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本是东方一种古老的学术文化，上世纪70年代东亚经济腾飞，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亚发展的斐然成绩，不仅令西方经济界瞠目，显示出一种有别于欧洲“集团主义人文类型”的现代化模式，而且使得许多西方人士意识到：亚洲今天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革背后，有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历史背景。而儒学，正是这一背景中的关键所在。

昨天，几位来自韩国成均馆、中央大学、西江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以及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的海外儒学研究专家，出席了在深圳举行的“《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家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借此契机，本报记者专访了日本东京大学“中国文史部”掌门人户川芳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并听取了韩国儒学研究会会长梁承武的发言，他们纵论海外儒学现状，为中国国学研究提供了可贵借鉴。

“国学热”是好事，中坚力量是知识分子

阮金山认为，中国的“国学热”是好事，思想层面的讨论十分有益。前几年，他通过中国报纸了解到中国加入WTO的详尽过程，“这表明中国开始融入全球一体化的浪潮。经济格局在变，思想意识的变化是必然的。在东西方思想加速碰撞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考虑和顾及到了自己的传统，他们首先想到了自己的国学，发现了国学对中国现代发展战略的影响，表明了对自己古代遗产的理解，表达了关于当代文化的基本诉求，不是好事吗？”阮金山强调说，中国国学的精髓，应该是儒学，儒学里面有不少好的合理的东西，伴随着中国的开放，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儒学的扬弃，儒学合理、进步的部分必将发扬光大，对此，他十分期待。

户川芳郎也表示，中国目前的“国学热”是在拯救和弘扬自己固有的传统文化，“其中的中坚力量是那些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我很欣慰，对中国学者怀有深深的敬意。”

户川芳郎

各国“国学”大不同，中国儒学影响深远

东亚各国是否也出现过类似的“国学热”，抑或国学也曾遭遇过起起落落？户川芳郎告诉记者，日本很早就有“国学”的提法，但这个“国学”不是中国的国学，而是日本国的国学，倡导者是本居宣长（1730-1801）。他通过考据日本经典，确立了彻底抵制儒学、“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发现并阐扬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主张专制与排外，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粹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就使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走向歧途，直至发动了那场战争，至今让日本人反思。

而自明治维新以后，中国学在日本不称为儒学，而称为“汉学”，“儒学”这个名称只是在以“儒”为研究对象时才用，于是就逐渐被大众荒疏了。人们在讲述或表达伦理观（如“三纲五常”、“忠君爱国”）时倒是常说起“儒教”，这大概是“三教”的思维惯性使然，久而久之，日本学者和中国学者就有了概念上的巨大分别。户川芳郎指出，日本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从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一段“兴亚”与“脱亚”相互交织的历史。

在越南，则尚未出现类似的“国学热”，阮金山遗憾地说，越南儒学界一直很平静，这与越南复杂的国情有关。中古以后，除儒学而外，佛教、道教对越南影响很深，尤其是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教育、科举对越南影响深远；近100年来，法国、美国等西方文化又给了越南深切冲击，但“中国的儒学、印度的佛学对越南人思想道德、家庭伦理、社会观念的影响，不可小视。”阮金山说，越南是个小国，真正研究儒学的并不多，大约一百人左右。

阮金山

韩国至今推广儒学十分兴盛

谈到各国的儒学现状，韩国大概是推广儒学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梁承武在发言中介绍，根据韩国史第一史料《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公元372年），儒教就在南方社会担当起了教育功能，掌管培养人才、录用官吏等事务，最终被接受成为国家的统治理念。直到朝鲜时代崇儒抑佛，儒教便上升为国教，支配了整个思想界。直到今天，韩国“以儒教为国教”的现状仍在持续。继承了太学嫡统的成均馆今天依然存在，它内设儒学大学和儒学大学院，祭祀的技能照原样维持下来。全国仍保存234处乡校、300余处书院，以及儒道会的组织结构。韩国的儒学研究团体也相当兴盛，不断推广儒学。

梁承武

各国儒学都从中国“拿来”

日本、朝鲜、韩国、越南，以至于东南亚，长久以来受到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上存在的儒家大文化圈。在这个圈内，如何有效振兴儒学？阮金山认为，儒家思想是世界的儒家思想，不仅仅中国自己所独有，韩国、曰本、越南都有自己的“孔子”，换言之，有些国家早就根据自己的实际，实现了儒家本土化，或者“儒家现代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越南，知识分子们也在参照自己固有的文明，思考着民族将来的文化，将来的道德。越南已故的陈廷厚教授所著《从传统到现代》这部书对越南人影响很深，便是一个例子。

户川芳郎则坦率地说，中国从历史上就以自己的儒学为中心，不断向东亚辐射，今天依然如此，曰本、韩国、越南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是从中国文化“拿来”。今天，中国学者给这套儒家文化巨典定名《儒藏》，海外学者都没有争议。

转载自《深圳商报》（2007年1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