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
內容提要：校書之難，難在定其是非。本文從校點編輯《張載全集》的親身體驗中立說，全面考察了張載著作佚存情況和《張子全書》的編纂、刊行、著錄及版本源流。確定脫離明清諸本《全書》的編輯框架，而按《全書》所含各單書的不同情況，分別選擇宋刻善本作為《正蒙》、《理窟》和《語錄》的底本，以明萬曆三十四年徐必達刻本作為其他部分的底本，採用版本價值較高的刻本作校本，且注重各部分文本之間的相互參校。經過辨異同，定是非，既正確地保持了各單書底本之原貌，又恰當地將新輯遺著“橫渠三說”(《論語說》、《孟子說》、《禮記說》)和相關資料作為補編,分類附於底本《文集抄》、《拾遺》和《附錄》三部分之末，便形成了《儒藏》精華編《張載全集》。本文特舉例說明，它雖然有別於中華本《張載集》，但仍然存在是非得失，不是最後定本，當以平常心待之。
一、校書之難在定其是非
十年前，我應約寫了一篇《關學研究與古籍整理》，刊登在中華書局總編室編的《書品》1997年第1期第41-49頁，向學界不少關心我的朋友們交代了我從宋明理學研究轉向理學古籍整理的學術緣由，也總結了我十多年校點已出版的幾部“關學”典籍的是非得失。尤其是，當我此時得知我校點的《朱子文集》已列入臺灣中央研究院“漢籍全文資料庫指定版本”，將向世界發行，我既得以安慰，又如履薄冰，時時擔心總有一天會在世人面前“出醜”，曾多次暗下決心：今後不再作這種費力不落好的“難事”。還為朋友寫過條幅自嘲：“千家注杜百家韓，如何未老校晦庵？欲知其中甘苦味，百年之後當紙錢。”可見決心之大。可是五年過去了，我至今也說不清楚到底因何背景和機緣，我卻積極響應了老友湯一介教授的約請，義無反顧地投入《儒藏》工程，全力以赴，又做起了《儒藏》集部北宋文集的主編工作。經過四年努力，本部類二十一種文集中有四分之一已完稿交《儒藏》編纂中心審定，其中由我校點的《藍田呂氏遺著輯校》和《浮沚集》作為《儒藏》（精華編）第220冊，已於2007年末正式出版。但總體來說，進度緩慢，不盡人意。我實在感到“校書極難”，力不從心。
正如清人段玉裁所說：
校書之難，非照本改字，不訛不漏之難也；定其是非之難。
我深切體驗，不僅有考定“底本之是非”與“立說之是非”的困難，而且有“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的苦惱。因為，無論是一書歷經世代多人多次的整理，還是一人一生對一書的多次校勘，似乎總是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可以說，沒有任何一本經過校勘過的典籍沒有是非得失，可以成為既“復舊歸真”，符合原生古本，又完善無誤，便於世人閱讀的最後定本。大概正因為有這樣不可避免的學術苦惱，爭取最後的定本，便自然成為每一位以“治書之學”為志業的學人窮年皓首，孜孜以求的學術動力，推動着古籍整理事業的不斷發展。
這便是我在四年“儒藏工程”中所形成的治書之學是非得失觀。現就以我校點整理過的《張载全集》為例,作具體說明。
二、《張载全集》的編纂與版本
1978年8月，中華書局出版的《張載集》是張子遺著的第一個整理校點本（簡稱中華本），其學術價值和文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它同任何一本古籍整理書一樣，並非是最後的定本。它在《編校說明》中說：“本書以明萬曆四十八年沈自彰鳳翔府《張子全書》官刻本清初翻刻本為底本。”又在《關於張載的思想和著作》中說：“根據喻三畏和宋廷萼的說法，我們可以斷定：《張子全書》是明萬曆年間沈自彰編纂的。明末徐必達刻《張子全書》，是在沈自彰之後了。”《張子全書》究竟為“何人所編”，四庫館臣早有存疑，中華本作出了“斷定”，其正確與否，顯然不是一個哲學理論問題，而是關係到校點底本選擇的是非得失問題。因此，三十年後，為《儒藏》重新校點此書，我不能不謹慎從事，先從調查張載著作的流傳佚存情況入手。
（一） 張載遺著的佚存記錄
張載一生著書垂教，卷帙宏富，不少著作在宋代已刊刻流傳。據從朱熹、呂祖謙編《近思錄》所列“橫渠先生書目”，到《遂初堂書目》、《直齋書錄解題》、《郡齋讀書志》及《附志》、《後志》所著錄，宋人著錄可歸總為《西銘》、《正蒙》（或《正蒙書》十卷）、《理窟》（或《經學理窟》一卷）、《易說》（或《橫渠易說》三卷）、《論語說》、《孟子說》（或《橫渠孟子解》十四卷）、《禮樂說》、《橫渠張氏祭禮》一卷、《橫渠春秋說》一卷、《張橫渠注尉繚子》一卷、《信聞記》一卷、《語錄》（或《橫渠先生語錄》三卷）、《文集》（或《張橫渠崇文集》十卷）等（參見《儒藏》精华本《張载全集·附錄補·書目提要》）。經宋元戰亂，著作多已散佚。據《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志》所著錄，元代尚存張載著作有《正蒙書》十卷，又《雜述》一卷、《橫渠易說》十卷、《經學理窟》三卷、《詩說》一卷、《橫渠孟子解》二十四卷、《橫渠春秋說》一卷、《橫渠張氏祭禮》一卷、《信聞記》一卷、《崇文集》一卷，尚無編纂“全書”的記載。
