本因上下兩“即”字而導致四字脫文。李元陽本發現底本此句有問題，因不見單疏本，遂以意改為“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看似文義較通，實際上卻是委屈彌縫，反而掩蓋了脫文的痕跡。成公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下注文“故詳而紀之”，“紀”字宋、元十行本皆作“己”，文義顯然不通，李元陽本遂以意改為“紀”字。此字余仁仲本作“日”，指經文書日事。“日”“己”字形相近，宋十行本蓋因此誤“日”為“己”。此字當以余仁仲本為正，李元陽本改“紀”字缺乏依據。又成公十七年疏文“家國備然後能享”，“能”字宋、元十行本作“然”，顯然有誤，李元陽本改作“能”於義可通。然據單疏本及《儀禮經傳通解》所引，此句當作“家國備然後祭享”，李元陽本改字亦無版本依據。卷十六襄公二十四年注文“塗，塗飾”及釋文“塗，烏路反，又同都反”的異文演變歷程更為典型。此處注文余仁仲本、宋十行本作“塗，堊飾”，釋文作“堊，烏路反，又烏洛反”，與《經典釋文》合。元十行本翻刻時誤為“塗，聖飾”、“聖，烏路反，又烏路反”。元十行晚期印本將兩“聖”字剜改為“塗”字，作“塗，塗飾”、“塗，烏路反，又烏路反”，乃屬臆改。李元陽本繼承了元十行晚期印本臆改的兩“塗”字，又將釋文中重複的後一“烏路反”改為“同都反”。“烏路反”重出顯然有誤，李元陽本改為“同都反”，既免明顯的重複，又合“塗”字反切，看似沒有破綻。實際上“塗”字本已是誤字，為迎合“塗”字而改為“同都反”，又是誤上加誤。此類以意校改，不僅沒有改正底本的錯誤，反而將底本錯誤痕跡掩蓋了起來，使讀者很難察覺。

五、李元陽本對後世諸本的影響

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對明清諸本的影響堪稱深遠。明萬曆時期北京國子監本（以下簡稱“監本”）直接翻刻李元陽本；崇禎時期毛氏汲古閣本（以下簡稱“毛本”）翻刻萬曆北監本，實際上也是繼承了李元陽本；清乾隆武英殿本（以下簡稱“殿本”）以監本為基礎，其體例特徵與異文特徵仍可溯源至李元陽本。阮元本雖直接翻刻自元十行本，似乎與李元陽本無甚關聯，但阮刻初印本繼承自元十行本的訛誤甚多，其後印本的校正工作實際上也與李元陽本的校正成果密不可分。

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通過版式調整、體例改進與文字校正，形成一種與宋、元十行本迥然不同的版刻新面貌。其特點是經傳每節另起提行，傳、注、疏前有大字標識，注文中字單行等，版式體例更為清晰便讀。監本、毛本原樣繼承了李元陽本的版式和體例。殿本以監本為底本，雖然在體例行款方面做了較多改變，但其經傳每節另起提行，傳、注、疏前大字標識，注文中字單行等形式，仍沿襲李元陽本開創的體例面貌。

文字方面，自宋十行本開始沿至元十行本諸印本的許多明顯文字訛誤，至李元陽本始得校正，這些校正成果都被監本、毛本、殿本繼承了下來。當然，始自李元陽本的一些誤刻、誤改之處，也對監本、毛本、殿本產生了深刻影響。以上文所舉李元陽本誤刻例來看，其中卷十三成公七年傳文“不言日急辭也”上衍“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十二字，監本、毛本、殿本皆同李元陽本。卷十四成公九年疏文“雖同是譏，事有有優劣”，李元陽本“有”字正當換葉換行處，遂衍一“有”字，監本、毛本皆沿襲此誤（殿本改正）。成公十五年疏文“定元年晉執宋仲幾”，“晉”下脫“人”字，監本、毛本皆同李元陽本（殿本改正）。“以葬書時葬為正”，後一“葬”字為“最”字之誤，監本、毛本及殿本皆沿襲。此皆宋、元十行本不誤，李元陽本始誤之處，監本、毛本皆沿襲李元陽本，殿本則或改正或襲誤。

