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本《禮記》金履祥批點可謂宋元儒者標抹讀經傳統的生動寫照，其所討論，多為宋代禮學常說，讀者藉此得以領略一時學術風尚。撫本不僅是履祥學習《禮記》的讀本，更是其從事研究與撰述所參考的書本。履祥所讀雖為鄭玄注本，然脫離鄭注對《禮記》的解釋與限定，時以朱子禮學體系和《儀禮經傳通解》的文本結構思考和理解經文，是為履祥批注的顯著特點。
南宋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刊《禮記》鄭氏注二十卷，附刻《釋文》四卷，此即世所艷稱撫本《禮記》者。此本半葉十行，行十六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四周雙邊。原書卷後有刻書人銜名一葉，題“撫州公使庫新刊注禮記二十卷並釋文四卷”，以下銜名七行，末署“淳熙四年二月”。裝匠誤將此葉裝入《釋文》首，而《釋文》與《禮記》曾經分別流傳，學者遂不知原書為何本。乾隆年間，顧千里從兄顧抱沖先收得撫本《禮記》，後復收得《釋文》，顧氏遂得考定此本為淳熙四年撫州公使庫刻本，并有跋語。此本旋歸汪士鐘藝雲書舍，咸豐間汪氏書先後被楊以增，瞿鏞收購。此本遂分藏南瞿北楊，《禮記》歸楊以增海源閣，爲楊氏四經四史之齋藏宋本四經之一；《釋文》藏瞿氏鐵琴銅劍樓。嗣後，《禮記》由楊氏歸北京圖書館，《釋文》由瞿氏散出，爲陳清華收得，亦歸北京圖書館。
此本傅增湘以為“撫州原刊，無補版，初印精善”，趙萬里亦云“此書初印精湛，無一補版，在撫本中，當推甲選”，而《撫本禮記鄭注考異》已提示有補版。學者據《黃氏日抄》有咸淳九年（1273）《修撫州六經跋》《修撫州儀禮跋》，定此為宋淳熙四年（1177年）撫州公使庫刻，咸淳九年（1273）高夢炎重修本。清嘉慶十一年（1806）張敦仁重刻撫本《禮記》，并作《撫本考異》，影響較大。惟其時《釋文》倉促未可得，遂用通志堂翻單本足之。近有《古逸叢書三編》景印本，不收《釋文》。《中華再造善本》唐宋編經部收錄此本，《禮記》與《釋文》別行。
撫本《禮記》及《釋文》尚有另一傳本，《禮記》殘本八卷現藏台北“國家”圖書館、《釋文》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俱經數次修補，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頗有異同。
撫本《禮記》向稱善本，學者已有定論，茲不具言。往昔傅增湘先生嘗目驗此本，謂“行間眉端墨書爲宋人手跡，至可寶也。”此所謂“宋人手跡”者，據筆者推測，乃宋元之際金華學者金履祥所作之批點，惜乎迄今尚無撰專文加以探討者。筆者讀書不能知大誼，且以金氏批點為對象，畧述其價值與特色。
01撫本《禮記》批點作者檢證
初讀此本批點，止見其援據宋賢之說不遺餘力，而不易知其作者。程子（伊川先生）、朱子（或稱“文公”，間引《語錄》，引《儀禮經傳通解》之說，則稱《儀禮》或《通解》）、王介甫、胡明仲、陳止齋、秀巖李氏（或稱“李氏心傳”、李氏）、黃勉齋、慈溪黃氏諸家之說，皆在徵引之列。細讀之，則有自署“履祥按”者凡五處，故知批點者名“履祥”。此本之批點為一人所作，殆無可疑。不妨假設此本之批點者為宋末元初學者金履祥，而以金履祥的現存著作檢驗其與此本批語內容觀點的匹配性。
今檢此本卷三《檀弓下》“悼公之喪”章：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能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履祥眉批云：
三家於君殺禮，孟敬子任情失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孟氏之得諡為“敬”，其亦因曾子戒而能敬也與？
履祥批語所謂“鄙倍之戒”，典出《論語·泰伯》篇：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逺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考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卷四“若夫籩豆之事”節云：