至明代，據萬曆年間以前所編《文淵閣書目》、《秘閣書目》、《世善堂藏書目錄》和《陝西通志·經籍》等著錄，除有張子《西銘》、《正蒙》、《經學理窟》、《語錄》、《易說》、《橫渠（詩）傳說》、《祭禮》、《書說》、《春秋說》、《孟子解》二十四卷等外，仍無彙集“全書”的記錄。但值得一提的是：1、嘉靖五年丙戌（1526），被貶講學於山西解梁書院的關中學者呂柟編著《張子抄釋》六卷，始對張子遺著進行搜集整理，其序稱：“橫渠張子書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銘》、《正蒙》、《理窟》、《語錄》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於三原馬伯循氏（理）。”可知當時仍無《張子全書》，《抄釋》僅為張子遺書的選錄而已，但從其篇目編次及其內容看，它無疑影響了爾後《全書》的編纂。2、萬曆四十一年癸丑（1613），祁承始編《澹生堂藏書目》，在卷二《理學類·遺書》中始有“《張子全書》六冊十卷”的記載，這為我們追溯《全書》為“何人所編”及其版本流傳，提供了時代依據。
（二）《張子全書》為“何人所編”
今尚通行的《張子全書》，據《四庫全書總目》著錄，在明代有二本：一曰“《周張全書》二十二卷”合刻本，為“內府藏本”；二曰“《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單刻本，為“編修勵守謙家藏本”。《四庫提要》肯定周張合刻本為“明徐必達編”，張子單刻本雖“不知何人所編”，却可以斷定：《四庫全書》所收“康熙己亥朱軾督學陝西”時“為之重刊”的《張子全書》“亦即此本”，而“明徐必達所刻已屬此本”。依此線索，參以《中國古籍善本總目》著錄及館藏實際，可知，現藏國家圖書館的明萬曆三十四年嘉興徐必達輯刊的《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二十二卷（簡稱徐本），即“內府藏本”，現藏復旦大學、中國科學院等圖書館的明萬曆四十六年陝西鳳翔知府沈自彰刊刻的《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簡稱沈本），即屬“編修勵守謙家藏本”。清代覆沈本者，自順、康、乾、嘉至道、咸、同、光，幾乎各朝都有，賀瑞麟所謂“橫渠先生書世間多有，而全書惟關中有數本，有郿縣本，有鳳翔本，有臨潼本，至高安朱氏（軾）本”，其實均為沈本的遞修重刻本。
比較沈本和徐本之異同：（1）勘其卷次篇目，兩本均以《西銘》、《東銘》一卷冠篇，《正蒙》二卷次之，繼以《經學理窟》五卷，《橫渠易說》三卷，其後《語錄抄》一卷、《文集抄》一卷，又皆沿用呂柟《張子抄釋》，《拾遺》一卷、《附錄》一卷，又均從《性理大全書》、《近思錄》、《二程全書》中輯入，共十五卷，各卷內容完全相同，其卷一《西銘》都有朱熹注。两本行款板式亦無異，都是半葉十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2）兩本之異，僅在於徐本卷首有署名“萬曆丙午四月望，檇李後學徐必達書於銓曹書院”的《合刻周張兩先生全書序》；自卷一至卷十三，每卷標題次行下題“明後學徐必達校正”，卷十四題“明後學徐必達輯”，卷十五題“明後學徐必達輯校”，明示《全書》為徐所編輯；而沈本卷首接袁應泰序之後，僅有沈自彰《張子二銘題辭》一則，前後無沈自彰序跋，每卷標題次行下只署“明陝西鳳翔府藏板”，而不署明“何人所編”，此其一也。其二，徐本書口上方刻有“張子全書”四字，下方刻有本葉字數和刻工名，如毛、王、張、文、萬、李方等；沈本書口上下則全無。其三，徐本為合刻本，沈本則是單刻本。今考沈本卷首岐陽後學袁應泰寫於萬曆戊午九月之《序》稱：“郡伯沈公（自彰）表章理學，刻行《周子全書》矣；復念張子郡產也，為建橫渠書院，肖像從祀之，並刻其全書而屬序於余。”（以上所引，參見《儒藏》精華編《張載全集·附錄補》）可以推知，沈本其所以不署“何人所編”，正因它同徐本屬同一版本系統，徐必達才是這一版本《全書》唯一的編輯者，只是他原編刊行的是“合刻”本，而十二年後沈自彰將其重刻成為周張各自獨立行世的單刻本。可能因沈本屬鳳翔府官刻，又在張子故里；而徐本是徐必達在南京作吏部考功郎時於署中“私刻”，又因徐為人“持正不撓”，抗清兵南下而“赴水死”，故在清代關中，沈本遞有重修覆刻，流傳遠勝徐本。因而《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在“《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目下，除首列徐本之外，還標注有“高安朱氏刊本，嘉慶十一年上元葉世倬補刊本”和“同治九年刻本”三種，但其卷次篇目內容，蓋不出徐本之外，甚至文字幾乎亦無多少差別。可知，徐本實為沈本及後此諸刻之祖。
