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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讲座
讲座纪要
儒藏讲坛(7)纪要│董婧宸:《说文解字》大徐本的流传与刊刻


2019年6月13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第七期“儒藏讲坛”隆重开讲。本期主讲人爲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董婧宸老师,题目为“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流传与刊刻”,由《儒藏》中心张丽娟老师主持。

本次讲座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缘起,介绍董老师研究《说文》版本系统的缘起,简介《说文》版本系统的形成和基本知识;第二部分是关于北宋徐铉校定《说文解字》和宋元递修本《说文》的版本问题;第三部分考察清代前期影响较大的汲古阁大字本相关问题;第四部分讨论清代小字本《说文》翻刻本,包括藤花榭本、平津馆本及其翻刻本;第五部分阐述《说文》的版本源流与《说文》学研究的互动关係。

一、缘起

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徐铉等人奉诏校定《说文》,并下国子监刊版。由于修版、补版、翻刻,形成了《说文》版本差异。重要的《说文》刊本,往往与小学家、藏书家、校勘家的相互交流有著非常密切的关係,形成了不同的版本源流。每一个刊本背后,特别是清代的《说文》刊本,事实上也反映著不同的校勘理念和校勘成果。

现存的主要版本或其分支,包括唐本(李阳冰《刊定説文三十卷》)、大徐本(徐铉《说文解字》)、小徐本(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李焘《说文解字五音韵谱》等。本次讲座关注的是大徐本。

二、宋本《説文解字》的版本问题

董老师首先论述了徐铉校定《说文》与北宋监本的诞生。崇文院和国子监是北宋的中央藏书校书和出版机构,崇文院下有昭文、史馆、集贤院,与祕阁合称“馆阁”。据徐铉《上说文表》可知,大徐本的校定底本为“集书正副本”(即集贤院藏书)及群臣家藏的写本。在校定内容方面,徐铉等人的工作包括:大徐十九篆收入正篆;402条“新附字”收入部末;对部分内容增加注释(题李阳冰、徐锴、徐铉);依据孙愐《唐韵》增加反切;增加标目,分为三十卷。大徐本经过校定后,下国子监刊版。大徐本的产生,不仅促进了《说文》的流传,也成为后世流传的版本之始祖。宋代的官修字书、韵书中所收录的《说文》,事实上也都是以大徐本为主要依据。

关于《说文》宋本的著录与流传,由于《说文》旧椠板式狭凑,清人多称为“小字本”(与汲古阁“大字本”相对)。目前存世的宋本共八帙,其中国图额勒布旧藏本、湘图叶启勋叶启发旧藏本、静嘉堂文库王昶旧藏本、国图黄姬水旧藏本,较为完整;杏雨书屋内藤湖南旧藏本、北大赵宧光钱曾旧藏本、台图宋葆淳旧藏本、国图周叔弢本为残本。另外,清人记载中,还包括周锡瓒本、叶万抄本、钱侗影抄王昶本(今藏上图)等重要的小字本《说文》。

清人在《说文》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小字本《说文》不同印本中的文字异文和版式差异,如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指出:“三小字宋本(周锡瓒本、王昶本、叶万抄本)不出一椠,故大略相同而微有异。”对宋本《说文》版本研究,前贤时彦已有许多重要成果,但还有一些分歧和不足,如採用了有文字改动的翻刻本或影印本、未充分区别宋本《说文》上的版刻异文和非版刻异文、版本研究与《説文》研究的结合不够充分等,造成了对《说文》各本的刷印先后、版本性质的判断的一些疏失。

根据板片、刻工、文字和相关文献记述,存世的小字本《说文》有早修本和晚修本的差别。杏雨书屋本、额勒布本、黄姬水本及周锡瓒本为早修本,经过元代一次修补版;叶启勋本、钱曾本、王昶本、周叔弢本、宋葆淳本及叶万抄本的祖本为晚修本,经过元代两次修补版。各本之间,既有因修补版造成的版刻差异,亦间有因描润、抄补造成的非版刻差异。

从版本源流看,存世的南宋刻元代递修的小字本《说文》,祖出北宋监本,南宋前期刻于杭州地区,元代版移西湖书院。宋代可辨的刻工,集中在宁宗时期,元代有两次修版,第一次在大德五年(1301)前后(即早修本),第二次可能在至正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1361—1362)(即晚修本)。第二次修版规模较大,多取其他字书、韵书并随文修改,校改质量不高。清人校勘时所引的宋本差异,除抄补、描润外,多由于《说文》早修本和晚修本的版本差异所致。

厘清《说文》宋元递修本的版本差异,能在版本学上推动对西湖书院参与刊刻、修补的相关版本的研究,也有助于明确清代学者流传的相关宋本的具体印次,并推进对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刊刻底本、刊刻过程的认识。