《朱子語錄》疑孟敬子平日必加詳於器數之末者，故曾子勉其以敬身為本。履祥攷之《檀弓》，則孟敬子本直情徑行之人，其後必因曾子將死丁寧之意，而後改爾。“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我則食食。”其任情棄禮如此，生不能事，死又薄之，宜曾子諄諄有鄙倍之戒也。蓋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謂其百乘之家禮器有司俱備，但慢鄙倍之氣不除，則非行禮之人爾。其後敬子卒諡為“敬”，其因曾子之言而改者歟。
此處所云與上述履祥批註若合符節，惟文辭詳略不同耳。如果孤立看待“履祥考之《檀弓》”一語，止知其參考了《禮記》這部書，而由上述批點可知，履祥所參考者，正乃撫本《禮記》。此非孤證，卷三《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章：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履祥眉批云：
夫子不責其喪歌，而他日責其夷俟，蓋小過當規，而大過當絕，故隱之也。
原壤母死而歌自是此章所載之事，而履祥所謂“夷俟”，典出《論語·憲問》篇：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
金履祥《論語集注考證》（卷七）云：
原壤，事見《檀弓》，責其喪歌則過大而當絕，責其夷俟則因小以責大，非止為夷踞也。
《考證》所言雖與批注小異，而大旨則同。由以上二例，確定撫本《禮記》之批點為宋末學者金履祥所作，殆無疑義。筆者認為，撫本不僅是金履祥學習《禮記》的書本，更是其從事研究與著述所參考的版本。
金履祥（1232—1303），字吉父，號桐陽叔子，又號次農，筑室浙江蘭溪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幼而敏睿，比長益自策勵，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年二十三，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為朱子四傳弟子。履祥生當有宋極衰之時，空負懷抱，鼎革後遂絕意仕進，著書講學以終，事具《元史》本傳。又據門人柳貫所撰《行狀》，履祥著有《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孟集注考證》十七卷，《尚書表注》二卷；《資治通鑒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又有《昨非存槀》、《仁山新槀》、《仁山亂槀》、《仁山噫藁》，今有《仁山集》六卷行世。另有《書經注》（或稱《尚書注》）十二卷，學者或以為好事者掇拾《通鑒前編》而成，未知然否。
02
撫本《禮記》金氏批點簡述
昔賢讀書，隨文批註，蓋為常事。宋、元儒者筆抹標點讀經，更是蔚為風氣。已經有學者指出，呂祖謙繼承家學而有《古文關鍵》之作，以及朱子讀經的標抹法和觀念，直接影響了金華諸儒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讀經治經的方法，形成一脈相承的標抹讀經傳統。他们通过圈、点、抹、画等标示符号分析經書文本，在書本的天头地脚、字里行间，施以夹注，旁批，眉批，尾论，或考證文字，或揭示章旨，或詮釋義理，或分析篇章結構、文意脈絡，或申發議論、考辨是非，不一而足。
撫本《禮記》金履祥所作之批點，既有圈點，又有批註：凡圈點皆以朱筆，或點斷句絕、或畫段分節、或圈發四聲；凡批註皆以墨書，釋篇名，題章旨，辨句讀，校疑誤（異同），注音切，考事跡，疑經文，發議論，內容廣泛，所涉多端。金履祥遠紹紫陽之學，近承何、王之緒，不惟以標抹之法讀經，更以之為著述之體。所著《尚書表注》二卷集中體現了履祥標抹評點經書的做法，自序稱其例曰：“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㣲，事為之槩，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詁經之書，千載而下，《表注》之體可謂罕見，故四庫館臣有“於古來著經之家，別為一體”之論。吾輩讀《尚書表注》，於其獨特體例不免感到詫異，及讀撫本《禮記》金氏批點，始知此等做法乃當時學者讀書治經之常態。