回頭我們再看看中華本“斷定”沈自彰編纂了《張子全書》，徐本在沈本之後所提出的兩條證據。一曰，清代宋廷萼乾隆刊本《張子全書》卷首有一《附記》說：“張子撰著，明以前散見他書。萬曆中都門沈芳揚（自彰）守鳳翔，搜集為《全書》，說見原刻張某序中。”經查，沈本原刻有張子後裔張能鱗序，其中並無此說。二曰，喻三畏在順治刊本《張子全書》序中說：“前都門芳揚沈太公祖尊（橫渠）先生教，搜索殆徧，壽之木以廣其傳，至今家絃戶誦，衍先生澤使之靈長者，沈公力也。”經查，清順治十年癸巳喻三畏岐陽刻本《張子全書》卷首確有喻序，“搜索殆徧”四字在序中原為“搜索貽編”，並無“沈自彰編纂”之意。但此序以後被道光等通行本《全書》收入，“貽編”遂誤作“殆徧”。是否因兩字之誤而作出如上“斷定”，可按下不論。
順便還需提及的是，寶雞市檔案館現藏有“十年文革”後張載後人捐贈的張子《族譜》五種和明、清、民國間官府公文各一件，1991年至1992年間，陝西有學者連連發文稱：這些文物史料“確鑿無誤地證實了”《張子全書》是“沈自彰編纂”的“推斷”；而且認為：“《張子全書》的編訂、刊印，大體上與（沈）從灤州迎聘張文運等回陝是同時進行的。這樣，《張子全書》的編者是何人的問題也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經近年多方查證，此說確屬“事出有因，查無實據”，難以成立。因為，據宋儒文集，張載後裔流落在外，確有“私家所傳”張子遺著的記載；又據沈自彰崇禎十六年（1643）在所撰《許莊橫渠書院碑記》中自述：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春，不佞守鳳翔，接鄉尊馮公諱從吾手劄，並《灤志》與《張氏族譜》，始知橫渠之後在灤，關中無人而有人也矣。遂移關永平道府，擇其裔之賢者，取回原籍。時有督院文公諱球者給勘合，知永平府史公諱文煥者給出關劄。文運乃携子承績暨孫元福、元祥歸關西舊里。
再參以《馮少墟集》卷五馮從吾《與沈芳揚（自彰）太府》三書和《與王保宇郡丞》二書，可知，（1）經關中大儒馮從吾提議推薦，鳳翔沈自彰、永平王保宇兩知府協同考察，可以確定，“從金元已流寓”於永平灤州的儒學生員張文運，實係張載十四世後裔，“卓有道氣”，足以承擔回故里、守奉張子祀，以續“五百年闕典”之任。《明史》卷二百八十四列入“儒林”。（2）從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春沈自彰知鳳翔府後，接馮從吾手劄，“始知橫渠之後在灤”，再由馮“托永平王保宇二守行查的確”，由督院文球“給勘合”，由永平知府史文煥“給出關劄”，至四十八年五月五日撫院批允從府庫動支白銀千兩為張文運子孫“治田廬”，並正式發公文要沈自彰“在鳳翔府迎聘”其“到府”，前後共經歷兩年整。在這兩年間，如前所述，沈自彰先刻行《周子全書》，繼刻《張子全書》，並囑岐陽袁應泰作序刊行，是時為“萬曆戊午（四十六年）九月朔”，而《馮少墟集》亦成書刊行於此時，其中有馮稱謝沈“佳刻周李二書，繼往開來，功德無量，敬用珍藏”的話語，但無沈編纂、刊印、贈送《張子全書》的記錄。再按公文，沈自彰迎聘張文運到鳳翔府的時間為“萬曆庚申（四十八年）五月初五”，《張子全書》早已刊行一年有餘，目前尚無任何史料可以證明“《張子全書》的編訂、刊印”同沈自彰“迎聘張文運等回陝”有任何直接的關係，更難以說明《張子全書》為“何人所編”的問題“就得到了徹底的解決”。
因此，此書沈本在明代幾乎無官私著錄，亦無牌記、刻工、藏印可考；清代自《四庫全書總目》著錄“不知何人所編”以來，諸如周中孚《鄭堂讀書記補逸》、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耿文光《萬卷精華藏書記》等，凡所著錄，皆陳陳相因，沒有“何人所編”的答案。明清傳入朝鮮的《張子全書》，無論《奎章總目》著錄，還是《洪氏讀書錄》著錄，均版本不詳；而傳入日本的，無論廣島大學文學部所藏“《張子全書》十五卷”，還是內閣文庫、尊經閣文庫所藏“《周張全書》二十六卷”（其中卷二十三至卷二十六為徐必達發明的《正蒙釋》），同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所著錄一樣，均為徐本。可以肯定的是，徐本在沈本之先，無疑是諸本之祖。