李元陽本在校改中的失當之處，也多延續到監本、毛本及殿本中。如上舉卷十四成公十四年疏文“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之“位”字，成公十六年“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下注文“故詳而紀之”之“紀”字，成公十七年“家國備然後能享”之“能”字，都是宋、元十行本有誤，李元陽本無版本依據臆改者，監本、毛本、殿本皆沿襲了李元陽本臆改之字。卷十六襄公二十四年釋文“塗，烏路反，又同都反”一例，監本、毛本亦沿襲李元陽本，惟殿本據《經典釋文》做了校改。

阮元本以元十行晚期印本為底本原樣翻刻，底本訛誤基本不改，僅於誤字處標記符號，卷末出校說明。但元十行晚期印本訛誤甚多（其中有沿襲自宋十行本者，有元十行本新增者，亦有元十行晚期印本補版之誤），從阮刻初印本實際情況看，[6]其中照刻底本誤字而無校字符號、無校記說明的情況十分常見，許多是非常明顯的訛誤。上文我們所列宋、元十行本皆誤，李元陽本校正之處，如卷十三成公元年疏文“三月作丘甲”、“公羊說作丘甲”，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兵”，阮刻初印本亦作“兵”，並無校記。成公二年經文“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脫“衛”下“人”字，阮刻初印本亦脫“人”無校記。成公三年疏文“其丹桓宮”，“丹”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用”字，阮刻初印本亦誤“用”無校記。卷十四成公十年疏文“傳曰：其弟云者親之也”，“云”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亡”，阮刻初印本亦誤“亡”無校記。成公十三年疏文“又會大夫單伯之徒亦書會諸侯”，“諸”字宋十行本、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謂”，阮刻初印本亦誤“謂”無校記等等。此皆李元陽本已校正之訛誤，而阮刻初印本仍沿襲，且無任何校記說明。

因阮刻初印本此類訛誤較多，印行後頗受詬病，遂有道光年間校訂之舉。阮元《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經注疏書後》末附阮福案語云：“此書尚未刻校完竣，家大人即奉命移撫河南，校書之人不能如家大人在江西時細心，其中錯字甚多，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7]道光六年南昌府學教授朱華臨《重校宋本十三經注疏跋》云：“今夏制軍自粵郵書，以倪君模所校本一冊寄示。適奉新余君成教亦以所校本寄省。……余因合二君所校之本詳加勘對，親為檢查督工，逐條更正。”雖然倪模與余成教校訂所據何本未有明文，但從阮刻後印本剜改的實際情況看，[8]其校訂改刻文字多同於李元陽本。如上舉阮刻初印本沿襲宋、元十行本訛誤之例，後印本皆已改正，同李元陽本。阮福“有監本、毛本不錯而今反錯者”云云，當時校訂所據或為監本、毛本，而監本、毛本異文實際上多繼承自李元陽本。卷十六襄公二十四年“塗，堊飾”一例更為顯明。此處釋文，元十行本晚期印本誤作“塗，烏路反，又烏路反”，李元陽本改後一“烏路反”為“同都反”，與本已訛誤的“塗”字相應。阮刻初印本翻刻元十行晚期印本的“塗，烏路反，又烏路反”，至後印本，則剜改後一“烏路反”為 “同都反”，這明顯是受到了李元陽本的影響。

六、李元陽本的校勘價值

《穀梁》注疏本的版本源流相當明晰，由宋至今僅有附釋音注疏本一脈單傳，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是后世《穀梁》注疏本的最早源頭。而宋十行本書坊刻書的特性，導致其文本訛誤較多。元十行本翻刻宋十行本，基本沿襲了宋十行本的這些訛誤，雖經校訂改刻，遺留下的訛誤仍隨處可見。正如我們前面指出的，李元陽本對元十行本的校訂，特別是對其中一些明顯誤刻字的校訂，是卓有成效的，也是應該被後人繼承的。而實際上，無論是嘉慶時期的阮刻《十三經注疏》本及阮元《校勘記》，還是今日的諸種標點整理本，對李元陽本都缺乏足夠的重視，甚至完全忽視。一些李元陽本已經改正的元十行本訛誤，而《校勘記》不提及，阮元本（包括初印本及後印本）仍誤刻，有的又延續到今日的新整理本中。而阮元本的新增訛誤，本可據李元陽本或他本改正，而今整理本未能發現，或發現而不能做按斷，這都是頗令人惋惜之處。