值得注意的是，撫本《禮記》為單注本，附刻《釋文》四卷，而履祥之圈點僅止於經文，鄭注、《釋文》不與焉。由此或可想見，履祥閱讀此本，於鄭注未必一一看過，當別有他書為其所參考。觀其間於難字旁批註音釋，多與《經典釋文》之音切不同，而與稍後之陳氏《禮記集說》同，則知《釋文》亦非其所參考者。宋代有官修《廣韻》、《集韻》，更有供科考使用之《韻略》，學者多依之。廖氏世綵堂刻九經，《論》《孟》《學》《庸》并附朱子音於各章之末。元初岳氏《沿革例》對《釋文》提出批評，其校刻九經三傳，音釋頗參考毛晃《韻略》加以增損。《釋文》之不為履祥參考，又非止音切而已。此本卷十七《緇衣》篇篇首，履祥眉批云：
秀巖李氏曰：“劉瓛曰：‘此篇公尼仲子所作’。”
劉氏說為《經典釋文》所引，撫本《禮記》雖附刻《釋文》，然履祥直據李氏引證之說，足見《釋文》不為履祥所參考。
（一）圈點舉例
此本經文，皆經圈點。凡圈點，皆以朱筆，或點斷句絕、或畫段分節、或圈發四聲。觀其於語氣需暫停處，則點於字之中間，於句末當絕處，則點於字之右下角，與毛晃《增修互注韻略》卷四〈候韻〉“讀”字下所言相合：
讀，句讀。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今秘書省校書式，凡句絕則點於字之旁，讀分則點於字之中間是也。
如毛氏所言，此法本于秘書省校書式，學者相沿傳習，此其一。
其二，《沿革例·音釋》篇謂“音有平上去入之殊，則隨音圈發”，履祥於一字有數聲者亦然。具體做法是，在字之四角標圈，左下角代表平聲，左上角代表上聲，右上角代表去聲，右下角代表入聲。此乃宋人標四聲的通俗做法，宋刻《南華真經注》行間眉上有宋人手校（據趙萬里說），圈標四聲之法與此同。此外，建安余仁仲刻《春秋公羊解詁》、《春秋榖梁傳》并將四聲圈發符號刻入。
其三，段畫分節，即於當分節處以一橫畫標示之。段畫或於經文之下，或於當句經文鄭注之下，不盡統一。舉例如下：
例1：曲禮曰（旁點）毋不敬（旁點）儼若思（旁點）安定辭（旁點）安民哉（段畫）敖（中點）不可長（左上角標圈、旁點）欲（中點）不可從（右上角標圈，旁點）志（中點）不可滿（旁點）樂（中點）不可極（段畫）
例2：夫（左下角標圈）禮者（中點）所以定親疏（中點）決嫌疑（中點）別（右下角標圈）同異（中點）明是非也（段畫）
（二）批註例析
此本除《中庸》《大學》兩篇外，其餘各篇皆經批注。履祥批註，或釋篇題，或題章旨，或辨句讀，或校疑誤（異同），或注音切，或考事跡，或疑經文，或證他書。綜觀履祥所作之討論，多為宋代經學常說，本身不具備多大的學術價值。其獨特意義，乃在真實再現當時學者學習禮書之情狀，讀者因之可見一代學術之風尚。
1、《中庸》《大學》歸入朱學範疇
此本《中庸》《大學》二篇履祥既無圈點，又無批注，值得注意。程子倡導《中庸》《大學》在先，朱子改定《學》《庸》章句之後，朱學之徒咸奉為圭臬，家傳而戶誦。與履祥同時代而稍後的學者陳澔著《禮記集說》，其於《中庸》《大學》闕而不注，亦用朱子《章句》，云：“《大學》《中庸》已列《四書》，故不具載。” 學者著書如此，履祥在學習《禮記》之時亦如之，其於《學》《庸》既無句讀，復無批語，可見他未嘗披閱此本《中庸》《大學》部份。作為金華朱學在宋元之際的重要繼承者，履祥心目中的《學》《庸》止是作為《四書》的重要組成部份，而非《禮記》不可或缺之文本內容，要學習《學》《庸》，首當參考者自是朱子《章句》。履祥發揮朱子《大學章句》之義，著有《大學章句疏義》二卷，《四庫提要》以為“朱子之功臣”，於《中庸》則“有標抹，又推所得于何、王者，與其己意并載之”，足見其於《學》《庸》俱已擺落漢唐注疏，直接朱子之學。
至於清代，孫希旦《禮記集解》錄《中庸》《大學》篇名而注曰：“朱子章句”，亦用陳氏之法，并不錄經文。朱彬《禮記訓纂》雖錄經文，而不加訓釋。有學者撰文討論清人禮書，批評孫希旦諸儒囿於陳氏“陋習”，而無意於瞭解其所以如此之故。
2、履祥所見“今本”疑與陳澔《禮記集說》底本同
此外，細繹履祥批語，亦有足供討論版本之信息，今舉一例：
卷五《月令》“是月也樹木方盛”章：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
履祥眉批云：
“命”上有“乃”字，今本無。
阮元《禮記注疏校勘記》云：
“乃”，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陳澔《集說》本脫乃字。《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皆有“乃”字。