由此便可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既然經比勘徐本與沈本文字、行款幾乎完全相同，那麼，無論斷定沈自彰是《全書》的編纂者，徐本在沈本之後，還是斷定徐必達是《全書》的編纂者，徐本在沈本之前，倘若分別用其作底本，其校勘意義是不會有什麼差別的。這就提示我們：是否可以脫離開徐、沈以來諸《全書》本的框架，按各單書的不同情況，分別查找更好的宋刻本作底本或作主要校本呢？依據中華本“橫渠語錄”部分以南宋吳堅《張子語錄》刻本作底本之先例，無疑這一思路是可行的。
三、《張載全集》校勘底本選用及其補遺
其實，當徐本、沈本及諸重刻本流傳之先，全書所包含的《正蒙》、《理窟》、《易說》、《語錄》、《文集》等部分除《易說》之外，各已有宋刻本行世。因此，此次校點，除《易說》、《文集抄》、《拾遺》和《附錄》以徐本為底本之外，其他各部分分別選取宋刻善本作底本，再根據各部分不同情況，分別選取版本價值較高的刻本作校本，且注重各部分文本之間的相互參校（本校）。然後參考徐本之編次，將新輯遺著補入相應部分之後。茲具體分述如下：
（一）《橫渠正蒙書》、《橫渠經學理窟》。這兩書以現藏國家圖書館的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乙未閩川黃壯猷修補刻印的《諸儒鳴道集說》為底本（簡稱鳴道本），以徐本、沈本、明嘉靖刻本《張子抄釋》（簡稱抄釋）等為校本，參考了通行的《張載集》（簡稱中華本）、《宋元學案》（簡稱學案）、《張子正蒙注》（簡稱王注本）等校點本。《正蒙》和《理窟》原分別載鳴道本卷第三至第十和卷第十一至十五，皆無序跋。書名、分卷，一仍其舊，卷次重編。
（二）《易說》。以徐本為底本，校以沈本；其《繫辭》以下部分，另參校以《古逸叢書》影印宋刊本《晦庵先生校正周易繫辭精義》（簡稱精義）及《正蒙》相關文字。凡底本經文脫衍誤舛者，校以清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本《周易》。
（三）《張子語錄》。在南宋有二本，一為鳴道本，載其卷第十六至十八，書名曰“橫渠語錄上、中、下”，字跡漫漶不清；二為吳堅刻《張子語錄》上中下三卷本（簡稱吳本），卷端標題與書名同，收入《四部叢刊續編》，卷末附有近人張元濟為此書寫的《跋》和《校勘記》，校勘精審，確屬善本。今以吳本為底本，以鳴道本為校本，並參校《抄釋》、正誼堂刻《伊洛淵源錄》（簡稱淵源錄）、校點本《朱子語類》等。書名、分卷，一依底本之舊。
（四）《文集抄》、《文集抄補》。張子《文集》早佚，朱熹曾為搜索校補《橫渠集》而盡心盡力，但無板刻傳世。這部分各篇文字，輯錄《四部叢刊》影印宋刊本《皇朝文鑑》（簡稱文鑑）、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徐本《張子全書》卷之十三《文集抄》等相關文字為底本，校以《抄釋》和校點本《宋文鑑》、《全宋文》、《全宋詩》、《詩話總龜》等。徐本《文集抄》保持原貌，其他輯錄部分稱為《文集抄補》，附於其後。
（五）《拾遺》、《拾遺補》。《拾遺》各篇文字，以徐本為底本，以四庫本《性理大全書》、日本和刻本《近思錄》、《二程全書》為校本，校以相關文字。《拾遺補》包括《論語說》、《孟子說》、《禮記說》三書。此三書久亡，惟宋儒朱熹《論孟精義》、衛湜《禮記集說》中多存其說。今從清康熙呂氏寶誥堂重刊白鹿洞原刻本《論孟精義》中輯出張子《論語說》九十七條，《孟子說》四十三條，分繫《論》、《孟》相應章句之下，校以南京圖書館館藏明抄本《國朝諸老先生論孟精義》（簡稱明抄本）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論孟精義》（簡稱四庫本）。又從影印南宋嘉熙四年（1240）庚子新定郡齋刻本《禮記集說》（簡稱新定本）中輯出張子《禮記說》二百五十五條，分繫於《禮記》相關文字之下，校以四庫本《禮記集說》，同《論》、《孟》共三說，均不分卷。
（六）《附錄》、《附錄補》。《附錄》以徐本為底本，以四庫本《性理大全書》、日本和刻本《近思錄》、《二程全書》為校本。另補入《張子全書》諸本主要序跋、書目提要及張載主要代表著作《正蒙》、《西銘》的評論資料，參校以校點本《張載集》、《宋文鑑》、《朱子語類》等相關文字，統稱《附錄補》，置於徐本《附錄》之末。程朱學派從《正蒙·乾稱篇》首尾抽出的《西銘》（朱熹注）、《東銘》，則置於《附錄補》之首，以徐本為底本，以沈本為校本，參校《宋文鑑》及元刻《朱子成書》本《西銘解》。一併備作參考。
四、《張載全集》校勘異同舉例及其是非得失
按以上所述，以鳴道本、《精義》、《文鑑》、吳本、新定本等宋刻本分別作《張載全集》相關部分的底本，與通行的徐本、沈本作對校，必然出現文字、文句、段落、篇章諸異同現象，從而產生或是或非、或得或失的不同結果。現從《橫渠正蒙书》中抉摘出校勘異同23例，列表如次。