三、汲古阁本的刊刻及其影响

汲古阁本是清代第一个始一终亥本的《说文》刊本,清人称为“大字本”,清代初年流通最广。从段玉裁《汲古阁说文订》以来,即注意到汲古阁本的印本复杂。结合前人研究和董老师经眼的情况看,存世的汲古阁本,至少可以区别为五次剜改以前的试印本、初印甲本、初印乙本,及五次剜改以后的初修印本、后印本等不同的印次。

从版本源流看,今藏南图的汲古阁本试印本上,有毛扆校跋,透露出汲古阁本刊成,在康熙四十三年前后。比较汲古阁本试印本和赵均抄本残卷、小字本《说文》可知,汲古阁本试印本上的篆形、说解,呈现出以赵抄本为底色,又曾据小字本、小徐本等他本校改后的面貌。可以推测,汲古阁本的写样底本,为赵均抄本或同祖的抄本,并曾以小字本《说文》校改,或在毛晋时即已经完成;同时,康熙四十三年校改试印本时,毛扆手边已无毛晋旧藏的小字本《说文》,故多取《系传》,参以其他字书、韵书校改。毛扆在试印本上的校改,大部分已吸收入初印甲本。康熙五十二年,毛扆第五次剜改汲古阁本时,取印次为初印甲本的某一个印本作校样进行校改。正如段玉裁所指出的,“四次以前,微有挍改,至五次则挍改特多,往往取诸小徐《系传》,亦间用他书”。第五次剜改之后的后印本,是乾嘉时期的通行本,也是朱筠椒华吟舫本和乾嘉时期几个汲古阁翻刻本的源头。

四、清代仿宋翻刻小字本《说文》

嘉庆二年,段玉裁作《汲古阁说文订》的初衷,是为给学者提供基于汲古阁本的校勘成果,而该书所揭橥的宋本《说文》,促成了依宋本行款翻刻的小字本《说文》的面世。

额勒布藤花榭刊本刊成于嘉庆十二年,学界亦称“鲍本”,板式略大于宋板,《书目答问》称“藤花榭额氏刻中字本”。其底本实为额勒布所藏早修本。但藤花榭本刊刻时曾参考毛氏汲古阁本及《汲古阁说文订》的“宋本”(晚修本的王昶本异文)进行校改,形成了较为复杂的文本面貌。

孙星衍刊平津馆本《说文解字》时,原拟包括翻刻宋本、撰写校勘记两项工作。翻刻宋本的工作,从书札题跋看,平津馆本的底本,实为孙星衍自额勒布处借得的宋小字本,但由于此时藤花榭本已经刊成,孙星衍不便明言其底本。尽管孙本封面题“嘉庆甲子”(嘉庆九年),但从相关材料看,平津馆本《说文》实际由顾广圻在苏州主持,约嘉庆十五年左右刊成。

孙本的校勘记,肇端于嘉庆初年姚文田、严可均所辑“群书引说文类”,至嘉庆十一年,严可均馆于孙星衍山东平津馆,又以辑佚材料为基础,重加案断,形成初稿。嘉庆十二年,孙星衍以严可均校语过录于大字本《说文》,嘉庆十四年吸收严说收入《重刊序》。嘉庆十五年孙本刊成后,顾广圻曾覆核严可均所引的《说文》、《系传》及字书、类书、他书引文,全面订正严可均校语的引文讹误,但校勘记的相关工作,约在嘉庆十九年终止,最终未能刊成。严可均在孙星衍去世后刊成的《说文校议》、同人传抄的顾广圻《顾氏说文学二种》,是严可均、顾广圻在平津馆本中刊刻时的不同校勘工作和校勘理念的反映。

平津馆本《说文》,由孙星衍、顾广圻主持,以“不校校之”理念,基本依额勒布旧藏宋小字本的板式、文字忠实翻刻,故《书目答问》有“孙本最善”之论。清代后期,陶升甫刻本、丁艮善刻本、蒋瑞堂刻本等本,依孙本行款翻刻;陈昌治本则据孙本文字,改爲一行一篆,成为今天通行的《说文》版本。

五、《说文》版本背后的《说文》学史

在清代《说文》学的背景之下,每一个《说文》刊本,既以同时代的《说文》研究为基础,也受制于刊刻主持者所能获见的版本和校勘理念。同时,清代学者的《说文》研究,既以各自的研究理念、同时代的《说文》学研究基础为背景,也受制于其所能获见的版本。

在清代《说文》的研究和刊刻中,也反映出不同学人在本校、他校、理校等不同校勘理念下的碰撞。清代《说文》校勘著作众多,核验相关底本可知,有的学者是亲自校勘,有些则过录他人的校勘成果,因此,在研究和使用清代校勘时,也要加以甄别。

在自由讨论阶段,与会老师和同学们围绕大徐本《说文解字》的流传与刊刻,以及版本研究与学术史研究的互动、版本研究方法论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董老师一一做了回应。《儒藏》中心甘祥满老师代表“儒藏讲坛”赠送董婧宸老师《儒藏》精华编样书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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