現存諸本中唯陳澔《禮記集說》無“乃”字，阮校以為陳氏誤脫，今知履祥所見“今本”亦無“乃”字。遍閱履祥批註，云“今本”者唯此一處，究竟何謂“今本”？以意言之，“今本”可以是當代刻印之《禮記》版本，亦可泛稱當代之著述，此處當指前者。既然履祥所見“今本”無“乃”字，與陳澔《集說》本同，故知陳氏所據底本已無“乃”字，非是陳氏誤脫。履祥以“今本”而不以具體稱謂說明其所參考之版本，可以肯定此本在當時頗為通行，為世所知者。問題是，此無“乃”字之“今本”究為何本（書），而為金履祥、陳澔諸儒所參考取信。
履祥批註中，有“某當作某”之校例，筆者推測，此當是以撫本與上述“今本”對校，而以“今本”為正字。如卷九《玉藻》“笏天子以球玉”章：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大廟說笏，非古也。
履祥批注：
“古”當作“禮”。
卷十七《緇衣》篇“子曰有國者章義 惡”章：
子曰：有國者章義 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履祥批語：
義當作善。
此二章中，陳氏《集說》“古”作“禮”，“義”作“善”，與履祥意見相合，想是其所據底本如此。履祥之出校，並不意味著他對經文意義有不同看法。筆者傾向於認為，當時應有一種權威的“定本”為當世學者所尊信，是故以此為非，以彼為是。如此理解，似於事理較為自然。
下文將討論陳氏《集說》參考興國于氏本的情況，履祥所謂“今本”，或即興國于氏本？然陳氏致力於整齊疏通經文，《集說》所據底本當不止一種，今則難以質言之。
03
批註特色——以朱子禮學體系理解《禮記》
履祥學宗程朱，對《四書》學有精深之研究，而禮學非其擅場。正因如此，履祥學習禮書之方法與態度，雖為個案而具有普遍性的意義，足以代表當時一般學者的學禮傾向。今檢此本批註，引據朱子學說最夥，《語錄》《通解》是為履祥學習《禮記》常所參考者。以《通解》的文本結構及朱子禮學體系來理解、思考《禮記》是履祥批註呈現給世人的顯著面貌。
（一）脫離鄭注對《禮記》的解釋與限定
朱子對經書的觀念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其編撰《儀禮經傳通解》，“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構建“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漸進而齊整的禮學體系。自來經書神聖的固執觀念，至此被打破，而群書子史皆可以為經、為記、為傳。經書與群書的界限不再涇渭分明，經書的文本也不再是固定和封閉的，學者根據現實的需要，往往據群書文字而改經書文本。
朱子自撰新經，《通解》既釐析《儀禮》經文，摘錄《記》文，博采群書，納入其“五禮”體系，進而形成“經”、“經記”、“經傳”三種文本組合方式，其於經傳記文之次序自不能無移易。履祥披覽此本，於《通解》對《禮記》文本所作之調整，時加留意，并出批註。其中《內則》一篇，尤為顯例。朱子以為《內則》為古經，當據以補《禮經》之闕，而以群書傳記之說附之。在此種理論與觀念指導下，《通解》改變《小戴》中《內則》篇之固有文本結構，既引《曲禮》《少儀》文補“經”、“記”，又採《家語》《國語》《左傳》《荀子》《列女傳》諸書為“傳”，重組經、記、傳文，凡分九節。首“事親事長”（附記），次“飲食” ，次“男女之別”（附傳），次“夫婦之別”（附傳），次“御妻妾”（附傳），次“胎教”（附傳），次“生子”，次“教子”（附記），次“冠笄嫁娶”。如《內則》篇“后王命冢宰”章，履祥眉批云：
《通解》《內則》第五。《通解》：“后王”止“共帥時”，“子婦孝者”止“與之”，右事親事長。
履祥之意，《小戴》中《內則》為第十二篇，《通解》為第五篇。自“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至“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自“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至“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為《通解》卷三《內則》“事親事長”章。