(編按：如果手機顯示表格不全，請橫屏閱讀)
例序
篇
目
底本（鳴道本）
校本（徐本、沈本）
參校本
中華本
《儒藏》
精華編本
1
太和篇第一
正
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
…遇…散…
《精義》“感通聚結”
…通…結…
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
2
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
…而…
《精義》“而”作“風行則”
…風行則…
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
3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覺有心之名
…知覺…
新定本《禮記集說·中庸》引作“知覺”
…知覺…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覺，有心之名。
4
參兩篇第二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
冰……
王注本注曰：“冰當作水。”
水……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
5
火之炎人之蒸
…人…
《學案》引作“水”
…人…
火之炎，水之蒸，
6
天道篇第三
聖人之為得而為之也
……也
王注本作“應”
……應
聖人之為，得而為之也。
7
神化篇第四
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
…示…
王注本作“示”
…示…
故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
8
動物篇第五
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之…
王注本作“之”
……之
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9
大心篇第七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
…聞見…
王注本作“聞見”
…聞見…
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
10
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
…心…
王注本作“心”
…必…
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
11
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無“此”字）
（無“此”字）
（無“此”字）
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
12
至當篇第九
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若……
王注本作“若”
故……
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13
三十篇第十一
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
（與底本同）
王注本作“張子自注：……”
“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作正文）
“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而翔。
14
大易篇第十四
則於易深矣一本云深於易矣
（無注文）
王注本（無注文）
（無注文）
則於《易》深矣。一本云：“深於《易》矣。”
15
樂器篇第十五
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同底本）
王注本作正文，“絢”作“絢飾”。
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16
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克……
王注本作“堯”
