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说，没有哪一条美德被他遗漏，他的每一条语录都关系到人类的幸福”，这句话是欧洲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说的。昨日，在蛇口明华国际会议中心的一个特别会场——“《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东亚及国内的50余位经学家、古籍整理专家，给予《儒藏》工程以极高评价。据了解，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儒藏》工程的重要子项目——大型研究性工程“儒家经典与儒家思想”100种研究典籍也同时启动。

儒学各学科的带头人们昨日济济一堂，共议收获相互交流。

精华编第二批成果问世

自2004年正式启动以来，儒学文献大型丛书《儒藏》工程的进展就一直广受外界关注。在昨天的第四次《儒藏》主编会议上，精华编第109册《经部四书类四书•总义之属》和第220册《集部》样书面世。这是精华编的第二批成果，至此，《儒藏》编纂工程最先推岀的成果已有4册。

据《儒藏》工程首席专家、总编纂之一的汤一介教授介绍，《儒藏》精华编共281册，收入典籍461种。加上日本、韩国、越南三国的儒学典籍，精华编将达到近600种。预计明年2月之前还将正式出版6册，2008年将陆续出版26册，全部精华编将于2010年前出版完成。在2亿字的精华编完成后，还将继续岀版12亿字的大全本，预计于2020年左右完成编辑。

此次推出的《儒藏》精华编第109册和第220册，分别收入朱熹辑撰之《论孟精义》和集部著作2种，所收文献均为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儒学著作。其中，《论孟精义》是继第104册《儒藏》精华编出版的又一部"经部四书类”著作，为“四书总义之属”的第一册。而第220册的作者都是北宋时期学者，第一种是吕大临等兄弟四人著作的合集，定名为《蓝田吕氏遗着辑校》；另一种是周行己的《浮沚集》。

“我们釆用了最难也是最笨的办法”

“《儒藏》的成败，关键在于质最。”《儒藏》样书的主要编纂者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钦善教授在发言时多次强调，之所以要反复退稿，正是因为《儒藏》工程功在千秋的重要价值。据了解，截至11月26日，《儒藏》编纂中心已经收到书稿165种，达到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2006年以前共收到书稿82部，仅今年一年就收到83部。而经过《儒藏》编纂中心初审通过的有151种，进入通审只有82种。反复退稿，反复校订，反复推敲；质用正是这次会议的一个中心议题。孙教授提醒编纂者要处处谨慎，对待儒学经典更要“诚惶诚恐”。

的确，要以标点本加校勘记的形式，而不是采用当今风行的影印方式来编《儒藏》，其难度相当之大。“毛病”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儒藏》工程的历史和世界意义与价值又使得即使是一个标点的错误，都将成为一处“硬伤”。“我们采用了最难也是最笨的办法。”但孙教授也表示,即使会被挑出很多问题，也不能不做。因为影印的方式无法添加新的学术含量，只能是重复，而《儒藏》再去做这样的重复，没有意义。

为了确保质量，《儒藏》编纂中心已经在北京、上海分别成立了两个“专家组”，两套班子，同时通审。北京专家组包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资深老编审，上海古籍出版社、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批资深老编审则组成了上海专家组。“专家组”从审核到标点，甚至有改动权力。"有能力校勘《儒藏》的老编审也已经越来越少，这也是一种‘抢救人才’。”孙钦善说。

东亚儒家文化圈合力编《儒藏》

《儒藏》是首次涵盖东亚儒家文化的系统工程，其意义不仅仅基于中国，而是面对东亚儒家大文化圈，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此次会议，几位来自韩国成均馆、中央大学、西江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的海外学者，介绍了各国在《儒藏》编纂中承担的工作，以及本国的儒学研究现状。

来自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史部”的掌门人户川芳郎，在日汉学界地位崇高。他率领的日本编纂委员会在2005年秋天加入了《儒藏》工程。据了解，2005至2010年期间，日本将同韩国、越南等国共同完成50-100部以汉文体撰述的重要儒学经典的整理工作。目前，日本编纂委员会已召开两次会议，选定了40种儒学文献的"精华编”部分（2010年以前完成），底本及校勘资料已分发到编纂者手中。

来自韩国中央大学的梁承武，是韩国儒学研究会会长。他认为，《儒藏》精华本的选定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课题。韩国的《儒藏》编纂以古代（三国）到近代（1911年）活动的韩国儒家代表人物和他们执笔的儒学典籍及历代主要儒家文集为对象，选取韩国儒学特色鲜明及具有校高学术价值的儒学思想篇章，目前正在选目阶段，预计将选定约50种。

越南的《儒藏》编纂工作则先行一步。据越南儒学带头人阮金山介绍，目前已选定《书经衍义》、《春秋管见》、《论语愚按》、《圣训》、《族约-家规》等10册精华编，初稿可于明年5月完成。

转载自《深圳商报》（2007年12月2日 A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