與此同時，朱子以為內容不符合新經性質的經文則裁出別入他篇，履祥皆詳記之。如《內則》“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章，履祥眉批云：
《通解》別入“五宗篇”。
又如《內則》“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章，履祥眉批云：
《通解》“羹食”以下至“稻米為酏”，並入《五學》篇。
履祥如此不厭其煩記錄《通解》對《禮記》文本的調整，足見其對朱子禮學之敬重。履祥所讀雖為單注本，但他已然脫離鄭玄注對《禮記》的解釋與限定，其引據《通解》，絕非簡單的拿來參考，而是有意識地用《通解》的文本結構來思考經文。
（二）以《通解》文本理解經文與以傳統文本思考經文之異同
履祥熟悉《通解》的文本結構和“五禮”體系，并表現出極大的認同感。《學禮》一門，前此未見，為朱子“五禮”體系所特有。此本卷十一《學記》，履祥眉批云：
劉向《別錄》屬通論。文公《儀禮》入《學禮》。
又如，卷一《曲禮上》“人生十年曰幼學”章，履祥眉批云：
《通解》入《學禮·少儀》。
此本卷三末（下葉即接《王制》）有三行批識云：
虞氏中云此篇乃漢文帝博士諸生所作○李氏曰：“劉氏《七略》其《本制》、《兵制》、《服制》等篇，今但有一篇，疑小戴所刪。”履祥按：文公《儀禮》有《王制》十篇，蓋得古意。
《王制》孔疏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盧植曾任侍中，世稱盧侍中，“虞氏中”當爲“盧侍中”之訛。履祥此處筆誤，不知該如何解釋。“〈王制〉，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篇”之說，為《史記》〈文帝紀〉裴駰《索隱》所引。今本《禮記》但存《王制》一篇，李氏疑為小戴所刪，當本晉陳邵小戴刪《大戴禮》之俗說，無足為訓。朱子《儀禮集傳集注》（卷二十八至三十七）《王制》有“分土”、“制國”、“王禮”、“王事”、“設官”、“建侯”、“名器”（上下）、“師田”、“刑辟”十門，具有規模，履祥遂以為“得古意”。
履祥閱讀《禮記》，取《通解》所建立的新的經文文本作為參考，而依據《通解》的文本結構理解經文，與依據傳統的經典文本思考經文，得出的結論有時不盡相同。茲舉一例：
《檀弓下》“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呉師”章：
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呉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履祥眉批：
程子不亦為然。《家語》此章之下：“子路怫然而進曰：人臣之節，當君大事，唯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子曰：然如汝言也，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履祥按：《家語》所載詳備，程子似不必疑。
《檀弓》此章至“殺人之中，又有禮焉”即止，而《家語》卷十《子貢問》篇此下又有“子路怫然而進曰”至“吾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一段文字。程子疑“殺人之中又有禮焉”云云，而履祥引《家語》“吾取其不忍殺人之心”以明聖人之心思在此。履祥按語雖稱“《家語》所載詳備”，其所參考，當非《家語》原書，而是朱子《通解》。《通解》（卷三十六）於此章正據《家語》〈子貢問〉篇補足經文。甚或可以說，《通解》此處是用《子貢問》篇替代了《檀弓》原有的經文組織，而形成新的經文結構。作為經的《檀弓》與作為子書的《家語》，因為《通解》對二者的糅合整齊，存在於人們觀念中的“經”與“非經”之間的鴻溝得以彌縫。《通解》作為一種新的經書文本得到學者的尊信，履祥依據《通解》本的經文結構思考經文，以為前後連貫，意義完備，故不必疑；程子以《禮記》傳統的經文結構理解經文，故覺其可疑。程子之疑，與履祥之以為不必疑，是面對兩種不同的經書文本形態所產生的不同選擇。
撫本《禮記》金履祥批點，為我們提供了儒先學習禮書的鮮活樣本。吾輩生於七百年後，猶得以追溯昔賢讀書思考之過程，筆者因以為樂。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