“克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
17
不若孔氏之注愈一本先得作先將
（脫注文）
王注本（無注文）
（脫注文）
不若孔氏之注愈。一本“先得”作“先將”。
18
治昏則俊民用微一本準牧下有無字併為一節
（脫注文）
王注本（無注文）
（脫注文）
治昏則俊民用微。一本“準牧”下有“無”字，併為一節。
19
乾称篇第十七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詔
（脫注文）
王注本（無注文）
（脫注文）
《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銘諸牖以自詔。
20
體其孝而歸全者參乎
…受…
《文鑑》“孝”作“愛”
注曰：“一作受。”
…受…
體其孝而歸全者，參乎！
21
發於聲見乎四支
…乎…
《文鑑》亦作“於”
…乎…
發於聲，見乎四支，
22
惑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
或……
《文鑑》亦作“惑”
或……
惑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
23
引咎其不出汝者
歸……
《文鑑》亦作“引”。注曰：“一作歸。”
歸……
引咎其不出汝者，
《正蒙》共出校勘記98條, 以上23例僅不足其四分之一。對這23例校勘異同若作“是非”鑒別，大致可分為三：例1、2、3、4、6、10、11、12、13、14、15、16、17、18、19共十五例，乃為底本是者，校勘依底本，這是其一；其二，只有例5一例，底本明顯有誤而參校本是者，校勘依參校本；其三，其餘九例（3、7、8、9、20、21、22、23）乃介於是非之間。是“體其孝”還是“體其受”？是“發於聲”還是“發乎聲”？是“惑者”還是“或者”？是“見聞”還是“聞見”？是“引咎”還是“歸咎”？考定確有為難之處。
又如例20“體其孝而歸全者參乎”，徐本、沈本、王注本、中華本“孝”均作“受”，朱熹《西銘解》也作“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似乎通行的校本為是。但是，無論南宋新定本《禮記集說》，還是《十三經注疏》本《禮記正義》，在《祭義第二十四》中，均載有“曾子曰孝”章，其中有：
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這是對“孝”和“全”的最好解釋。因此，校勘依從底本，不改“孝”為“受”，儘管《文鑑》作“愛”，注云“一作受”。又如例3“惑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除《文鑑》亦作“惑”外，諸通行校本均作“或”。“或”通“惑”，王先謙《荀子集解》釋《解蔽》篇中所謂“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亂”一段，特引盧文弨語：“宋本‘或’皆作“惑”。”故今校勘一依底本，不輕改“惑”為“或”。
這樣，絕非以“底本唯是”。 如例16“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徐本、沈本“堯”作“克”，經查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堯典》有一句為：“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又據“克明”、“克明俊德”在儒家典籍中已成為表示“能任用賢能之士”或“能盡君道”的固定詞語，因此，中華本改底本“堯”為“克”，似不算為非。但進一步思考，例16一句是《堯典》這一段的縮語，“明俊德”對應下句“章俊德”，鄭玄箋：“照臨四方曰明。”朱熹解“明，明之也”，“章，明”者。再看張載語意，例16一句以下云：“《大學》謂‘克明俊德’為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注》愈。”顯然取孔安國古文解“克明俊德”為“明揚大德之人”義。又據明嘉靖刻本《正蒙會稿》、王注本、四庫本及清雍正刻本《正蒙初義》等均作“堯明俊德”，因此，底本“堯”不改為是。究竟是“是”還是“非”？我想，只要既能糾正底本中明顯的脫誤，又不輕易竄改底本，而且不漏掉各校本中有研究價值的異字異文，我們就有可能將文本還原到當初的語境中,讓讀者得以正確解讀，這也許就達到了校勘的目的。至於是非得失，一定同“塵埃風葉”一樣，隨掃隨有，當以平常心待之。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