目前學界較常使用的阮元本，一為臺北藝文出版社影印本，底本為阮刻初印本；一為中華書局影印本，底本為經校訂之世界書局縮印本。如我們上文所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穀梁》以元十行晚期印本為底本，有的底本訛誤已經《校勘記》發現，阮本於正文字旁加校勘符號，卷末加校記說明。但《校勘記》未能指出的底本訛誤亦頗不少，也都被阮刻本照樣繼承下來，而未加任何符號和說明，而實際上這些訛誤李元陽本多已改正。加上阮刻本身的新增誤字，阮刻初印本中各類訛誤甚多，這是使用阮刻初印本時需要特別注意的。

阮刻後印本經過校訂，修正了初印本中的大量訛誤，較初印本優勝。不過仍有校訂未盡之處，遺留在我們常用的中華書局影印本中，又延續在今整理本如北京大學出版社標點《十三經注疏》本（以下簡稱“北大標點本”）、《儒藏》整理本（以下簡稱“《儒藏》本”）中。我們可以舉卷十六數例為證。如卷十六襄公十六年疏文“諸侯不得私相治，執之以歸，非明禮矣”，阮元本“之”誤刻為“人”。此字自單疏本、宋十行本以下包括李元陽本及監、毛、殿本皆作“之”，惟阮元本作“人”，乃阮本新增誤字，阮刻後印本未及改正。北大標點本沿阮本之誤作“人”，未出校；《儒藏》整理本據宋十行本、單疏本出校，而未判是非。襄公十九年注文“此與盟後復伐無異”，元十行本諸印本皆誤作“盟後後伐”，李元陽本已改正，而阮刻初印本、後印本皆沿襲元十行本誤字，並無出校。此字北大標點本據《穀梁補注》改字出校，《儒藏》本據襄十一年“復伐”出校，卻都未提及包括余仁仲本、宋十行本及李元陽本在內的諸多版本依據。襄公二十五年釋文“居，屈勿反”，“勿”字余仁仲本、宋十行本以下包括李元陽本及《經典釋文》皆同，阮刻本作“忽”，乃新增誤字，後印本未能改正。此字北大標點本沿誤未出校，《儒藏》本據宋十行本及《經典釋文》改“勿”，是。襄公二十九年疏文“注怨仇餘祭”，“祭”字當宋十行本換行處，下誤重一“祭”字，元十行本諸印本同，李元陽本已改正。而阮刻初印本、後印本仍襲底本誤字，亦無出校。此衍字北大標點本據文義刪，未及版本；《儒藏》本據單疏本刪。襄公三十年疏文“若實失民，則直稱人以弒”，“以弒”亦當宋十行本換行處，其下誤重“以弒”二字，元十行本諸印本同，李元陽本已改正。而阮刻初印本、後印本皆沿底本衍字，無出校。此例北大標點本、《儒藏》本僅出校云“疑衍”，而未出版本依據，亦未刪改。

以上或阮元本沿襲底本訛誤，或阮元本新增訛誤，而李元陽本皆不誤，可證李元陽本的校勘價值。由於《穀梁》注疏合刻本僅存十行本一系，而《穀梁》單疏本僅存卷六至卷十二殘卷，單疏本存世部分疏文的校勘尚有單疏本可據，如上舉襄公十六年例；而單疏本所缺的卷一至卷五，當注疏本卷一至卷九，此部分疏文的校勘無單疏本可據，亦無其他系統注疏本可據，則此部分疏文的校勘中，李元陽本的價值更可凸顯。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九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1]本文爲2014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十三經注疏》版本研究”（項目批准號：14BTQ020）、2015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春秋左傳》校注及研究”(項目批准號：15ZDB071）成果之一。

[2]李元陽本《春秋穀梁注疏》，據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本。國圖藏宋十行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及北京市文物局藏元十行本晚期印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據《中華再造善本》影印本。

[3]關於元十行本不同印本的比較及晚期印本對早期印本的校改情況，筆者另有《元十行本< 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印本考》一文，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17年第1期。

[4]《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卷九，《續修四庫全書》第183冊，176頁。

[5]《春秋穀梁傳注疏校勘記》卷一一，《續修四庫全書》第183冊，187頁。

[6]阮刻初印本，據臺北藝文出版社影印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7]阮元《揅經室集》三集卷二，《四部叢刊》影印本。

[8]阮刻後印本，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道光重修本《監本附音春秋穀梁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